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冷戰年代的危機和衝突：中國的反應》充分利用新近解密的多國檔案，從“國際史”的多維角度探索冷戰中的中美對抗，考察中美在一係列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矛盾和衝突：討論瞭美國對華政策的製定，分析瞭中共對美國壓力的反應，揭示瞭國際第三方對中美互動的影響和牽製。

作者簡介

　　翟強，美國奧本大學（濛哥馬利校區）曆史係終身教授，“留美曆史學會”前會長。南京大學曆史學碩士，1991年畢業於美國俄亥俄大學曆史係，獲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為美國外交史、美國與東亞關係史、國際冷戰史，齣版《中國與越南戰爭, 1950—1975》、《龍、獅與鷹：1949—1958年的中英美關係》兩部英文專著，並發錶數十篇學術論文，在國際冷戰史學界獲得廣泛好評。

目錄

代序：冷戰國際史研究：世界與中國
一、冷戰國際史研究的學術特徵
二、冷戰國際史研究的熱點問題
三、冷戰國際史研究發展的新趨勢
序 言
美日同盟與毛澤東的“一邊倒”決策（1947—1952）
日本在美國東亞戰略中的地位
中共對美國扶日的反應
朝鮮戰爭和日本
中共與對日和約
結 論
美國對中蘇的“楔子戰略” （1948—1954）
希望中共走鐵托的路
堅守離間中蘇的信念
從以拉攏促分裂到以高壓促分裂
結 論
新中國成立初期英國對華政策（1949—1954）
“留一隻腳在門內”：英國承認新中國
中國在聯閤國的代錶權問題
“兩航”飛機問題
朝鮮戰爭
日內瓦會議
結 論
英國對朝鮮戰爭的反應（1950—1953）
英國和第一次颱灣海峽危機（1954—1955）
從隔閡到建交：1949—1964年的中法關係
1949—1958年的中法關係
中國領導人對戴高樂的看法
戴高樂的戰略考慮
1963年富爾訪華
結 論
美颱對中法建交的反應（1963—1964）
美國對中法建交的反應
蔣介石對中法建交的反應
結 論
約翰遜政府與越南戰爭的升級（1964—1965）
關於約翰遜政府與越南戰爭的升級問題的文獻評述
麵對越南危局
北部灣事件
戰爭升級
越戰升級中的中美互動
結 論
越南戰爭和約翰遜對華政策（1965—1966）
約翰遜政府內部的對華政策辯論
越戰升級和對華政策調整
結論
周恩來和萬隆會議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齣
中國對亞非會議的重視
周恩來在萬隆的錶現
周恩來的國際影響
周恩來外交思想的文化淵源
周恩來和中越關係（1949—1972）
援越抗法
日內瓦會議
幫助越南戰後重建
中蘇分歧和中越關係
援越抗美
中美緩和與中越隔閡
結 論
中柬“特殊關係”的形成（1954—1965）
日內瓦和萬隆：中柬接近的開始
從萬隆到建交
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
中柬在國際事務中的閤作
中國給柬埔寨的安全承諾
結 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期西方冷戰史研究述評
“新冷戰史研究”第一波
“新冷戰史研究”第二波
文化冷戰史
參考文獻
後 記

精彩書摘

　　美日同盟與毛澤東的“一邊倒”決策（1947—1952）
　　1949年夏，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時候，毛澤東做齣嚮蘇聯“一邊倒”的決定，明確地嚮世人宣告：中國共産黨在美蘇冷戰對抗中將堅定地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毛澤東為什麼做齣這樣的選擇？不少學者在迴答這個問題時，強調毛澤東的意識形態理念以及中國革命的內在邏輯。他們認為，以毛澤東為首的那一代中共領導人對共産主義抱有強烈的信仰，信奉列寜關於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學說，同情並認同斯大林與蘇聯共産黨，仇視資本主義製度，把中國革命視為俄國革命的繼續。由於這種意識形態取嚮的影響，在麵對共産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時，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自然地並且毫不猶豫地選擇與蘇聯結盟。 強調中共領導人的革命信仰和價值觀念有助於我們認識中共外交政策形成的意識形態根源，有助於我們瞭解中共的國際戰略與國內政治鬥爭的關係。但是，外交政策的製定常常是決策人頭腦中已經具有的觀念與國際事態之間互動的産物。國際事態的發展可以印證或者改變外交政策製定人頭腦中的認知和看法。比如，美國戰後在亞洲采取的遏製革命的政策，特彆是重新扶植日本的做法，對毛澤東的冷戰思維和決策就産生瞭很大影響。美國在日本的所作所為證實並強化瞭毛澤東頭腦中已經存在的對美國威脅的認識，勾起瞭他對曆史上日本侵華罪惡的迴憶，加劇瞭他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敵視，堅定瞭他要與斯大林閤作的決心。但是，瀏覽一下最近齣版的有關冷戰初期中共外交政策的著作，卻很少能看見有作者論述美國的對日政策是如何影響中共外交政策的製定的。
　　本文認為，在解釋中共外交政策形成原因時，既應分析中共決策人的意識形態理念與看法，又應考察國際事態是如何作用於這些理念與看法的。在目前的中美關係研究中，存在著忽視美國政策對中共外交戰略的影響的傾嚮。為瞭糾正這一缺陷，本文將著重論述日本在中美對抗的産生與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重點探討以下幾個問題：冷戰初期日本在美國遏製東亞革命的戰略中起什麼作用？美國重新扶植日本並將其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體係的做法是如何影響中共領導人對美國意圖的看法的？美日同盟的齣現與中蘇聯盟的産生有什麼關係？美國通過日本來遏製東方革命的做法是如何影響毛澤東齣兵朝鮮的決定的？
　　日本在美國東亞戰略中的地位
　　1945年日本戰敗，美國占領日本並開始進行民主改革。為瞭防止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美國占領當局在道格拉斯?麥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的領導下，以美國民主模式改革日本的政治經濟製度和社會文化。具體措施包括：懲罰戰爭罪犯；釋放被關押在監獄中的政治犯，包括日本共産黨領導人；製定新憲法，剝奪天皇的實際作用，樹立“主權在民”的思想；廢除貴族頭銜，實行全民普選；開展土地改革，糾正農村土地分配不均的狀況，減少佃農的數量；解散大壟斷財團，削弱金融和工業巨頭；頒布有利於勞工的法案，允許工人自由結社和罷工，規定最低工資標準，保護女工和童工；改革教育製度，刪除教科書中的軍國主義和神道教內容，開除教師隊伍中的右翼分子；用美國文化，包括好萊塢電影，改造日本宣揚武士道精神的忠君尚武文化。
　　從1947年開始，美國對日本的政策發生變化，政策重點從民主改革轉嚮扶植日本經濟的發展。導緻美國政策轉變的主要因素是美蘇冷戰的加劇。1947年3月，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國會發錶演說，要求國會撥款，以支持希臘和土耳其政府抵抗共産主義威脅。“杜魯門主義”隨之誕生，並成為美國對蘇冷戰的宣言書。它錶明美國決心用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來協助處於蘇聯周圍的國傢抵抗共産主義的滲透。美國遏製蘇聯的冷戰戰略很快影響到其對日政策。為瞭在東亞防止共産主義的擴張，美國需要重新扶植日本的經濟，把日本的經濟資源和力量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去，使日本成為美國的堅定夥伴。
　　在美國政府內部，主張改變對日政策的官員主要是國務院政策計劃室主任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副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國務卿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國防部長詹姆斯?福雷斯特爾（James Forrestal）、陸軍部長肯尼斯?羅亞爾（Kenneth Royall）等。凱南是始作俑者，他非常重視日本和美國國傢安全利益之間的利害關係。他反復強調，世界上有五個工業和軍事力量中心對美國的國傢安全至關重要，這五個中心是：美國、英國、德國和中歐、蘇聯以及日本；美國必須防止蘇聯控製這五個中心中的四個中心，即美國、英國、德國和中歐以及日本。 凱南認為，戰後蘇聯對西歐和日本這些關鍵地區的威脅，不是直接的軍事入侵，而是利用這些地區的政治癱瘓、社會動蕩和經濟蕭條，來操縱民怨，支持當地的共産黨進行滲透和顛覆，直至奪權。 凱南批評麥剋阿瑟在日本推行的削弱壟斷資本、支持勞工權利、限製軍事力量的政策是社會主義的做法，不利於日本的穩定和繁榮。他指齣，麥剋阿瑟的改革措施已經在日本造成社會動蕩，引起日本經濟的蕭條和通貨膨脹。一個政治上混亂、經濟上崩潰、軍事上軟弱的日本隻會給共産主義擴張以可乘之機。因此，凱南要求結束麥剋阿瑟的政策，並建議推遲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等到日本建立瞭穩定的、有自信心的、親西方的政治和社會秩序以後再簽；否則，一旦和平條約簽訂，美國結束對日本的占領，美軍撤離。凱南的建議得到艾奇遜、馬歇爾、福雷斯特爾、羅亞爾等官員的支持，並最後獲得杜魯門總統的贊同。
　　1947年5月8日，副國務卿艾奇遜聲稱，美國必須協助日本經濟發展，把日本建成亞洲的主要資本主義基地，以對抗共産主義的威脅。 1948年1月，陸軍部長羅亞爾錶示，要重建日本的經濟，使日本成為在遠東遏製集權主義侵略的屏障。 隨著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內戰中節節失利，美國官員急於扶植日本，把日本變成在亞洲維護美國利益、阻擋共産主義洪水的防波堤。1948年10月通過的“國傢安全委員會第13/2號文件”指齣，美國對日政策的重點是發展日本經濟，擴大日本齣口，將日本建成東亞抵抗共産主義的堡壘。
　　從1947年開始，美國占領當局停止解散日本大企業集團，釋放被關押在監獄中的右翼戰犯，允許他們重返政壇。為瞭阻止日本左翼勢力的發展，美國占領當局開始限製工人組織工會和舉行罷工的權利，允許廠方開除工會領袖和積極分子。為瞭幫助日本經濟盡快復蘇，美國占領當局一方麵采取措施抑製通貨膨脹，另一方麵減少拆除和運走日本企業的設備（戰後美國曾規定日本用其工業設備作為給受害國的戰爭賠償）。
　　……

前言/序言

　　序言
　　這個文集收錄瞭我過去所寫的有關冷戰史的13篇中文文章，其中多數曾經在專業期刊和學術論文集中發錶過。除瞭最後一篇文章是關於西方冷戰史研究狀況的述評之外，其餘的文章都是基於第一手檔案資料的實證性研究成果，這些文章反映瞭我對冷戰在亞洲的起源和發展這一課題的研究興趣和關注，反映瞭我多年來力圖從“國際史”的多維角度探索冷戰時期中美對抗關係的學術追求和努力。
　　中國共産黨在冷戰初期作齣的嚮蘇聯陣營“一邊倒”的戰略決策對冷戰在亞洲地區的蔓延和擴展起瞭決定性的作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産黨為什麼要選擇與蘇聯結盟？要圓滿地迴答這一問題，我們既要重視中共領導人的意識形態信仰和中國革命內在邏輯的作用，又不能忽視美國戰後在亞洲采取的遏製革命的政策對中共領導人決策的影響，因為外交政策的製定常常是決策人頭腦中已經具有的觀念與國際事態之間互動的産物，外部事態的發展可以印證或者改變外交決策人頭腦中的認知和看法。本書第1章通過分析戰後美國重新扶植日本的做法，來說明美日反共同盟的形成是如何影響毛澤東的冷戰思維和決策的。
　　中蘇同盟的締結是對美國冷戰政策的重大衝擊和挑戰。如何製造中蘇矛盾和分化中蘇同盟是美國官員經常思考的問題。本書第2章勾勒瞭冷戰時期美國對中蘇同盟的所謂“楔子戰略”的産生和發展軌跡，比較瞭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兩屆政府為實施此戰略所采取的不同手法和策略。中美對抗是亞洲冷戰中的突齣矛盾。要全麵準確地把握冷戰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來龍去脈和前因後果，我們不僅要解讀美國外交決策人的觀念、信仰、看法和對曆史的記憶，不僅要關注美國國內政治和利益集團的作用，還應該重視國際因素的影響和同盟關係的製約。具體地說，我們應該探究：在對華政策方麵，美國與其主要西方盟國是如何互動的？美國的西方盟國在中國問題上是如何牽製華盛頓的？本書第3至第7章迴顧瞭美國與英法在如何對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上所産生的諸多分歧，並分析瞭導緻這些分歧産生的原因。美國同英法在對華政策問題上的齟齬和步調不一，反映瞭冷戰中西方陣營內部在協調對華政策方麵的睏難和窘境，摺射齣美國對華“意識形態”外交的麯高和寡。分析美國同英法在是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問題上的矛盾和摩擦，將美國對華政策置於一個廣闊的國際背景中考察，有助於我們深入地瞭解影響美國對華政策製定的復雜國際因素，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識中美關係中的“第三方”作用。
　　越南戰爭是亞洲冷戰中的一個焦點問題，它對中美關係的演變産生瞭重要而又令人意外的影響。1960年代初期，美國領導人之所以急於乾涉印度支那事務，就是因為他們視中國為對東南亞安全的最大威脅，他們要遏製共産主義在該地區的滲透和擴張。但是，到瞭1960年代後期，隨著中蘇關係的破裂，隨著曠日持久的越南戰爭在美國國內越來越不得人心，美國領導人轉而迫不及待地要結束越南戰爭。尼剋鬆政府謀求改善美中關係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希望藉中國之力從印度支那脫身。於是，越南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作用發生瞭戲劇性的轉變：在1960年代上半期，美國為瞭遏製中國而大規模乾涉越南，越南問題使中美對抗進一步加劇；而到瞭1960年代下半期，美國不再視中國為主要威脅，轉而希望中國幫忙終止印度支那衝突，越南問題又成為推動中美關係改善的契機和助力。套用一句中國成語：“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我們不妨把冷戰時期中美關係的跌宕起伏說成是：興也越南，衰也越南。本書的第8章和第9章剖析瞭美國約翰遜政府在越南進行戰爭升級的決策過程，討論瞭影響約翰遜總統的越南決策的國際和國內背景，記述瞭越南戰爭期間中美之間的信息傳遞，解釋瞭越南戰爭和約翰遜政府對華政策調整之間的微妙關係。
　　周恩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交往中扮演瞭極其重要的角色，他既是方針製定者，又是政策執行者，還是主要談判代錶。本書的第10章和第11章通過考察周恩來在萬隆亞非會議上的錶現以及他對中越關係的處理，來揭示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領域裏的獨特作用和貢獻。
　　冷戰時期，中國和西哈努剋領導的柬埔寨一度建立瞭非常密切的關係，1964年中國領導人甚至嚮柬埔寨作齣安全承諾，這在中國和非社會主義國傢的交往史上是極其少見的（1964—1965年中國同巴基斯坦建立的準同盟關係是另一個罕見案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柬之間存在著一種的“特殊關係”。為什麼中國領導人對一個東南亞小國予以如此高度的關注？為什麼柬埔寨在中國的外交政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書第12章解析中柬“特殊關係”形成的由來，梳理1954年至1965年中柬關係發展的脈絡，揭示影響中國對柬政策的主要考慮，並用中柬關係的案例來說明中國冷戰外交的一些特點。本書最後一章介紹和分析瞭蘇聯解體以後西方（主要是美國和英國）冷戰史研究中的主要趨勢和特點，評價其成就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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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研究戊戌變法已有十三個年頭，但其研究終點，現在仍看不到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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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不錯的書，緣由說的很清楚，文字乾練，觀點鮮明但有點過於強調我們的角度

瀋誌華老師主編的“冷戰國際史研究文庫”已經買瞭好幾本瞭，這本是翟強著，迴顧冷戰曆史，從中國角度研究分析中蘇、中英、中法、中越、中柬關係。

重修329窟。該窟原為初唐窟，五代重修前室，甬道北壁西起第一身男供養人題名：“施主大唐河西歸義軍節度管內左馬……青囗（光）祿大夫……騎常侍……史大夫上柱國清河……”甬道南壁西起第二身供養比丘題名：“故兄……僧政知三窟……闡揚三教大法師賜紫沙門善纔供養”。P.3541《張善纔和尚邈真贊並序》提到張善纔在莫高窟廣修功德，據P.3100《徒眾供莫等狀》，張善纔於景福二年(893)任靈圖寺主。三窟是指東窟（榆林窟）、西窟（西韆佛洞）、窟上（莫高窟）。善纔卒於後唐（923—936），329窟重修於曹議金時期，應該在後唐早期，即十世紀二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