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梁啓超魏萬磊 羅伯特·J.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曾在他的作品《雖死猶生:廣島的幸存者》中用“幸存者”(survivor)概念來闡發人的政治心理,認為早年經曆過與親友和同誌生離死彆,自己卻與死神擦肩而過的人通常會産生這種心理。“幸存者”的生存勇氣主要基於兩個方麵,一是對於親友和同誌的歉疚,二對於“不朽”的追求。後來利夫頓又用這種“犧牲政治學”解釋毛澤東晚年“繼續革命論”的心理基礎,獲得很大成功(羅伯特·J.利夫頓《“道”之永生》)。人對死亡的焦慮與對長生的渴望常常是一個硬幣的兩麵。通過對梁啓超晚年生活片段的分析,我們可以看齣,梁啓超也有劫後餘生的“幸存者”情結,但不同的是,他不是希望通過不斷“革命”達到“道”(真理)之永生,而是將不朽與“立言”、“立德”緊密聯係起來。可以說,梁啓超晚年有濃厚的“流亡者情結”,因為長期的流浪生活與他變動不居的個人性格都將影響後人對他自己的評價,所以他對於壽終正寢有著深深的依戀之情,並希望後人給予他穩定如一的評價。 梁啓超25歲之前比較順利,此後便一直過著顛沛流離甚至是極度危險的生活,到瞭50歲時,他已明顯錶露齣瞭“老有所依”的渴望。1922年11月21日晚上,陳伯嚴邀請梁啓超吃飯,拿齣來50年的陳年老酒,梁啓超就多喝瞭幾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