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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社会》的编辑出版,为学界深入认识重庆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重庆抗战历史和抗战精神的研究和宣传,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大后方抗战史、重庆地方史以及城市发展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史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近现代史档案文献内容,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内容简介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社会》以档案为主题,同时选录了部分历史报刊(诸如《大公报》、《中央日报》、《国民公报》、《新民报》)及其他相关文献资料(诸如《经济行政》、《汉藏教理院特刊》),以弥补档案文献之不足。本书以1937年11月(国民政府移驻重庆)至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作为中华民国抗战陪都史的时限,分为五章,分别从人口状况、社会组织(社团管理、社团统计、重庆市商会、重庆市总工会、重庆市农会、重庆市妇女会、同乡会)、宗教(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城市问题(烟毒、赌博、娼妓、盗窃、疫病、难童、难民、游乞)、节俗(纪念、婚姻、丧葬、旧习)等方面系统、翔实地展示了战时首都重庆的社会全貌。
书稿从档案文献的角度,对战时首都重庆的社会史做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收集和整理,思路清晰、布局合理,结构设置科学,历史脉络完整,是民国抗战档案文献史料整理研究的新成果。
目录
总序/章开沅
编辑说明
凡例
第一章 人口状况
第二章 社会组织
一、社团管理
二、各种社团统计
三、重庆市商会
四、重庆市总工会
五、重庆市农会
六、重庆市妇女会
七、同乡会
第三章 宗 教
一、佛教
二、道教
三、回教
四、其他
第四章 城市问题
一、烟毒
二、赌博
三、娼妓
四、盗窃
五、疫病
六、难童
七、难民
八、游乞
第五章 节 俗
一、纪念
二、婚姻
三、丧葬
四、旧习
五、奢侈
精彩书摘
1.《国民公报》关于商人王荣康大开寿筵铺张奢靡的报道摘自《国民公报》,1938年12月1日。(1938年12月1日)
〔本报特讯〕上海著名西服商王荣康,自京沪沦陷后,即迁店重庆陕西街照常营业,昨日为王荣康40生日,其妻30生日,王为合并庆祝起见,特大张宴席于陕西街留春幄二楼大礼堂,招待亲朋,大事庆贺。留春幄大门前,并用大幅红纸,上书“王府宴客”4个大字,过往行人无不侧目而视。午前订席8桌,来宾甚众,并特别包请此间国民剧院(一说小广寒)男女演员三四十人前往演唱,王荣康竟赏170元,在留春幄堂中悬牌出演,俨如戏院,即京戏一种亦达10余出之多,男女来宾既听戏,复闹酒,欢天喜地,殆不知身处后方而又逢抗战之最严重时期也。午后犹继续宴客,男女老少,尚有百数十人之多。王荣康为进一步铺张寿辰,更不惜招来大批舞女,以娱宾客。正式化装之舞女,且有6名,一时云裳艳影,粉腿纷飞,红红绿绿,欢笑如狂,音乐声中杂以疯狂之掌声,致引起街人行人之注意,有高声大骂者,有以石片向礼堂玻璃击打者,足见节约声中一般市民尚知爱国,而王荣康身为商人,居然大胆铺张,自以奢糜为得意,实属故违新运规定,应请政府从严惩处。跳舞完毕后,并有奇装艳服之美女及少年数人,表演魔术,直至午后8时,始表演完毕,开始排筵,酒肉争欢,深夜11时乃散云。
2.《国民公报》关于最高当局严令取缔公务员不正当行为的报道摘自《国民公报》,1938年12月22日。(1938年12月22日)
〔本市消息〕重庆警察局徐局长中齐,顷奉最高当局命令,以本市党政军各级公务员,多泄沓成风,逸乐是务,求其艰苦振奋、尽瘁职务者,百不获一。睹兹情状,极为痛心。兹为整饬纪纲,挽回风气起见,嗣后各级公务员,如有赌博、跳舞、冶游及其他不正当行为者,无论任何阶级,准由宪警立即拿解,从严惩办,勿稍徇纵等。该局现已遵令饬属严密查拿,本市淫逸之风,当可稍□云。
3.《国民公报》关于渝市严禁跳舞厅会的报道摘自《国民公报》,1939年1月11日。(1939年1月11日)
〔本市消息〕跳舞一事,迭经蒋委员长严令禁绝,以肃颓风,渝市府奉令后,当即饬令社会局妥拟禁绝办法,呈核施行,社会局长代经尘奉令后,除赶拟禁绝法外,并拟就布告,由市政府发出,其布告原文如下:查现值强敌凭凌,国势阽危,正举国上下淬励奋发,努力抗战建国之时,对于一切颓靡之习,亟宜矫正,跳舞厅会,应即严予禁绝,用期整饬纲纪,挽回颓风。顷奉委员长行营令饬查报本市所有跳舞厅会,并拟禁绝办法,自当遵办,除已由本府警察局、社会局会同调查,随时取缔并拟具禁绝办法呈奉核准后切实执行外,凡公私跳舞厅会及参加跳舞者,务各自停止,免干未便,否则一经查觉,无论任何阶级,一律拘拿送解行营,从严惩办不贷,合行布告周知云。
4.《国民公报》关于蒋介石严令取缔公务员宴会的报道摘自《国民公报》,1940年4月18日。(1940年4月18日)
〔中央社〕蒋委员长以黔华崇俭为治国之大径,抗战期间,军民尤宜刻苦自励,特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制定《取缔党政军机关人员宴会办法》,训令行政院执行,并责成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市政府、市警察局随时严密查禁,有犯必惩,勿稍宽假。行政院奉令后,已分令各部会及其他直接机关与重庆市政府,切实遵照执行。
5.《中央日报》关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订定取缔公务员宴会实施细则的报道摘自《中央日报》,1940年5月5日。(1940年5月5日)
〔中央社讯〕国防最高委员会令颁取缔党政军机关人员宴会办法之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顷特订定实施细则,严厉执行。兹节录实施细则中所列应予取缔各项如下:
一、先向餐馆订席发出请柬者。
二、中餐每席连杂费价在20元以上,人数在8人以上者。
三、西餐每份连杂费价在25元以上,人数在4人以上者。
四、餐馆以整桌筵席向私人住宅或公共场所运送时,未携带因公宴会或其他证明者。
五、假借常人名义宴请宾客者。
六、团体聚餐未经召集人报由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核定有据者。
6.《大公报》关于禁止销售和收买奢侈品的报道摘自《大公报》,1940年9月22日。(1940年9月22日)
〔中央社讯〕财政部对于富有奢侈性之外国烟酒食品等9大类,禁止进口物品,以及禁止内运之沪港厂制香烟,定下月1日起,实行取缔禁销,已志各报。禁销办法、物品品目与纸烟□号,亦经刊布。兹闻贸易委员会收买禁销物品,已电令各省办事处依照财政部制订办法,随时接洽办理,其无贸易委员会办事处地方,并经指定富华贸易公司、复兴商业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之各地分公司或收货处,代办禁销物品收买事务,以资利便。又探悉:①凡禁止商销物品,据物主声明自用者,得于检查禁销机关于核明后就原有包装酌予开拆,务必不能自行出售;其于转运时,确实自用者为限,以符禁销之旨。②禁销之外国物品,其收买价格,大致以收买第一口岸之进口价格,加应征关税数目,作为计算价格之基本数。③禁销之沪港厂制纸烟,其收买价格,大致以烟公司报由税务署之登记价格,加应征□税数目,作为计算价格的基本数。此外并依据某种货品之交货数量,酌量加算运输等用费。总期在禁令方面,减少商民取巧之弊,政府负担之收费价格,亦能公允合理云。
7.《国民公报》关于财政部决定按预定时间禁销奢侈品的报道摘自《国民公报》,1940年9月29日。(1940年9月29日)
〔中央社〕据确息,财政部规定之禁销外国烟酒、食品、海产品、袋装用品、玩具、烟用杂货,与沪港厂制高级纸烟,在本年九月三十日销售限期届满,照案自十月一日起,所有禁销之物品不能再行商销。闻重庆市商会,以有关各业,受空袭与疏散关系有未能将禁品如限销售,徇各业要求,转请财政部准予延展销售期3个月,至本年底为止,俾在展限时日内将禁品完全出售,以达禁品绝迹之目的,经财政部查核后,认为渝商所陈,固不无具有理由之处,顾禁销法令,于本年七月初,即经公布,原订销售期间定为3个月,亦属具宽裕时日。对于商人未能依限出售之物品,并在取缔办法□,订明由贸易委员会给价收买,实于商人业务兼顾备至。目下节约建国储金,正由政府积极倡导,此项禁销法令,亦为推行政府节约之端,既已先期公布,各省市一律施行尤应恪遵禁令,以树楷模,现已由财政部批复重庆市商会,对于拟定之禁销奢侈品,照定期实行禁销,不再展限,又关于收买事项,由贸易委员会主管,日内即将与社会局、警察局、海关等有关机关交换意见,互相联络,以期周妥云。
8.《中央日报》关于重庆市社会局限制酒席菜肴数量、禁止烧烤乳猪的报道摘自《中央日报》,1941年5月1日。(1941年5月1日)
〔中央社讯〕本市社会局,以市区餐饭馆林立,每日消耗极大,一席之费,动逾百金,不但近于浪费,且违节约之意,特规定从五月五日起,每桌酒席菜肴不得超过8样,并禁止烧烤乳猪,业经令饬餐食业公会遵照,如违即予以停业之处分。
……
前言/序言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起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会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会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政变使日本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这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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