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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小书面前,数十年来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不禁有些黯然失色了。
《笑谈大先生》收录陈丹青有关鲁迅的七次演讲,虽不过数万言,却在浩瀚的鲁迅研究的边上,辟出新的境界。
作者将鲁迅重新放置回“民国的风景”中,与其说是“还原”了鲁迅,不如说是为一个人、一个时代重新注入灵光。
《笑谈大先生》由陈丹青亲手设计,收录照片、插图数十幅,精印精装,堪称不容错过的收藏级版本。
内容简介
《笑谈大先生》收录作者近年来关于鲁迅的七次演讲文稿。虽不过数万言,却在浩瀚的鲁迅研究的边上,辟出新的境界。论者或称它“还原”了鲁迅,或称它“唤回”了鲁迅;而对于作者,这样的公开谈论大先生,或许更类似于一种还愿。
作者简介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著名油画家、作家,是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批评者之一。 2000年回国,任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07年卸去教职。其间,因辞职事件及公开批评教育现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成为舆论一时焦点,更被媒体推崇为影响中国的五十位知识分子之一。除了教育,他对城市、影像、传媒等文化领域的诸多现象亦有独到见解和批评。 著有《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外国音乐在外国》等。
目录
序
笑谈大先生
鲁迅与死亡
鲁迅是谁?
上海的选择
民国的文人
文学与拯救
鲁迅与美术
漫长的补记
附录 鲁迅的墓园
精彩书摘
民国的文人
——长沙谈鲁迅(部分)
鲁迅交友之广,也是这个演讲中提到了的,但后人在照例的宣传中,只知道他有共产党朋友。鲁迅一生在对待朋友、与朋友相处方面,大致是怎样的性情?
陈:除了不可能查证核实的隐私,没有一位中国作家像鲁迅那样被详详细细暴露在公众面前。由于长期独尊鲁迅,他生前的所有生活记录——日记、书信、大量回忆和旁证——不但全都出版,而且重复出版。诸位如果真要了解鲁迅,可能要比了解任何其他中国作家更方便。这些资料中充满鲁迅对待朋友的故事和细节,诸位有兴趣,很方便查证。
然而长期被政权神化、非人化、政治化,鲁迅反而被过度简化,鲁迅资料中丰富翔实的日常细节,后人视而不见,绝大部分人谈起他,就是好斗、多疑、不宽容。语文教科书长期强迫学生阅读鲁迅,成功地使一代代年轻人厌烦他,疏远他,今日的文艺中青年多半不愿了解他,因为怎样看待鲁迅早已被强行规定,以致几代人对威权的厌烦、冷漠和敷衍,也变成对鲁迅的厌烦、冷漠和敷衍。敷衍一位历史人物,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简化他,给他一个脸谱,很不幸,鲁迅正是一个早已被简化的脸谱。
鲁迅很早就说过,你要灭一个人,一是骂杀,一是捧杀。大家现在看见了,过去半世纪,胡适被骂杀,鲁迅被捧杀。近年情况反了一反,是鲁迅开始被骂,胡适开始被捧,然而还是中国人的老办法:要么骂,要么捧,总不能平实地面对一个人,了解一种学说,看待一段历史。
“兄弟失和是他最难释怀的内伤”,这几乎也可算鲁迅生涯中的一桩超级情感公案。而且,尤具戏剧性的是,他与周作人在进入历史书写中所处的境地,甚至都可以用“神鬼”之别来描述。这个方面,除了失和内情的悬疑,周氏兄弟在对待亲情方面,性格有很大的不同吗?就鲁迅的作品来讲,有涉及这些的吗?
陈:鲁迅不是神,周作人也不是鬼。周作人曾在早年说,自己心中有一个“绅士鬼”,一个“流氓鬼”,这是文学的说法,修辞的巧妙,我们就此说周作人是鬼,那是不懂修辞,不懂文学,别说当不成绅士,恐怕还不如流氓,中国从前的流氓,有性情,会说话,用词很别致。如果因为周作人当过汉奸,就说他是鬼,更不应该。你是陈独秀,是胡适,是周作人的同辈,你或许有资格骂他一句,贬他一贬,到了我们这一代,有什么资格呢?我不认为我有资格责难前辈,看不出我们有什么道德的高度可以遥远地责难一位五四时期的文人——那是多么轻佻的道德姿态。诸位请看看今日中国成千上万的贪官、污吏、黑矿主、王八蛋,那才真是妖魔鬼怪啊。
至于周家兄弟的情感关系,哥哥弟弟都写过。中国从前的规矩,母亲死了,大姐在家就是母亲,父亲死了,大哥就是父亲,担当权威,负起责任。鲁迅的父亲早死,此后一生,他一直是位好哥哥,不摆权威,尽责任。他留学回来,接母亲到北京,给弟弟在北大安排教职,北京两处房产是他的薪水盖起来。弟弟得病,他比弟弟还急,后来写在《兄弟》这篇小说里。但是彼此失和,直到去世,在可见的文字中,两兄弟都很得体,即便在大观点大是非上有所暗示,有所表达,也十分厚道,十分守度。从前有句话,叫作“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何况兄弟失和。大家要知道,他们周家兄弟在当时是极端新派的、前卫的文人,但他们的行为大致遵行旧道德,不但他们,英美派海归的为人处世也谨守旧道德的规范。胡适在台湾去世后,蒋介石挽联就说出这层意思,我记不得原话,大致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我们再回头看看从1949年直到今天,中国的文人之间、师生之间、朋友和亲人之间,发生多少卑鄙丑恶、乖张惨痛的故事,像周家兄弟那般失和,像五四文人那种有教养的绝交关系,在今天,寥若晨星。
据说周作人晚景很凄凉,他一生是不是都对鲁迅怀了怨恨之心?
陈:周作人晚年不是凄凉,而是孤立和悲惨。说他孤立,因为建国后他被提前释放,毛泽东批示将他养起来,写回忆,弄翻译,月薪两百元,相当高。但他不再有朋友,不再有社会地位。说他悲惨,是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多年,到“文革”,他就被红卫兵折磨,撵到破屋子里,有个老婆子偷偷伺候他,有一天他在炕上喝完一碗粥,当天就死了。
周作人晚年有一方印章叫作“寿则多辱”,说的是实话。但他刻这方印时,还想不到会领教“文革”时期的侮辱。他因汉奸罪被审判,坐监牢,属于惩罚,不是受辱。
至于他一生是否对鲁迅怨恨,我以为不要随便揣测。即便有怨恨,那也并非是错,因他是鲁迅的弟弟。而像这样的兄弟恩怨,不是外人可以任意揣测的。在座诸位可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但有父母、亲人、好朋友,外人公开揣测议论你们的私人感情关系,你们会同意、会接受吗?
“政治化的鲁迅遗产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输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迹象——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这个意思,就是事实上的鲁迅并不只是诅咒万恶的旧中国,他诅咒之外的东西,可以简要介绍一下吗?
陈:“吃人”的“礼教”,顽劣的“国民性”,军阀统治,国民政府的压迫,等等等等——这些主题,是鲁迅一代知识分子全都诅咒的事物。陈独秀、胡适,当年就是发起反礼教、主张文学革命、呼吁改造国民性的先锋人物。
可是为什么大家只知道鲁迅一个人在“诅咒”呢?就因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和知识遗产,被高度政治化——胡适的知识背景是英美那一套,后来又和国民政府合作,所以他的革命性全部不算,变成反动派;陈独秀因为二十年代末不服苏联的管制,既被共产国际抛弃,又被中共党内打击,所以他的革命性也全部不算,连创建共产党的大功劳也不算。鲁迅死得早,没有介入国民政府,也不是共产党员,而他的“诅咒”具有高度的文学性,他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其他新兴知识分子比不上,所以鲁迅在建国后最有利用价值,最方便被以一种极不道德的方式树立为一个道德的,甚至超道德的形象,来压迫大家。
在这一场巨大的阳谋中,真正被利用的是我们几代人。独尊鲁迅的真目的,是为了使我们无知,不怀疑,盲从意识形态教条。我应该说,我们几代人被成功地利用了。现在一部分人知道被利用,于是掉过头来诅咒鲁迅。
那么鲁迅是否“诅咒”过其他事物呢?第一,鲁迅固然诅咒过古文、礼教之类,但对其他事物,他不是诅咒,而是怀疑、讽刺、批评;第二,他议论过的事物,太多了,譬如文人相轻问题,翻译问题,美术问题,小孩子和妇女问题,留胡子和拍照问题,书籍封面设计和毛笔钢笔问题,等等等等。但他怀疑批判的方式多种多样,有轻重,有曲直,亦庄亦谐,即便他被引述最多的批判命题,也不像长期宣传的那么极端、片面、简单。所以第三,今天议论鲁迅的年轻人,阅读过几本鲁迅的书?阅读过多少其他五四文本?假如阅读过,应该不会有以上问题,不会问鲁迅时代的其他文人是什么状况,鲁迅怎样对待他的朋友或兄弟,尤其不该问鲁迅是否还诅咒过其他事物。为什么呢?因为只要阅读鲁迅,阅读那个时代的作品,就不会有以上疑问,即便有,也不是这么问法。
总之,半个世纪的洗脑,弄得本来应该知道的事情,变得不知道,本来蛮清楚的是非,变得不清楚,本来很普通的常识,变得很稀罕。独尊鲁迅的后果,不是我们只知道鲁迅,不知道其他人,而是我们连鲁迅也不知道,也要来问。
我今天回答的,其实都不该是问题,结果都变成问题,要破解这些问题,很简单,请阅读鲁迅。可我从来不劝告别人读鲁迅,因为几代人被逼着读鲁迅,读了等于没读,或者,还不如不读——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扭曲鲁迅,就是我们的被扭曲。
……
前言/序言
自序 (节选)
七回讲演讲下来,我久已存心写写这桩离奇而真实的大公案:胡适,鲁迅,并非古代人,可是不及百年,由民国而共和国,再加台湾岛,前后左右,三种是非观,三份教科书,三组话语场,于是胡适鲁迅分别变成三个人:一位活在民国,一位待在大陆,一位远去台湾。换句话说,倘若民国的文人、49年后的书生、南渡之后的同胞,坐在一起谈胡鲁,怎么说呢,恐怕是一场话语和观念的三岔口。即便三者都爱胡鲁的书,也会被历史的分离所错置,各持文化记忆之一端,彼此难懂,彼此扑空——其实何止胡鲁二位呢,几乎所有民国人物都已被政治的棋局一分为三,活在无数误解正解与新说谬说中。
我不是指国家的统一。我也不相信穿越时间的历史人物居然一如当初——孔夫子或曹孟德果然是经文戏出里的那个人么——鲁迅与胡适离我们实在并不远,倘若文化中国不割离,五四传统不裂变,则胡适鲁迅不该在两岸此消彼长的历史剧情中,忽而被禁绝,忽而成显学,忽而当圣人,忽而作恶魔……面见海婴先生的一刻,我确认鲁迅是一位人父,是阜成门外与山阴路底的居民,是那些手稿与著作的主人。当我结结巴巴试图描述我所望见的鲁迅,我是在说出我的相信与不相信,是在为自己的判断,娓娓辩护。在这辩护过程中,我想象鲁迅与他的敌友们活在众声喧哗的民国。
所以我很少很少谈及鲁迅的文章:他无须辩护。他的自供词与辩护状,就是他写的书。
说来奇怪:自从公开讲过鲁迅后,近年,我竟不很经常念及老先生了。什么缘故呢?而近日校稿,逐篇一过,又发现我关于大先生想要说的话,其实并没说出来。集子里末一篇《鲁迅的墓园》,写在2000年,当时就算借此还了爱敬鲁迅的愿。现在选作附录,顺便再补几句闲话吧:那一次,我在虹口公园注意到毛泽东手书的鲁迅墓碑给两侧的美树遮没了,及后见到海婴先生,他就说,他曾几度向上海市政府申请作修剪,迄今没下落。我暗想:花木无心,遮没了,岂不也好。记得鲁迅初葬的那块碑,字体拙朴,笔锋转折竟有鲁迅手书的圆润而内敛,谁写的呢,动问海婴,原来竟是他七岁丧父时,由母亲扶持着,一字一字亲手写成的。
呜呼!愿有关鲁迅的想象汇聚到1936年吧,那一年,因为弟弟的几句话,雏儿的几个字,鲁迅之为鲁迅,算是有一份平实的交代与存证在,纵然兄弟失和,父子永隔。
2010年12月31日写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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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小书面前,数十年来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不禁有些黯然失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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