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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全集》早期著作(1882-1898)是在“现代语言协会美国作家版本中心”的指导下,在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出版项目合作研究的支持下完成的一个现代文版本。出版内容包括五卷:一卷涵盖了i882-1888年期间的作品:第二卷(《心理学》).1887年作品:第三卷,1889-1892年作品:第四卷,1893~1894年作品:第五卷,1895-1898年作品。单行本《约翰‘杜威著作导读》提供了杜威全集的导读文章,以及按主题排序的全部著作目录。
一卷早期论文与《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1882-1888)
第二卷:心理学(1887)
第三卷:早期论文与《批判的伦理学理论纲要》(1889-1892)
第四卷:早期论文与《伦理学研究(教学大纲)》(1893-1894)
第五卷:早期论文(1895-1898)
本卷正文中的文本是“原汁原味”的——没有被加上编辑的评注——但丰富的附录材料对那些文本特别有用。附录部分包括杜威所参考的著作和文章的一份完整清单、充分而准确的引文勘误、对各篇日出版史的讨论,以及在范本中制作的校勘列表。“现代语言协会美国作家版本中心”认可《杜威全集:早期著作·第3卷(1889—1892)》编辑工作具有很高的学术和校勘水准,特授印褒奖。这是被如此肯定的第三本非文学类著作,其他两本是本套丛书的一卷《早期论文与莱布尼茨的》以及第二卷《心理学》。
用于指导本版的文本准备的“文本的校勘原则和程序”,是由杰出的文本批评家、弗吉尼亚大学英语系的林登·肯特(LindenKent)纪念教授弗雷德森·鲍尔斯撰文加以描述和解释的,他也是本丛书的文本顾问。
南伊利诺伊大学哲学系的S·莫里斯·埃姆斯撰写了导读,介绍了各篇论文和《批判的伦理学理论纲要》的内容,指出了文章中所提出的各种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表明了这些著作在杜威思想发展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本丛书的编辑顾问委员会除了博伊兹顿夫人和埃姆斯先生外,还包括伊利诺伊大学的乔·R·伯内特、南伊利诺伊大学的韦恩·A·R·雷斯、威廉·R·麦肯齐、弗兰西斯·T·维勒曼与委员会主席刘易斯·E·哈恩,以及乔治·E·阿克斯特尔,他现在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的美国国际大学的荣休教授。
内容简介
杜威早期著作第五卷,也是后一卷,完全由他的论文构成。在1895年至1898年四年期间出现的38篇文章,足以表明杜威继续保持着一个高水平的发表数量。正如他本人所言,他还与詹姆斯·A·麦克莱伦合作完成《数字心理学》,忝列为合著者。因为这本书虽然对杜威的《心理学》有较多的借鉴,但实际上是由麦克莱伦撰写的,故而在这段时期杜威出版的著作中没有包括这本著作。 这些论文是杜威在芝加哥大学深入开展工作与参与活动的成果。杜威在这所大学度过了1894年的后几个月之后,他离开了。他与家人开始了较长时间的欧洲旅行。杜威返回学校以后,接受了新的常规教学任务,担任了哲学与心理学系主任,同时兼任刚刚组建的教育学系主任。 在本卷作品中,有杜威任教三门课的课程提纲和非同寻常的高水平书评,但是研究教育的文章较优,显示出杜威在这个时期特别强调形成与表达他自己的教育哲学。杜威参与了大学初等学校的创建工作,在那里,他发现了哲学的直接表达方式。这些都反映在发表的大量文章中,也体现在杜威对家长和其他对学校有兴趣的团体的一些口头讲演之中。 正如南伊利诺伊大学哲学与教育学教授威廉·R·麦肯齐在本卷导读中指出的,一根主线联系着本卷论文中表面上散漫的内容。麦肯齐教授认定,这根主线就是杜威意图将哲学一方面联合心理学与社会学,另一方面联合教育学。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一时期,杜威在他的作品中似乎寻求的联合是思维和行动的统一。 杜威在当代具有持续影响力和重要意义的若干篇论文,是在这四年里发表的。特别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章有:已经被广泛采用和译成多国文字的《我的教育信条》;作为1896年美国赫尔巴特学会讨论基础的《与意志训练有关的兴趣》;被认定为心理学历史上的里程碑和被作为现代机能心理学起点的《心理学上的反射弧概念》。
目录
中文版序
总序
导读:思维和行动的统一
早期论文
知识问题的意义
伦理学中的形而上学方法
进化和伦理学
构成教育基础的伦理原则
我的教育信条
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
与意志训练有关的兴趣
努力心理学
学校课程的心理学维度
有关数字心理学的一些评论
想象力与表达
教育中的审美因素
应用于教育的儿童研究结论
幼儿园和儿童研究
对当代儿童研究的明智和非明智的批评
对儿童研究的解释
大学附属小学的组织计划
一次教育学的实验
文化纪元论的阐释
初等教育的迷信
高中对于教育方法的影响
作为一门大学学科的教育学
教育伦理学:六次讲座内容纲要
教育心理学:十二次讲座内容纲要
教育学研究通报IB19:教育哲学,1898-1899一冬季刊
书评
《美国的哲学复兴》
《约翰逊通用百科全书》
《对性格的研究》和《从阿瑞斯提普斯到斯宾塞的快乐主义理论》
《数字概念:它的起源和发展》
《情感的进化心理学研究》
《儿童期研究》
《教育的心理学基础》294.
《心理发展中的社会和伦理的解读:一种社会心理学研究》
《对鲍德温社会性解释的反驳:一个答复》
《心理发展中的社会和伦理解读》
杂记
给《芝加哥晚报》编辑的信
数字心理学
关于学校中的历史研究
可靠感
附录
1.实验学校的需要
2.大学的附属学校
3.关于教育学系组织工作的信件和报告
4.委员会就初等教育详细计划的答复报告
法恩对麦克莱伦和杜威合著的《数字心理学》的评论
菲利普斯的《数字及其在心理学上的应用考虑》
鲍德温的《社会性的解释:一个答复》
琼斯报导的《关于教育中审美因素的讨论》
符号代码表
参考书目
文本的校勘原则和程序
文本注释
对范本的校勘
专门校勘表1 《知识问题的意义》
专门校勘表2 《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
专门校勘表3 《应用于教育的儿童研究结论》
引文勘误
断词表
索引
译后记
精彩书摘
正是达西先生为他的伦理学建立形而上学基础的这种努力,成就了该书的突出特征。正是这一点,需要特别引起注意。所有这些经验的最初条件,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当主体主动接近我们时,我们却摸不透它。客体被分离为内在和外在两个部分,前者包括感知、情绪和思想等,后者包括我们周围世界中的一切。当然,客体内在的经验以思维着的主体为内在的先决条件。接下来的推理过程,表明客体外在的部分也具有依赖性。每一个物体通过关系而存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世界万物,只是一个巨大的充满着各种关系的复杂之网。但其本质是,“除了对思考者来说,所有的关系都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关系是“多样性的统一体,因此它不可能脱离主体而存在,它可以从关系中的一个成员转换到另一个成员,并且可以在单个的思想里将它们组合到一起”。因此,“只有当万物起因于认知着主体的综合活动时,万物才存在”。进一步而言,由于事物总是与宇宙中的其他事物以关系的形态而存在,那么,这个事物就真的是“宇宙客体”。因此,自我就是整个经验世界中的统一性原则。 由此,自我是一个统一性的原则,它还是统一性的基本原理。它并不止简单地与客体相关,因为当它具有自我意识的时候,它可以成为自己的客体。它是一个真正的整体,而不是统一体的逻辑原则。迄今,这种语言和方法提醒我们想起了格林,虽然格林在脱离客体的主体与自我的非常明显的一致性上会犹豫不决,也会在拒绝考虑自我的所有感知、情绪和思想上吞吞吐吐。由于这种方法名义上来自康德,也许值得指出的是:康德渴求的不仅仅是主体综合活动的必要性,而且以同样的激情渴求主体能够通过基于多样性的综合活动而具有自我意识和整体意识。但是,达西先生觉得有比这更好的方法。这种理论可能导向主体和经验世界的相互关系学说——似乎是令人讨厌的,会导致泛神论的一种学说——并且从而肯定在客观世界构成中的自我综合活动。达西先生断言,由于自我是有自我意识的,它也完全可以从它所构成的世界中抽象出来。因为达西先生肯定这一点是以自我意识的存在和完全脱离自我意识的本质和方法的检验为前提的,我只能从我的立场坚持声称,这种为伦理学设定基础的方法似乎需要为方法自身而不是伦理学寻求更多的基础。 假设主体和世界的相互关系学说得到承认,那么自我就会明显地获得某一种普遍性;假设自我本质上的存在安居于客观世界的构成中,那么自我就不仅仅是一种特别的自我。但是,由于达西先生坚持认为,主体与这种构成的工作有其本质上的不同;他还认为,主体像游戏和额外的努力一样参与到这种构成的工作中,那么理论上的问题就出现了:构成的世界拥有什么样的存在呢?宇宙是我自己私人拥有的吗?难道我们对主观的唯心主义学说没有责任吗?达西先生的暗示是:如果打算“把个体经验世界和自然看作一样,自然必须被作为一个事实,一个伟大的宇宙来接受”的话,那么结果就会是这样的。由此,如果独立于主体意识的世界得到“常识”理论肯定的话(参见第18页),达西先生也为永恒自我的肯定获得了基础,摆脱了格林学说中的泛神论倾向。由于我们的自然万物的世界依赖于我们综合的活动,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巨大的自然世界依赖于它构成的精神——上帝。 我得再次停下来提出我的问题:什么是这些基础的基础?在格林的理论中——无论在其他的基础上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一个自我和宇宙都不会被颠覆。因为我们在给主体下定义时,参照了构成宇宙的永恒的和客观的工作。特殊个体的认知是对这种构成工作的复制过程,因此不存在主观理想主义的问题。但是,对于达西先生来说,这似乎是泛神论;而且由于他没有向读者解释(除了他对塞斯教授和巴佛(Balfour)先生的理论尊重之外),泛神论的涵义不顾一切地被回避了,包括逻辑的含义。因此,它突然闯入了我的经验世界之中,还闯入了具有两种精神的更大的宇宙中,一个是我的个体世界,另一个更大的是上帝的世界。两个问题几乎不容回避。如果因为忍不住相信了它,我们接受了这个更大世界的存在的话,那就必须指出,常识同样否认我们的宇宙对我们主观活动的依赖性。常识可以说已经接受了太阳、月亮和大宇宙中其他星球的存在,且强烈地反对使它们依赖于我们的个体思维能力。如果给达西先生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虽然很大,但是未知的;而同时授予主观的唯心主义者在个体经验的世界中完全的和所有的权力的话,达西先生是否能够让现实主义者感到满意呢,我对此深表怀疑。 ……
前言/序言
《杜威全集》中文版终于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作为这一项目的发起人,我当然为此高兴,但更关心它能否得到我国学界和广大读者的认可,并在相关的学术研究中起到预期作用。后者直接关涉到对杜威思想及其重要性的合理认识,这有赖专家们的研究。我愿借此机会对杜威其人、其思想的基本倾向和影响以及研究杜威哲学的意义等问题谈些看法,以期抛砖引玉。考虑到中国学界以往对杜威思想的消极方面谈论得很多,在这方面大家已非常熟悉。我在此主要谈其积极方面,但这并非认为可以忽视其消极方面。一、杜威其人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美国哲学发展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不仅进一步阐释并发展了由皮尔士创立、由詹姆士系统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而且将其运用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伦理、心理、逻辑、科学技术、艺术、宗教等众多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并在这些领域提出了重要创见。他在这些领域的不少论著,被西方各该领域的专家视为经典之作。它们不仅对促进这些领域的理论研究起过重要的作用,在这些领域的实践中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杜威由此被认为是美国思想史上最具影响的学者,甚至被认为是美国的精神象征;在整个西方世界,他也被公认是20世纪少数几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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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注意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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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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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与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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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初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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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中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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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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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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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历史,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墨子》有“书于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 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 ,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 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历史进程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历史等重要内容,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在中世纪时期只有少数的教会、大学、贵族和政府有著书籍的应用。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才作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从而得以广泛的传播。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随著网络的普及书已经摆脱了纸张的局限,电子书又以空间小、便于传播、便于保存等优势,成为未来书的发展趋向。 今天,人们能够了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状况,知道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形,读到优美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一切,都有赖于古代的书籍。 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于商代,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竹子和木头是常见并容易得到的东西,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用毛笔在上面写字。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它们统称为“简”。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如果写错了,就用小刀刮去重写,所以古代把删改文章叫“删削”,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三尺,最短的只有五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编册多用麻绳,也用丝绳(称“丝编”)或皮条(称“韦编”)。古书中提到的“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著名思想家孔子,因为经常阅读《易经》,把编简的皮条都磨断了三次。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表示书的数量的“册”字,便是一个象形字,很像绳子把一根根简编连起来的样子。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写在丝织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书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 ,所以帛书的数量远比竹木简书为少。东汉又出现了纸书,纸书轻便、易于书写,价格比较便宜,深受人们欢迎。以后纸书便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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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中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