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有私心，有软肋，有荒唐种种
　　不降志，不辱身，不废风骨铮铮
　　大时代的大先生们，既如风浪中的小舟，亦如定海之砥柱
　　陈徒手︱王小妮︱冉云飞︱余世存︱苏小和 推荐
　　时代更迭，板荡丘墟，民国知识人的命运究竟在谁掌中

内容简介

　　时代更迭，风云变幻，从“大人先生”到 “革命同志”，旧与新纠缠，长与幼错位，阳春白雪与疾风骤雨碰撞。《说多了就是传奇》讲述了身历大变局时代的知识人的悲喜人生。既有千字短文，挖掘历史真相，撷取精彩的人生片段，摹写民国大师侧脸；又有端肃长文，搜集翔实史料，状写现代大儒的孜矻人生，折射时代挟裹下的人物命运。念兹在兹者，唯国运与人心。

作者简介

　　朵渔，独立诗人，文史随笔作家。1973年出生于山东，1994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为完成自我启蒙而潜心文史研究十余年，在《南方都市报》、《财经》、《南方周末》、《书屋》等报刊发表文史随笔数十篇。著有随笔集《史间道》、《原乡的诗神》、《我的呼愁》、《生活在细节中》，诗集《追蝴蝶》、《最后的黑暗》等。曾获华语传媒诗人大奖等多项诗歌奖。

精彩书评

　　朵渔先生的大著《说多了就是传奇》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坎坷命运的精要缩写本，过去几代读书人的辛酸和担当都得到清晰地展现。对浩繁的史料梳理得当，对人事的评述守住底线，恪守了一位写作人、研究者的难得本份，也充分显现了作者把握历史脉动的能力和志向。
　　——陈徒手
　　
　　朵渔这本书的特点，恰恰是很多同类书里缺乏的，它诚挚又翔实。真相可能永远没有，但总有人在努力接近它。朵渔用自己的老老实实和逐一还原的实证性，追踪一个个离世者曾经的细部，他细心剥离蒙蔽，喊那些人重新活过来。有人早想宣布翻篇了，但执拗的朵渔要把书页翻回来，我们一起重新细看。
　　——王小妮
　　
　　朵渔是中国极有才华的当代诗人，他的民国人物随笔也充满了诗意。任何时候，他都是能够紧紧抓住人的意义的写作者。别人都弄丢了意义，但朵渔还在这里。
　　——苏小和
　　
　　朵渔以他诗人的敏锐，记下这些值得思索的人与事。诗意而不谵妄，锐利而不喧嚣。
　　——冉云飞
　　
　　朵渔先生本质上是一位诗人，历史或国家社会的不幸与真正的诗人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往往是前者能够成全后者，后者能够赋予前者以意义。在炼狱般的研读中，朵渔对民国以来的世道人心有了同情，有了命名，有了审判。在当代众多的写作者中间，朵渔先生的文字是少有的值得信任的文字。
　　——余世存

目录

辑一

纪念先生蔡

章先生

未觅名山便著书

胡适的声音

湛翁三句教

士尚志

残照记

非常不可说

不觉前贤畏后生

能办事的知识分子

启先生贵姓

说多了就是传奇

家教与师道

卖官记

"那一天，我们还是少年"

登临独恨非吾土

中国是有办法的

.....

辑三

在阶级的边境线上

当鲁迅被架上政治的神位

"过关"

怎么得了啊！

郭小川的稿费

顾准的书目

禁欲时代的男女关系问题

文人为何爱开会

诗书何罪秦又秦

傅雷：一个没有单位的公民

梁启超：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代跋：谁带我们重回现场

精彩书摘

　　能办事的知识分子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里的一位青年同事汝信说：“知识分子是不能办事的。”金岳霖深以为然，因为他认为自己就不能办事。“到清华，我比冯友兰先生早，可是，管行政事情的是冯先生，我办不了事。解放以前，学校的官我没有做过，唯一例外是我做过一次评议员。”到了哲学所不久，金副所长就被准许在家待着，不必问政了。“显然，他们也发现我不能办事。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在这一点上，他甚是佩服清华同事陈岱孙，认为“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梅贻琦校长离校时，经常由陈代理校务。抗战胜利后，清华复校，但清华园已被日本军队破坏得不成样子，教员宿舍也成了养马的房子。梅贻琦知道陈岱孙的办事能力，于是派他先回京做恢复清华园的工作。陈先生当然不负众望，很快恢复原来秩序。“这就说明，真的知识分子是可以做工作的，可以办事的。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金先生话语间不无赞许。

　　那时的知识分子，确实有很多“能办事”的人才。不仅仅陈岱孙，梅贻琦本人也是一员干将。1942年，梅贻琦53岁，以清华校长的资格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南开校长是张伯苓，教育部令他们轮流担任三校校务常委会主席。但张伯苓在重庆另有任事，便把自己的职责委托给了蒋梦麟，蒋梦麟又将担子压给了梅贻琦。于是，整个联大校务就落到了三人中最年轻的梅贻琦身上。而梅贻琦干得也的确出色，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弦歌不辍，培养出一批人才。

　　1930年—1945年，蒋梦麟执掌北大。甫一上任，蒋梦麟便将刚刚北上的胡适聘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并制定出“校长治校，教授教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方针，大力延聘名教授，重振北大。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公祭大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言此便“潸然涕下”，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何兆武回忆说，他的姐姐在北大化学系读书时，因参与“一二·九运动”被抓捕。过了两天，他父亲收到一封信，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写来的，大意是：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把她保释出来。何先生说：“解放前，凡是学生出事，校长大都出来保。”

　　傅斯年也是一位能办事的知识分子。抗战前，学术界喜欢把有名望、地位高的教授称为“老板”，当时北平学术圈内有三个老板：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从1928年起，傅斯年就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7年春，又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大校长。同为“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和傅斯年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傅斯年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此语绝非自夸。事实上傅斯年很清楚自己的底线。1946年，蒋介石欲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傅回信婉拒，并说自己只是一愚戆书生，“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并表示“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蒋梦麟曾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这与当下的“仕而忧则学”完全两码事），查看一下当年国民政府高官的学历，可见一斑，如：行政院长翁文灏是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外交部长王世杰是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驻美大使胡适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柏林大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是哈佛大学博士；司法部长王宠惠是耶鲁大学博士……当年知识分子从政，有其时代特征。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一帮知识分子就在《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于是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这种“好政府主义”初步显示出独立的自由精神，体现了现代中国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干涉政治的模式。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就曾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没有一个好皇帝倒并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好县长却是件大事。

　　但这只是一帮知识分子的良好愿望，事实上“好人政府”仅存在三个多月就垮台了。胡适深受打击，遂下决心“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好友丁文江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丁还说，如今“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丁文江本人正是一位“起而行”的人物，罗素曾评价他说：丁文江是我见过的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丁文江曾与军阀孙传芳合作，当了八个月的“淞沪总办”，因此常为人诟病。丁本想借孙传芳之力统一中国，结束割据局面。北伐时，孙传芳也曾听从丁文江、蒋百里劝告，袖手了一段时间。北伐军到了武汉阶段，孙大帅可战可和时机已到，丁文江前去见他，劝他不要与二张（作霖、宗昌）合作，孙说：“我不能不与张家妥协，不然，我站不住了。”丁说：“与二张妥协，政治上站不住。”孙说：“那就管不着许多了。”接着便起身到天津去看张大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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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本书）展现出作者用英语写作的高超能力，文笔灵动，饱含智慧……为人们了解俄国的文学传统、政治气候和俄罗斯当代诗歌与诗学，提供了深刻而具有启发性的真知灼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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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朵渔先生本质上是一位诗人，历史或国家社会的不幸与真正的诗人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往往是前者能够成全后者，后者能够赋予前者以意义。在炼狱般的研读中，朵渔对民国以来的世道人心有了同情，有了命名，有了审判。在当代众多的写作者中间，朵渔先生的文字是少有的值得信任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