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敏的《阅卷》和张鸣的《我的高考》,从阅卷者与应考者两个角度,展现恢复高考之初的种种。由杨文可知,虽说当年作文及评分标准问题很多,可阅卷老师还是认真的。如今怎样呢?梁卫星老师参加了2004年和2005年湖北省高考作文阅卷工作,改作文卷时,他亲眼见到一个评卷老师四个小时判了八袋试卷,一个袋子三十份卷子,平均一分钟看一份作文,如果扣除取卷、三项评分、总和以及两个老师的签名时间,阅读的时间只有二十秒。他感叹:“作文卷等于是评书法。给分标准也不一,两头严中间松,老师又歧视农村学生,偏向城市学生。难怪高考很多时候凭的是运气,甚至和学习无关。只有靠烧香了。”张的文章,我印象最深的,一是当年恢复高考,其实只是恢复到“文革”前的状况去,二是宣布平反时那令人别扭的仪式与内容。由此,我联想到余虹在《命运七七》一文里对恢复高考制度的反思:
评分书不错,就是有些放了太久,有点脏印子
评分套裝很合適,但是散裝的打包有待提高:新書到手有些破損,有些髒。
评分4.有空拍个照片给大家做个见证
评分读库出品,必是经典,很赞的一套书!
评分好。。。。。。。。。。
评分重要的不是“取消”和“恢复”这种具体的历史形式,而是“剥夺”和“恩赐”的权力机制。换句话说,由高考所指的受教育的自然权利是由某个绝对权力来定生死的,这乃是“七七级”这一历史事件最为隐秘的意义。一旦人的自然权利成为绝对权力的掌中之物,你的权利就是一个假象。人类的历史大多是权利被权力剥夺与恩赐的历史,这就是所谓的野蛮史。从根本上看,人类的文明史乃是摆脱野蛮的历史,即从根本上改变权利与权力的关系的历史。可悲的是,这一历史的发生是如此的艰难。也许,命运的真正转机不在剥夺与恩赐轮回转换的瞬间,而在自然权利不被绝对权力任意剥夺和恩赐的时刻。这一时刻有赖于一种意识的觉醒,即不再沉迷于被剥夺的哀怨与被恩赐的庆幸,不再将剥夺看作不幸而将恩赐看作幸运(恩赐的庆幸往往掩盖着剥夺的不幸)。事实上,剥夺与恩赐都是同一命运的表现形式,而反省到自然权利的不可剥夺性与不可恩赐性才是改变命运的契机。为此,我们说只有当人们从对权力恩赐的感恩戴德中摆脱出来而时刻警惕权力对权利的剥夺时,只有当人们意识到维护自己的自然权利是自己的天然责任而不是等待权力的施舍与恩赐时,只有当人们找到了一种有效地确立与保护自然权利的现实方式而抛弃权力膜拜时,命运的转变才真正到来。
评分还是非常不错的,我是很满意的,这是一次愉快的购物
评分书本很好,发货速度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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