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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吴稚晖长于政论，喜为笔战，笔耕不辍，著作丰硕，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均有独到见解。本卷旨在涵盖吴稚晖对政府主义、国音统一、社会教育等问题的思考，使读者能够全方位地了解吴稚晖的所思所言，并选择特定时间段内最能代表其思想的文章，凸显吴稚晖思想中的变与不变。

作者简介

　　金以林，1967年12月生于北京。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国政治史、国民党党史、教育史。主要著作有《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大学史话》、《中共党史辨疑》等。

　　马思宇，1987年6月生于哈尔滨。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目录

导言
上《苏报》馆大记者书(1901)
与友人书论新世纪(1907)
推广仁术以医世界观(1908)
编造中国新语凡例(1908)
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1908)
新语问题之杂答(1908)
谈政府之闲天(1908)
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1908)
政府主义可以坚决革命党之责任心(1908)
中国人之腐败病(1908)
帝国主义之结果(1908)
革命商(1908)
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1908)
论社会主义答某君(1908)
答谁君宗教谈(1909)
书自由营业管见后(1909)
二十世纪者军人革命之世纪也(1910)
辟谬(1910)
革命党之光荣(1910)
致蔡鹤卿论学书(1911)
何谓真知识(1912)
中国之社会教育应兼两大责任(1912)
复蔡孑民书(1913)
学问标准宜迁高其级度说(1917)
予之个人今日外交观(1917)
朏盦客座谈话（节选）(1917)
论善恶之进化(1917)
论国利民福(1917)
论善亦进恶亦进(1917)
论普及教育(1917)
论道德教育(1917)
致钱玄同君论注音字母书(1918)
论工党不兴由于工学不盛(1918)
机器促进大同说(1918)
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1918)
“他”、“我”论(1921)
就批评而运动“注释”（节录）(1923)
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1923)
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最轻便的解决法(1924)
箴洋八股化之理学(1924)
物质文明与科学
——臭茅厕与洋八股(1924)
《说文解字诂林》叙(1927)
《李石岑讲演录》序(1927)
草鞋与皮鞋(1927)
怎样应用注音符号(1930)
我的人生观(1930)
在工商会议闭幕时之演讲词(1930)
三民主义为达到世界大同的途径(1931)
以人的精神能力支配物质(1931)
民生主义实现之途(1931)
摩托救国论（一）(1931)
小工程扶助大工程(1931)
教育改造与救国(1933)
摩托救国论（二）(1933)
救国须改良教育(1933)
人与人的交涉最好不谈人与物争应当仁不让(1935)
用资本来生产为当前急务(1938)
门外汉意中之教育问题(1939)
知难行易(1939)
精神物质应当并重说(1941)
礼、义、廉、耻在中国伦理史上的发展(1941)
反侵略要互助与优胜并用说(1941)
孔子大同学说(1943)
世界有四(1943)
西北为文明之摇篮(1943)
蔡先生的志愿(1944)
救济青年与中等教育改制(1944)
答毕修勺先生书(1945)
吴稚晖年谱简编

精彩书摘

　　导言
　　前清举人、维新小卒、革命斗士、“反共先锋”、政府主义旗手、三民主义拥趸者，当如此繁多的标签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时，当这个人以如此复杂的身份涉入政治的迷局时，注定了此人身份莫辨、毁誉参半的历史评价。吴稚晖就是这样一个人。
　　吴稚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舞台上扮演过多重角色：他很早就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国民党内颇具威望的元老；又参与了相当多的历史事件，诸如《苏报》案、海外中国大学的创立、反共政变的发轫、国语运动的推广等等；他还是中国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教育、文化诸多领域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一民国元老跌宕人生
　　吴稚晖，名朓，后名敬恒，字稚晖，1865年3月25日出生于江苏阳湖县（今武进县）雪堰桥一户普通商人之家。吴稚晖成长经历曲折坎坷，幼年丧母，由其外祖母收养，直至成年，“其恩至笃”。
　　吴稚晖在旧式私塾中，辗转完成其基础教育，先后读完了“四书”、《易》、《诗经》、《礼记》、《古文观止》等。家境的贫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五六岁时,处境骤窘，常有断炊之虞。夜卧绳床，老被寒如铁，外祖母年迈不胜寒”。这不仅令其提前结束了学习生涯，同时也对其世界观不影响。吴稚晖一生看重物质世界多于精神世界，鼓吹物质不可须臾而缺。
　　学途中辍，并不能令其灰心。吴稚晖22岁考入县学，两年后进入著名的江阴南菁书院。26岁，乡试中举。次年，入北京会试，试后仍就读于南菁书院。一日，江阴知县过孔庙而未下轿，吴稚晖的同学田其田等人深以为不恭，遂拦轿质询，举石击轿。知县大怒，将田其田押入县署，后经书院山长黄以周交涉，知县承认拘捕举人不当，当场向前来质询的吴稚晖等人承认错误，并令随从礼送回书院。
　　一日，新任学政在画舫请客喝酒，吴稚晖听闻此事，愤其有辱斯文，决定和同学一道捉弄学政。他们二人身着四开箭裤袖袍，头插松枝萝卜，手持草纸，跑到学政面前，请求赐酒三杯，随即四脚朝天，大出洋相，弄得学政十分狼狈。书院山长认为吴稚晖难以管束，令其离院，吴稚晖随即进入苏州紫阳书院肄业。
　　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
　　对于中国士人的思想世界而言，疑是巨大的冲击。像吴稚晖这样的一批读书人，开始倾向革命。吴稚晖曾回忆，“在甲午以前，一懵不知革命焉何物，但慕咬文嚼字之陋儒。经甲午惨败，始觉中国不能不学西方工艺，学了西方工艺，才能造大炮机关枪，抵抗敌人，所谓‘兴学之刻不容缓’，开始冒充为维新派小卒。以后受了许多刺激，才一步步的‘浪漫’起来，直到癸卯（1903年，引者注）正月，在上海张园演说，演高兴了，才开始称说革命”。
　　1895年至1903年，是吴稚晖由成年（30岁）向壮年（38岁）的成长转型时期，也代表了一批读书人寻觅救亡之路的心路历程。吴稚晖参与了公车上书，又拜会了康有为，继续申说其不作八股、反对缠小脚、拒绝吸鸦片的主张，得到了康有为的赞许。
　　吴稚晖写过一个三千字的折子，劝光绪皇帝革新变法。戊戌年元旦之际，吴稚晖将左都御史瞿鸿禨的轿子拦下。瞿见是一个衣冠整齐的青年，便命轿夫停轿。他看了折子后，说：“唉，时局到了如此，自然应该说话，但你的折子，还有可以商量的地方。我带回去细看再说，你后面写有地址，我有话，可通知你。你们认真从事学问，也是要紧的。”
　　吴稚晖：《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见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16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
　　如果说热心变法、参与维新是吴稚晖革命的第一阶段，那么他流亡海外的经历应该称得上革命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为他的革命生涯奠定了组织基础，同时也确立了他的思想基础。
　　1901年3月，吴稚晖坐上了由上海开往日本东京的邮轮，加入了甲午之后的中国学生留日浪潮。当时，与孙中山相善的吴禄贞、程家柽邀请钮永建看望孙中山，钮邀吴稚晖同去，遭到吴的拒绝。据吴稚晖回忆，他此时还在维新的阶段，一时难以接受孙中山的革命观：“我的心中，就不当他是绿林豪杰，以为他确要成为洪秀全第二。但其时我虽然也进了一步，从温和的我终还是忘不了要扶持光绪皇帝。觉得那种反叛的事业，做呢未尝不可做，终为像不正当。常想让孙文去做罢，我是不做。”
　　吴稚晖：《我亦讲中山先生》，见《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6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但与革命党人的交游，以及留日学生中变革舆论的熏染，毕竟让吴稚晖有所感悟，这才有了成城事件中的吴稚晖。成城学校是带有军事色彩的中学，是中国学生来日投考陆军补充士官生的重要渠道。1902年，九名中国自费留学生请
　　吴稚晖向中国驻日公使求情，要求进入该校学习，遭到公使拒绝。吴稚晖气愤难当，到大使馆与公使对峙，却被公使以“妨害治安”的罪名遣送回国。吴稚晖怀绝命书，愤而投水，为警察所救。绝命书内容如下：“信之已死，明不作贼，民权自由，健邦天则。削发维新，片言可决，以尸为谏，怀忧曲突，唏嘘悲哉。公使何与?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言语之间，虽仍有忠君爱国之思想，但已显革命决绝之态势。吴稚晖回国后，便常在上海张园演讲，并在《苏报》刊文，“鼓吹罢学，与夹带革命，双方并进”。
　　1903年,因《苏报》案起，吴稚晖被迫流亡英国。他在英国见到了孙中山、张静江、李石曾，决心投身革命。1905年，吴稚晖在伦敦加入同盟会。而后，吴稚晖等人于巴黎组织世界社，发行《新世纪》，每周一期，并组设中华印字局，“专倡政府主义，奇谈异说，震惊一世，我国人之言政府主义者自兹始”
　　冯自由：《新世纪主人张静江》，见《革命逸史》第2集，2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在20世纪20年代初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吴稚晖被胡适誉为科学派的“押镇大将”，“中国近三百年来四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
　　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见《胡适文存》第3集，53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4。。晚年吴稚晖则逐步成为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政客，不仅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出谋划策，同时也成为蒋介石独裁道路上的理论诠释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72岁的吴稚晖痛斥汪精卫叛国投敌，写下了“倭奴休猖獗，异日上东京”
　　储福兴：《吴稚晖先生轶闻》，载《江苏文献》，（台湾）第19期。的慷慨诗作。吴稚晖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蒋介石“每遇党国有疑难大事，总是先就教于先生，并以其一言而决”，就连孙中山也“尊之如师”，吴稚晖党内地位可见一斑。
　　1949年，84岁高龄的吴稚晖随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1951年，他编撰完成《郑成功史表》，两年后在台北病逝。按其生前遗愿，
　　蒋经国等人携带吴稚晖的骨灰，乘军机抵金门，换乘民船至大小金门之间的海面，将骨灰撒入大海。在其生命终结之时，仍心系国家统一。
　　二政府主义“第一人”
　　吴稚晖不仅在政治上声名显赫，而且在思想方面也独树一帜。他不但是近代提倡政府主义的“第一人”
　　刘师复：《晦鸣录》第2期，1913年8月27日。，同时也经历
　　了中国政府主义思想由盛转衰的全部过程。通过对他的思想研究，我们得以一窥中国近代政府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吴稚晖6岁发蒙，历十四载苦读诗书，久在儒家大同思想中浸淫。在其诸多政府主义思想著作中，都能看到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向往之情。吴稚晖在法国之时，正是政府主义思想横行之际。
　　他阅读了大量的政府主义书籍和报刊，并同法国著名政府主义大师格拉弗有密切往来，深受英法政府
　　主义思潮的影响。此外，在吴稚晖的思想中，还可以看到佛家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的痕迹。
　　吴稚晖的政府主义思想，是一个包含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宗教观、文化观
　　的相对复杂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几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并与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时局发展产生呼应，令国人耳目一新，启发了不少青年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
　　吴稚晖的宇宙观是“漆黑一团”的宇宙观。何谓“漆黑一团”？不可思议、不可言明是也。
　　参见吴稚晖：《宇宙不惮烦》，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吴稚晖先生全集》（卷一），
　　106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然不可言明之外，吴稚晖认为，宇宙本出于“一个”。在所谓“一个”的本体论认识下，吴稚晖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即“并物质之外的精神，精神不过从物质凑合而生”，并进一步解释，“一个”乃有质有力的活物，“质力者，一物而异名”。万物皆由质素构成，“质力相应”产生“感觉”，因而万物皆活。
　　参见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世界观》，
　　见梁冰弦编：《吴稚晖学术论著》，出版合作社，1925。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判断出，吴稚晖努力吸收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
　　以贯彻其唯物观念，虽有机械论之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是明显进步。
　　吴稚晖不但认为万物皆活，同时还提出万物各有责任、各司其职，其职曰“共造宇宙”。由此引申出“改良又改良”，乃“原始的天理契约”。天理契约内在要求人性皆善。凡是作恶之人，乃是不及善也。宇宙本身“欲得一好看的现象而后生出者也”，“世界本善”，“人性亦本善”，“不为善，即不必有人”
　　吴稚晖：《世界有四》，载《世界半月刊》，1946年，第一卷第四期。。
　　吴稚晖对人性的基本看法是向善，而另一个基本看法是要创造，“上帝是大造物，人是二造物”，不仅要创造，还要“造多一些，要造到可造，要造到什么东西都有”，这是人的“天职”
　　吴稚晖：《我的人生观》，见《吴稚晖先生全集》（卷一），106页。。
　　推己及人，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吴稚晖发展出互助的理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存我与存他并重，如是而已，即宇宙之大律”，“言乎互助，固一义也”。他指出社会的主要问题
　　是“竞争之势日烈”，“天然之淘汰，与人为之淘汰，相辅而行”，“国之弱、种之愚者，直不能自立于世界”。吴稚晖开出的药方，是施以道德，一曰我，一曰博爱。有我则“生有领受苦乐形色名号诸想，迷误愈深，又生利害善恶胜败诸想”，而我则胜败之想，于是乎争端遂息。而博爱则是为了互相救助，达到人人平等的最高境界。
　　参见吴稚晖：《推广仁术以医世界观》，载《新世纪》，第37号。
　　吴稚晖在提出其“一个”的宇宙观时，着意强调了这里的“一个”并不包含神鬼，这揭示了他的反宗教观念。在吴稚晖看来，宗教在塑造人格、进化道德方面，可称宗教主义，适与社会主义并论而互斥。相较于“全涵‘我’、‘博爱’等道德之社会主义”，“稍涵‘我’、‘博爱’等道德之宗教主义”就显得落后和用。吴稚晖认为：“既讲社会主义，即有社会主义之道德，可成社会主义之人格。道德乎，取诸社会主义而已足；人格乎，得之社会主义之道德而较良。如是，则宗教有何余地足以自存而可免于反对？”吴稚晖还驳斥了当时社会流行的宗教利于教化的观点。他以法国为例，指出法国不信宗教者比比皆是，而教化不失，盖因“宗教者，偏于人与神感通之迷信；教化者，偏于人与人相互之道德”，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参见吴稚晖：《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见《吴稚晖学术论著》，198、200页。
　　吴稚晖认为:“一种族之盛衰兴灭,恒与其迷信之浅深为比例。”为了证明这点,他还举了几个史例:“回教大兴,天方不振；儒宗定一,五胡乱华；基督漫衍,突厥蹂躏欧洲；释伽降生,印度国即微弱”，综上所言，宗教迷信不仅阻碍社会进步，更会延滞革命的到来，“恐惧迷信,世界强权之所基也。基以迷信、助以恐惧者,宗教是也。基以恐惧、助以迷信,政府是也。所倚有重轻,斯改革有难易,故宗教之革命难而政治之革命易,政教分立之国之政治革命易而政教混合之国之政治革命难”。而现在的情况正是“支那者,政教混合之国也,亦恐惧,亦迷信”,所以吴稚晖提出:“破世界人之迷信,世界人之所有事也。支那人者,世界人之分子也,破支那人之迷信,即破世界人之迷信,吾辈支那人请行孔丘之革命,以破支那人之迷信。”
　　吴稚晖：《排孔征言》，载《新世纪》，第52号。
　　“行孔丘之革命”，联系到吴稚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
　　一方面，吴稚晖视孔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为政府主义的仇敌，痛恨“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封建宗法社会以君天为名造君权神授,以法父为由造三纲五常,四者盘根错节,互相援引,遂铁铸公认为社会成立决不可之要素。而且“孔、孟、老、墨”这些所谓的“国粹”
　　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不符合抵抗强敌的国情，因此若要铲除封建宗法社会，打倒专政强权政府，就不能不“行孔丘之革命”，“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
　　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见秦同培编：《吴稚晖言论集》，101~108页，中央图书局，1927。，方能行政府主义之大道。吴稚晖宣言反孔孟学说，有其策略性的因素在其中，
　　用他的话说就是“矫枉过正”的方法。
　　但另一方面，吴稚晖亲近孔子的思想面相，在晚年逐渐凸显。他不但坦言“我们到了现在，还数不出另有一人，过于孔子”
　　吴稚晖：《生民以来未有孔子》,见《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八），1145页。，而且借由儒家大同学说
　　以阐发三民主义。
　　参见吴稚晖：《孔子大同学说》，见《吴稚晖先生全集》（卷一），217~221页。从这一角度观察，吴稚晖的思想轨迹表现出一种向传统的回归。
　　吴稚晖对于大同社会的想象，体现了当时社会主义者的一种普遍想象。吴稚晖坚称这并不是乌托邦的理想,因为“凡有今时机器精良之国,差不多有几分已经实现，这明明白白是机器的效力”
　　吴稚晖：《机器促进大同说》，载《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2号，77、78页。。具体而言，大同社会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凡可以造宇舍，供吾人住居之处，必使全世界处处相接”，“一切都会、省府、村町之名词”全部废止，“一切壮丽之宫室、宏大之寺庙”一一拆除，“所有一切宇舍,皆建一层楼,或建平房,位置于前花后木之间。其高大登眺之建筑，皆在园林”。交通便利，海底气界自由往来,“精究卫生与医理,使年寿加增”，“文字简易划一”，科学技术“易知而易解”
　　吴稚晖：《谈政府之闲天》，载《新世纪》，第49号。。
　　吴稚晖反对私产，主张各取所需的直接分配制度。同时他反对商业，称商业为社会主义之仇敌。但在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产阶级之间矛盾的问题上，吴稚晖的回应颇为暧昧：一方面，他称“占据机器的富人”
　　为“我劳动人的魔鬼”，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产阶级行动起来，会“工可食”。他质疑产阶级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智慧，“止有劳动的精力，没有机器的智识，一到抵抗之时，但能‘毁器’、‘加薪’，便结不起‘劳动组合’”
　　吴稚晖：《机器促进大同说》，载《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2号，77、78页。。这又显示出他面对社会实际问题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
　　政治思想方面，政府主义成为吴稚晖宣传排满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排满革命为表，政府主义革命为里，表里相应，革命互通。
　　吴稚晖抨击
　　清统治者为“清贼”，呼吁“毁灭君主之痕迹”，以“宣畅人民之自由”；吴稚晖早年宣传排满革命的文字极尽插科打诨、讥讽揶揄之能事，讽刺满人为“长尾胡”、“大盗”、“妖孽”，不一而足，折射出当时排满革命党的大汉族主义色彩。但吴稚晖在狭隘民族主义之外，还提出
　　“排满革命，非种族上之问题，乃革命条件上之事类也”，首重唯在废除帝制，“时代已入于二十世纪，所有一切皇皇帝帝，皆当先后灭绝，此世界公理家之公认也”
　　吴稚晖：《皇帝》，见《吴稚晖学术论著》，406页。。
　　清廷立宪议起，吴稚晖提醒国人，不要为立宪派蒙蔽双眼,如此之立宪必阻碍革命，宝贵的革命机会“其势必为预备立宪之诈术所消失”
　　吴稚晖：《奴才管见》，见《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1362页。。他还批评汉族官僚助纣为虐，欲假立宪而保
　　皇族，实系“置中国之前途于不问”，丝毫没有体恤广大汉人“浮沉于欲进步不能进步之地位”
　　吴稚晖：《臭皮囊蜕化》,见《吴稚晖学术论著》，416页。。
　　吴稚晖的革命思想不止于此，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远远超出一国政治革命的范畴。吴稚晖将目光投向更为宽广的世界范围，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称“帝国主义即强盗主义”，“帝国主义兴，而后世界公理、人道、良心”，“不行全世界之大同革命，世界终不能正当也”
　　吴稚晖：《混蛋世界》，见《吴稚晖学术论著三编》，24页，出版合作社，1927。。吴稚晖更是将帝国主义与康有为
　　、梁启超等人的保皇主张相联系，称保皇党人“今日曰兴警察，明日曰征民兵，后日曰君统万世。其举动虽卑鄙可耻，实则怀帝国主义之野心，而欲效西施之颦也”。吴稚晖警告青年勿受保皇党蛊惑，倡言“二十世纪之天地，即大盗帝王性命结果之日。帝国主义扩张之国，转瞬将为陈迹，不复再现矣”，因此望中国青年“多学科学，多造炸弹，各尽天良，以逐胡狗，使帝国主义勿萌芽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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