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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明代是中國瓷器史上光輝燦爛的時代，尤其是集閤一流能工巧匠與藝術傢們所共同製作的官窯，其成就更是令人贊嘆。由於製瓷技術的演進與各朝皇帝的愛好，各種前代所未見到的瓷器被成功地燒製齣來，譬如洪武釉裏紅、永樂白瓷、宣德青花、成化鬥彩、弘治嬌黃、萬曆五彩等等。較之民窯，官窯的製作不但精細優雅，而且宮廷用品有其定製常規，不論紋飾、型器、款識都有脈絡可尋，所以本書就現在公認的傳世品或齣土實物，佐以文獻資料，從官窯的製度、材料、製作、紋飾、款識等各個角度，來作一個客觀的分析與統計。
本書除瞭從文獻的角度進行探索之外，更提供瞭明代官窯鑒真辨假的入門知識及實務技巧，希望對於後繼者的研究有所助益。

內容簡介

明代是我國正式沒置官窯的開端，隨著明代曆朝皇帝的好尚與工藝技術的演進，明代官窯顯現齣多種不同的造形和款式。較之民窯，官窯的製作不但精細優雅，而且因宮廷用品有其定製常規，所以不論紋怖、器形、款識都有脈絡可循。《明代官窯鑒定》就目前已被公認的傳世品或齣土文物，佐以文獻資料，從明代宮窯的製度、材料、製作、紋飾、款識等各個角度作瞭一個客觀的分析與統計。

作者簡介

曾肅良，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博士。 著有《透視藝術市場》、《當代書畫市場》、《古文物探索》、《傳統與創新》、《當代藝術廣角鏡》、《山水畫技法》、《山水畫技法解析》、《藝術戰爭》、《冥想手劄》、《藝術概論》等多部專著。

內頁插圖

目錄

新版序
自序
明代的官窯製度／001
前言／001
明代官窯的發展與製度／002
明代官窯設置的年代／006
正統、景泰、天順無官瓷之探討／007
材料與製作的研究／012
明代官窯胎土的研究／012
明代的製瓷用土／012
明代官窯各時期的胎十特徵／014
明代官窯色彩的研究／016
前言／016
明早期：洪武、永樂、宣德時期／016
明中期：成化、弘治、正德時期／022
明晚期：嘉靖、隆慶、萬曆時期／026
明代官窯的器形和底足／028
洪武時期／029
永樂時期／030
宣德時期／040
成化、弘治時期／052
正德時期／057
嘉靖時期／065
隆慶時期／066
萬曆時期／074
明代官窯使用的青花料／081
明代官窯紋飾的研究／089
明代官窯的花紋裝飾／089
明代官窯特定紋飾的探討／101
龍紋／101
鳳紋／120
八吉祥紋、八寶紋／125
嬰戲紋／133
皇室宗教好尚與官窯之關係／139
前言／139
宗教的影響／140
明代帝王的宗教信仰與瓷器裝飾工藝的關係／141
洪武時期／141
永樂時期／145
仁宗時期／151
宣德時期／151
正統、景泰、天順時期／154
成化時期／155
弘治時期／157
正德時期／158
嘉靖時期到隆慶時期／158
萬曆時期／161
明代官窯款識的研究／164
前言／164
古代陶瓷官款源流／169
明代各時期款識／172
洪武時期的款識／172
建文時期的款識／173
永樂時期的款識／173
宣德時期的款識／176
正統年間款識／183
景泰年間款識／184
天順年間款識／184
成化時期款識／185
弘治朝款識／188
正德朝款識／191
嘉靖時期款識／194
隆慶時期款識／197
萬曆時期款識／199
明末天啓到崇禎時期的款識／201
明代各時期款識和釉色、器形的關係／202
宣德款識與釉色、器形的關係／202
成化款識與釉色、器形的關係／205
弘治朝款識與釉色、器形的關係／205
正德時期款識與釉色、器形的關係／207
嘉靖朝款識與釉色、器形的關係／209
隆慶時期款識與釉色、器形的關係／211
萬曆時期款識與釉色、器形的關係／212
結論——明代瓷器的影響／216
參考書目／222

精彩書摘

根據明史及《江西大誌》的記載，英宗在宣德十年即位之後，為瞭錶示對宣宗的哀悼，曾經依循明代皇室慣例，“一度減免徵役、造作，禦器廠亦曾停燒。”一直要到正統三年，纔又行恢復。而我們從文獻上得知在宣德八年時，曾由“尚膳監奏準，燒造龍鳳瓷器，差本官一員，開齣該監式樣，往饒州燒造各樣瓷器四十四萬三韆五百件”（注22），這麼龐大的數目，不是在短時間內能夠完成的，而宣德皇帝不到兩年的時間之後，即已駕崩，英宗皇帝以九歲的稚齡即帝位，為瞭服孝的傳統，照例罷燒禦窯、減免徵役等事宜，差不多三年之後，纔又恢復生産，所以這些在宣德八年纔決定燒製的四十四萬三韆五百件的官窯器，很可能隻燒製瞭一部分，便停瞭下來，直到孝期過瞭纔復窯，把剩下的件數燒完，所以今天我們可以將有宣德款的明代官窯器，從外觀風格上分成兩大類：一類器形威猛，用筆豪放，色澤濃艷的；一類是器形工整輕巧，用筆雅緻，且花紋緊密，僅在用筆重復處纔顯齣濃重的青色，部分學者認為，前者為宣德時期之宣德窯，而後者，則為正統初期的宣德窯（注23）。
另一方麵，為瞭進一步瞭解這一時期的官窯作品，無一件傳世的原因，我們可以從史料人手，大略談談“土木堡之變”、“景帝以監國繼統”及“奪門之變”這三件大事。
英宗即帝位時，年僅九歲，國傢方針大計，全由太皇太後張氏主持，尚能維持國傢正常的運作。而張氏一死，自小照顧英宗的太監王振便專橫起來，朝廷中的大員，在王振的積威之下，不對王振屈腰或下跪的極少。正統十三年，也先嚮明廷進貢馬匹，王振故意減估馬價，迴賞的很少，激怒瞭也先，而大舉入寇中原，王振力主親徵，英宗那時年方二十三歲，不僅毫無作戰經驗，甚且不曾齣過京師的城門。王振更不用談瞭，五十萬大軍，浩浩蕩蕩從京師齣發，未曾遇到敵人，糧食已經吃完，再加上遇上風暴，士氣頹喪，終於在距居庸關三十公裏處的土木堡戰敗，英宗被俘。消息傳迴宮中，監國硃祁鈺順勢坐上皇位，就再也不想把皇帝頭銜還給英宗。也先將英宗送還之後，他更將英宗軟禁起來。此時的景帝很可能將有英宗年號的事物，大舉毀去，意圖埋沒史跡，以維持己身的帝位。就像“靖難之變”一樣，永樂帝大毀建文遺物，甚且一把火燒瞭南京宮殿，即可能造成瞭目前正統器物的一片空白，但是事與願違，所冊立的太子見濟因病早逝，而數年之後，景帝也病瞭，朝中便在國中無主之下，放齣英宗，復闢再即帝位，改元“天順元年”，英宗復闢之後，大肆報復景帝舊臣，又大毀景泰年號器物，以報前仇，緻使正統與景泰兩朝二十二年間，競無一件官瓷傳世（注24），所以英宗復闢的天順元年，由於急需補足有關器用，所以在“天順元年委中官燒造”（注25）。
另外，依據《浮梁縣誌》捲八的記載，景德鎮在正統至天順年間，共發生過三次較大的飢荒。即在正統元年至二年，景泰三年，天順二年，而在景泰三年的飢荒是最嚴重的一次，很可能迫使瓷業暫時停歇，所以在景泰五年五月“減饒州歲造瓷器三分之一”（注26）。而另一方麵，在元代已傳人我國的銅胎掐絲琺琅工藝（原名大食窯），經明初的積極發展，景泰年間，已經相當純熟，加上景泰帝的喜愛，大量昂貴的色料很可能被挪用來燒製此種所謂“景泰藍”的器物，而造成色料的匱乏和瓷器生産的冷落。而天順二年的飢荒，更使得經濟拮據，民生凋敝，一再減燒或停燒，在文獻中可以看齣來它的影響，《明英宗實錄》：“（天順三年）光祿寺奏請於江西饒州府燒造瓷器共十三萬三韆有餘，工部以饒州民艱難，奏減八萬，從之。”又《明史》捲八十二記載：“天順八年正月，江西饒州府，浙江處州府，見差內官在彼燒造瓷器，詔書到日，除已燒完者照數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去官員即便迴京。”由於此時期官窯製作的燒燒停停，斷斷續續，可以說是造成瞭此一時期器物少見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於此三朝的器物，目前見到的多是民窯製品，我們隻能從這些民窯器看齣大略當時的燒瓷風格。大體上說，正統時期的風格，比較接近於宣德晚期，而天順時期則接近於成化時期，依據文獻記載來推斷，天順時期應當是這三朝官窯燒造得數量較多的時代，其時代特點也較為容易辨彆，至於所謂正統官窯器，依據江西省景德鎮研究所所長劉新園先生認為，在永樂、宣德禦器廠遺存的同一地層中，挖掘齣一批無款青花器，很有可能即是屬於正統時期，詳細的情形，還有待進一步的資料整理和研究。

前言/序言

　　對於藝術史的興趣，源自於大學時代，本人於1980到1984年四年間，在颱灣師範大學美術學係學習美術創作的同時，也逐漸對藝術史論的研究産生濃厚的興趣。1987年進入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班就讀，開始瞭本人對藝術史論的探索，尤其是對古代陶瓷史的鑽研。猶記得在我接觸陶瓷史資料之時，正值江西景德鎮珠山禦窯廠的考古與修復工作緊密地進行之中，許多新的實物證據與文獻資料，陸陸續續被考古專傢與藝術史學者發現，許多新的見解在藝術史界被熱烈地討論著，當時身為研究生的我，為瞭增加對考古文物實際的理解，曾經在1989年親赴景德鎮，進行深入的考察。
　　多年來，數以萬計在景德鎮考古所齣士的物件，在文物專傢們細心與辛勤的修復之下，一一展現齣原來的樣貌，部分修復品在1996年曾經到颱北鴻禧美術館展覽，本人在仔細參觀之餘，也對許多物件進行瞭資料拍攝的工作，此一展覽對於學術界的研究工作，確實有著相當大的幫助.
　　時隔二十年，通過學術界的多方研究，景德鎮明代官窯瓷器的研究，已經有瞭相當可觀的成果。2001年9月，本人結束瞭在英國近四年的進修返迴颱灣，便積極地以新的資料投入到這項研究工作之中，在當時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之上嚮前又邁進瞭一步。2002年，《明代官窯鑒定》由颱北三藝圖書公司以繁體字版齣版、發行之後，深獲海內外好評，也收到許多讀者來函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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