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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财经读者、历史爱好者、政府机关人员、大学生等
　　继《激荡三十年》之后，吴晓波溯流而上，《跌荡一百年》书写中国企业100年大起大落、是非变迁。
　　《跌荡一百年》，了解中国百年崛起，一部不容错过的史诗般作品。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2009年度十大图书”之一

内容简介

　　《跌荡一百年（上）》是继《激荡三十年》之后，吴晓波溯流而上，再写中国企业100年。了解中国百年崛起，这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史诗般作品。此为上卷，叙述1870～1937年的中国企业变革。作者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在三十年乃至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从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到张謇、荣家兄弟、孔宋家族，寻找中国商业进步的血脉基因。作者从一个特殊角度记录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既有文献价值，又有生动故事……，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英雄主义的魅力和浪漫主义的情怀！

作者简介

吴晓波
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
主要出版著作有：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2013*新作品）
《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
《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大败局》
《大败局Ⅱ》
其中《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被评为亚洲周刊2013年度十大好书（非小说类）和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浩荡两千年》被评为“2012读书盛典年度影响力图书”，《激荡三十年》被评为 “2008年《新周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跌荡一百年》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为“2009年度十大图书”，《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精彩书评

　　中国是19世纪以来，世界重要的经济新闻的产生地。吴晓波像一个勤奋的论文写作者一样，从堆满历史灰尘的报刊里，寻找被遗忘的人物与纷争，描绘了中国崛起的秘密。
　　——英国《金融时报》
　　关于中国企业种种不可思议的事迹，散布在漫长的历史中。吴晓波花费数年时间，将它们一一拾起，把一段由感性、零碎、个人观察组成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化的描述，在浩如烟海的陈旧信息中，梳理出了历史的脉络。
　　——《南方周末》
　　在中国诡谲多变的商场里，企业起起落落乃是常态，能经得起时间淬炼的企业必有值得称道之处，然而外人对于中国企业的兴衰常有雾里看花之感。吴晓波的企业史作品无疑替我们开启了一扇门，以一个又一个商业（公司）发展与挣扎的细节，道尽了中国企业所拥有的无限契机，以及在发展道路上的崎岖。
　　——台湾 《中国时报》
　　在今天的财经书市上从来不乏企业的传记，但它们总过于和写作对象接近，公正而审视的企业史著作依然匮乏。吴晓波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一期待，他笔下的企业史能让读者获得一种冷静的激情。
　　——《21世纪经济报道》
　　吴晓波把目光聚集在方兴未艾的企业史上，他笔下寂寞千年的男主角——企业家粉墨登场后，企业史的概念得到了市场认可，而他的作品也成为了草莽英雄传。
　　——《中国经营报》
　　
　　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科学分析，吴晓波掌握了一些切实的研究成果。也许再过数年，他能写就类似于《基业长青》的中国版商业“本纪”。
　　——《第一财经日报》
　　吴晓波以一种好奇者的单纯扑入中国历史变革的复杂历程中，适时结合当年的世界“风云”，面对中国遭遇的各种“气候”，把握在各色“风云”和“气候”当中出现的特定情境。他极具人文思辨，往往能回归人性本源进行解构，大浪淘沙，尽收眼底，兴衰成败，皆入囊中。
　　——《新京报》

目录

前言：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
第一部 1870-1910 留着“辫子”的洋务运动
1870 未死将生的时刻
企业史人物 太保赫德
1875 买办救国
企业史人物 买办世家
1884 盛宣怀夺权
1894 状元办厂
企业史人物 一代“商父”
1900 国变中的商人
企业史人物 北方一周
1905 立宪急先锋
第二部 1911-1927 惟一的“黄金年代”
1911 在革命的炮火中
企业史人物 百货四子
1915 作为抵抗的商业
企业史人物 棉花天王
1919 广场背后的人
1924 工商决裂
1927 悲剧之月
企业史人物 菊生印书
第三部 1928－1937 国家主义的回归
1929 商人的抗争
1932 救亡的经济
企业史人物 费的眼睛
1935 大收编
企业史人物 嘉庚助学
1937 沉船与拯救
企业史人物 南洋兄弟
致谢
人物索引

精彩书摘

　　公元1869年7月7日，同治八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深夜，保定府直隶总督衙门的后花园。清帝国声望最隆、权势最熏的汉族大臣曾国藩与他的门客赵烈文秉烛夜谈，困坐愁城。
　　在过去的16年里，曾国藩靠团练湘军起家，“清剿”了南方的太平天国（1851-1864），将一个看上去即将覆灭的帝国重新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同治中兴”。上年，他由两江总督调任更为重要的直隶总督，可谓圣眷正隆。但是，进入中央枢纽之后，他才真正意识到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根烂叶败，国政匡废，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他对赵烈文说，当今之世已是“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吾日夜望死，忧见宗之陨”。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到处充满了帝国斜阳的忧伤。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尽管它也时常被战争、饥荒、瘟疫和暴政所困扰，不过，却始终有着一份与生俱来的从容。辽阔的疆域、强大的文化凝聚力让它具备了一种独特的自我愈合能力，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恐慌、破败和孤立。1839年，两广总督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次年，英国舰队攻击广州，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军溃败。中英开战之时，国人对英人了解之偏缺让人咂舌。中方主将林则徐认定英国士兵的膝盖是不会弯曲的，因此只长于海战，一登岸来就”一仆不能复起”，任人宰割。他在1839年9月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代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大人已是举国最“开化”的官员，以此“知彼”，焉能不败？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在一艘叫做“皋华丽”号的英舰上签署，清廷割让香港、开放通商口岸并赔偿巨款。从这个原本称为“万年条约”的不平等条约开始，中国步入了屈辱的100年。在一个陌生的、冉冉升起的外域文明面前，一向自大的帝国突然变得无比的惊惶和不自信。
　　1872年3月20日，曾国藩在抑郁中病逝。半年后的9月1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条“旧金山来电”，报道第一批中国政府派送的留学生坐船到了美国。新闻称：“昨天到达这里的30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很勤奋和优秀的小姐和绅士，容貌俊秀，要比任何在这之前到美国访问过的中国人都好看得多。有三名身为中国官员的教师陪同他们。朝廷拨出100万美元用于这些学生的教育。”这条快电有两个小小的错误，首先，30名俊秀的少年都是男孩，或许因为他们留着辫子，所以实在很难进行辨认。其次，他们也不是经过精心选拔的、最优秀的中国少年，30人中有24个来自广东，其中更有多名都来自香山乡村。事实上，负责选拔事务的官员根本找不到愿意让孩子远渡重洋去留学的富足家庭，只好在南方勉强凑到了一些贫穷子弟。临行之前，所有孩子的父亲都要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押签字。在这些学生中，日后最出名的是修建了京张铁路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开放事件，就好比整整106年后，当再度打开国门的时候，中国也在第一时间向美国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
　　曾国藩没有亲眼看到帝国的崩溃。不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这位才智卓越的湖南人一直在做一件比击溃太平天国更具有长远意义的事情-他和他的同党们试图让暮霭中的国家重新振奋起来。向美国委派留学生就是他临终前最后批准的计划之一。这是一项更为庞大的复兴工程中的一小部分，这个工程日后被称为“洋务运动”，它便是中国近代企业的起源。
　　洋务运动的启灶，先是与镇压各地民变的军事活动有关。早在1855年，起兵不久的曾国藩就在江西设立了小型兵工厂，1861年，又在安徽安庆建了兵工厂和船坞。1862年，他从官库中调出6.8万两现银交给35岁的容闳，派遣他前往美国购买建造兵工厂所需设备。容闳出生于澳门附近的贫穷家庭，少年时被教会学校送进著名的耶鲁大学读书，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校的中国人。他赴美期间途经正在修建中的苏伊士大运河，预感世界将被打通。
　　1864年5月，曾国藩最得力的助手、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此议不但提出要学习西方，还试图修改千年科举制度的取士标准，在当时十分惊世骇俗。
　　1865年，中国第一艘实用蒸汽船“黄鹄”号建造成功。同年，苏淞太道道员丁日昌在上海虹口购买了美商开办的旗记铁厂，李鸿章又将丁日昌原来开办的炮局及总兵韩殿甲的炮局并入，并新配备了容闳在美国购买的一批机器，曾、李两人由此正式奏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在9月20日写了一份很长的奏折《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详细说明开办此厂的重要性。他认为“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而且现在制造的机器是为军事所用，日后一定运用普及，“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他甚至预言道，“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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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总序
“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1959年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南检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游览，见殿门两旁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胡耀邦念罢此联后，对陪同人员说：“让我来改一改！”说完，他高声吟诵：“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历史在此刻穿越。两代治国者对朝廷与忠臣、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进行了不同境界的解读。
中国是世界上文字记录最为完备的国家，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广、中央集权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如何长治久安，如何保持各个利益集团的均势，是历代治国者日日苦思之事。两千余年来，几乎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均因此而生，而最终形成的制度模型也独步天下。
在过去十年里，我将生命中最好的时间都投注于中国企业历史的梳理与创作。在2004年到2008年，我先是完成并出版《激荡三十年》上、下卷，随后在2009年出版《跌荡一百年》上、下卷，在2011年底出版《浩荡两千年》，在2013年8月出版《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由此，完成了从公元前七世纪“管仲变法”到本轮经济改革的整体叙述。
就在我进行着这一个漫长的写作过程之际，我们的国家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变革时刻，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让它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同时，种种的社会矛盾又让每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莫名的焦虑感和“受伤感”。
物质充足与精神空虚、经济繁华与贫富悬殊、社会重建与利益博弈，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国家，你无法“离开”，你必须直面。
如果把当代放入两千余年的历史之中进行考察，你会惊讶地发现，正在发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经济变法，每一个繁华盛世，每一回改朝换代，都可以进行前后的印证和逻辑推导。我们正穿行在一条“历史的三峡”中，它漫长而曲折，沿途风景壮美，险滩时时出现，过往的经验及教训都投影在我们的行动和抉择之中。
我试图从经济变革和企业变迁的角度对正在发生的历史给予一种解释。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一再地追问这些命题，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
我的所有写作都是为了一一回答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现在看来，它们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叙述都是历史“唯一的真相”。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建构”，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之下，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我所能保证的是创作的诚意，20世纪60年代的“受难者”顾准在自己的晚年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任何一切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都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历史，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很多人似乎不认同这样的史观，他们常常用“被欺骗”、“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来轻易地原谅当时的错误。然而，我更愿意相信易卜生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是为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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