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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广东先秦考古》内容是广东60多年来先秦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结晶。上启十四万年前的“马坝人”，中经一万年前后的“独石仔人”、“黄岩洞人”、英德“牛栏洞人”、三亚“落笔洞人”，下至两三千年前的“浮滨文化”、“横岭山墓群”、“西瓜岭文化”。其中“马坝人”、“石峡文化”、深圳咸头岭新时期时代沙丘遗址、高明古椰新时期时代贝丘遗址、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墓葬人骨及其拔牙个体、深圳背岭94座商时期墓群、博罗横岭山近三百座西周春秋时期墓群等，在《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占有一席之地。
　　《广东先秦考古》内涵丰富、结构严谨、观点鲜明，论点有据，推断稳妥，含盖年代跨度长，熔科学性、知识性、资料性、可读性于一炉。其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什么是“岭南文化”和岭南文化的特色，帮助我们建立对那段未有文字记载的广东史前历史和青铜时代历史的正确认识，同时也显示出岭南“荒服”不荒、“南蛮”不蛮的本来历史面目。

目录

前言
绪论
第一节 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
第二节 “广东先秦考古”界说
第三节 广东先秦考古发现简史
第四节 广东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第五节 有关岭南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
第一章 广东的早期智人
第一节 寻找最早的广东人
第二节 早期智人的居所
第三节 马坝人与蟠龙洞人——目前发现最早的广东人
第四节 早期智人的工具
第五节 与早期智人共存的动物群
第六节 早期智人的生存时间
第二章 广东的晚期智人
第一节 晚期智人的居所
第二节 晚期智人的形态特征
第三节 晚期智人的工具
第四节 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发展与演化
第五节 晚期智人的生存时间
第六节 广东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展望
第三章 中石器时代
第一节 “中石器时代”的提出
第二节 相关的人类遗存
第三节 文化特征与性质
第四节 与相关遗存的比较
第五节 动物驯养的出现
第六节 原始农业的诞生
第七节 动物驯养与原始农业的关系
第八节 小结
第四章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广东人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居址形态
第三节 主要遗址例举
第四节 制陶及广东早期的陶器
第五节 石工具的初步发展
第六节 其他制品
第七节 食品中的动物
第八节 人类遗址中的植物
第九节 生态环境与经济生活的考察
第十节 文化关系及相关的比较
第十一节 小结
第五章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广东人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遗址的区域分布
第三节 典型遗址例举
第四节 居住形态的观察
第五节 埋葬方式
第六节 制陶工艺的发展
第七节 石制品的改进
第八节 其他器具的进步
第九节 原始农业经济初步形成
第十节 考古学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
第六章 新石器时代晚期
第一节 远古人类的区域分布
第二节 典型遗址例举
第三节 房址遗迹考察
第四节 埋葬形态与拔牙习俗
第五节 制陶专业化的形成
第六节 石器工业的繁荣
第七节 玉石器——礼器观念的出现
第八节 骨贝器与装饰品
第九节 锄耕农业的形成与家畜饲养的推进
第十节 原始宗教观念与文化艺术的发展
第十一节 从测年数据探究生存年代
第十二节 与相关问题的比较研究
第七章 商时期
第一节 广东的青铜器时代
第二节 商时期广东的生态环境
第三节 文化内涵探讨
第四节 房屋建筑
第五节 埋葬制度的变化
第六节 聚落形态分析
第七节 青铜器的制造与使用
第八节 制陶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九节 玉、石、水晶器
第十节 陶器刻划符号
第十一节 经济类型
第八章 两周时期的青铜文化
第一节 文化遗存的特点
第二节 典型遗存举例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分期
第四节 器物的类型学研究
第五节 社会形态探索
第六节 与邻省区考古文化的比较
第七节 小结
结束语
后记

前言/序言

　　1988年，当我完成《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的古遗址、古窑址和古墓葬的编制任务，尤其是在1995年完成《广东通史》（古代上册）第一章《广东地区的原始社会》和第二章《不发达的奴隶制和岭南古越族》的撰稿后，便有准备编写一本《广东先秦考古》专著的打算。
　　如果《广东通史》（古代上册）第一、二章是以考古资料为主（因先秦文献史料缺乏），按社会发展史的一般规律，以通史的体例来构建广东先秦社会的概貌的话；那么《广东先秦考古》一书，更须依赖考古发现资料，按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描绘和复原广东先秦时期的社会历史面貌。两者目标一致而方法体例不同。
　　我清醒地意识到，要编写这样一本学术著作，仅仅靠个人的学识和能力是不容易做到的，它既需要花大力气去搜集、阅读、梳理五六十年来广东的文物考古资料及其研究成果，还需要有两三位志同道合的年富力强的专业合作伙伴。
　　1996年，广东省社科联公布广东“九五规划”（1996—2000）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于是我趁机在同年9月申报了“广东先秦考古研究”课题，后获得立项为重点课题，我为课题负责人和召集人，成员有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邱立诚研究员、冯孟钦研究员，后来增加了华南农业大学向安强教授。
　　经过共同讨论，统一认识，拟定提纲，分头执笔，数易其稿，终于在2000年6月，完成了《广东先秦考古》一书作为结项。
　　2000年10月10日，广东省博物馆学术委员会聘请专家小组（中山大学张荣芳教授、曾骐教授、张镇洪教授和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冯永驱副研究员），对《广东先秦考古》稿进行评议，获得了好评，认为具有创新和补缺的意义。其鉴定意见是:
　　第一，本研究成果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考古学理论为依据，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先秦考古资料，并就广东的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文化类型、性质、分期、社会形态等问题，阐明作者的观点，并有许多创见。如此全面地总结广东先秦考古资料，在国内外属第一次，此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二，本研究成果体现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既吸收和使用了传统的类型学、地层学的方法，也充分应用了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理论指导，应用了人类学的文化因素分析和比较研究，同时也使用环境学、自然科学测年等多种学科的方法、手段，使时空、视野更加广阔。因此，本成果所作出的贡献，对新世纪的广东先秦考古具有启发性和指导意义。
　　第三，内容丰富，思路清晰，论证严谨，重点突出，融科学性、学术性、知识性、实用性为一体。
　　一、 《广东先秦考古》编写的指导思想和目的要求
　　编写《广东先秦考古》一书，需要掌握丰富的文物考古资料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需要对以往的考古发现作出说明和解释，更需要正确的科学理论的指导。
　　考古学的发生和发展，始终是同考古发现相伴随的。何谓考古发现？“一般来说，考古发现是指有关古代人类、古代社会和古代文化的实物资料的发现，并且这些发现是有其科学价值的考古学的发现。”白云翔：《 20世纪中国考古发现述评》，考古杂志社编著《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考古学的知识不仅仅是“证实”的结果，因为对地下的挖掘，总是依赖人们的解释体系。因此，伴随着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考古学在不断创造“历史”的同时，也不断地改写“历史”。总之，考古学既是现代知识体系的有机部分，也是反思现代知识体系的诸多结论的重要途径。《读书》1996年第9期。
　　如苏秉琦教授指出：“史前史的史源主要来自史前考古学，但史前史不等于史前考古学。考古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遗址、遗迹、遗物，这些古代物质遗存无疑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但素材不等于历史，依考古文化序列编排出的年表也不等于历史。史前史不是田野发掘报告的堆砌，也不是田野考古资料的总合。从史前考古学到中国史前史要有个升华过程，即概括和抽象的过程，科学思维的过程。”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苏秉琦著《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第115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又，“对考古工作者来说，为了发掘古代遗址，打开面前的往往是无字可查而价值很高的‘地书’，揭示古代历史的面貌，必须运用一套独特的科学的发掘和整理加工的方法。这就是田野发掘工作最基本的一个环节——地层学和室内整理资料、进行比较研究时使用的一种方法——器物形态学又称器物标型学”。
　　苏秉琦教授提出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说，对于我国考古学文化，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划分，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就是全国六大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之一。
　　苏秉琦教授在《岭南考古开题——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序》一文中指出：“广东的古文化不只是砂陶、软陶、硬陶的笼统概念，而是广东有自己的青铜时代，有自己的‘夏商周’。”又说：“岭南文化的形成不是秦汉设郡以后的事，没有当地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设不了郡，就是秦汉设郡以后也有‘外来文化’地方化的问题，这使我真正感到了岭南的‘更加郁郁葱葱’。岭南与一般的南方有所区别，它既不同于太湖流域，不是吴越文化，也不同于长江流域，不是楚文化，与江西也有个界限。它南连着南洋诸岛、印度支那地区，代表着大半个中国，是真正的南方。从更大范围看，有肩石器从岭南向西经云贵高原直到印度河，欧亚大陆古文化在那里分界；有段石锛则联系着太平洋地区直到新西兰岛，中国大陆与印度次大陆和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关系都同岭南有关。可见，岭南考古是个大题目，可以越做越大，愿与杨式挺同志和广东省的朋友们共勉。”杨式挺著：《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
　　苏先生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说，对于《广东先秦考古》的编写，有着深远的启迪和指导意义。还有其他的一些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如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吴新智、夏鼐、安志敏、郑德坤、饶宗颐等，他们曾对马坝人、柳江人、黄岩洞人、西樵山文化、石峡文化、浮滨文化等人类学，以及考古学、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考古，都作出过许多精辟的、重要的论断，同样是编写《广东先秦考古》的指导思想。
　　广东先秦考古的发现，在《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占有一席之地考古杂志社编著：《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旧石器时代的曲江马坝人1958年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曲江石峡遗址和石峡文化（1973—1978），就是其中的两项。深圳屋背岭94座商时期墓群（2001—2002），博罗横岭山近300座西周春秋时期墓群（2000），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墓葬人骨及其拔牙个体(1997)，都曾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深圳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高明古椰新石器时代遗址，同时被评为200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外，还有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等。马坝人头骨化石见《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第18—21页，石峡遗址和石峡文化见《广东先秦考古》第138—141页，马湾岛东湾仔北见《广东先秦考古》第142—145页，广州西汉南越王墓见《广东先秦考古》第286—289页。出现于新石器晚期、消亡于汉代、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粤港几何印纹陶及其陶器上的近千个刻划记号，是百越民族文化的一个特征，广东是江南地区几何印纹陶流行和发达的省区之一。
　　二、 《广东先秦考古》的命名
　　《广东先秦考古》名叫《广东先秦考古》，这里略加说明。一是广东是以现在广东省的行政区域作为研究“空间”。由于广东的历史地理沿革与现在的海南省（1988年建省），广西的灵山、钦州、防城、北海、合浦等以及香港、澳门有关，所以，《广东先秦考古》在写到以往的考古发现和比较研究时，会涉及这些地方。二是“先秦”，这是《广东先秦考古》研究的“时间”。先秦是一种简称，即指秦汉以前。《广东先秦考古》时限包括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三是“考古”，《广东先秦考古》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考古发现的遗址、遗迹、墓葬和遗物。原申报课题叫《广东先秦考古学文化研究》，后来考虑到“考古学文化”是有特定的定义的，是必须得到考古界认可的，其数量也是有限的，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广东先秦考古中被认可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只有“西樵山文化”、“石峡文化”、“浮滨文化”等，如果仅仅局限于研究这几个考古学文化遗存，那不是编写《广东先秦考古》的初衷，也不足以体现半个多世纪以来广东先秦考古的发现和成果。
　　广东虽地处五岭以南，但面向辽阔的南海，海岸线漫长，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便与东南亚地区发生过千丝万缕的关系。环珠江口的咸头岭文化、西樵山文化、大湾文化、河宕文化，粤东地区的陈桥村类型文化、浮滨文化，以及珠海宝镜湾的多幅海船纹与敬海的岩刻画，都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特征，它开启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先河。珠江流域历史悠久的远古文化和古文明，同样是优秀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源头和组成部分。
　　三、 《广东先秦考古》的创意和突破
　　《广东先秦考古》是一本研究广东以至岭南地区先秦考古的综合性学术著作，是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与广东考古实践相结合的探索性成果，还不是广东考古学史。其创意和突破表现在：一是采纳了“中石器时代文化”的提法，并作出了论证；二是提出了“独石仔文化”名称；三是坚持了“西樵山文化”或称“金兰寺文化”名称，并采纳了“河宕文化”的命名；四是坚持了“石峡文化”的命名，以及石峡遗址发掘报告中的“石峡第一期文化”、“石峡第二期文化”（即“石峡文化”）、“石峡第三期文化”（即石峡中层文化）和“石峡第四期文化”（即石峡上层文化）；五是坚持了广东早期青铜文化遗存的“浮滨文化”名称；六是拟将“夔纹陶类型文化”改称为“大梅沙文化”，而将“米字纹陶类型文化”改称为“西瓜岭文化”等。
　　广东先秦考古发现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岭南文化和岭南文化的特色，它让人们对那段缺乏文字记载的广东古代社会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它同时也显现出岭南“荒服”不荒、“南蛮”不蛮的历史本来面目。
　　四、 《广东先秦考古》为集体研究成果
　　全书结构设置八章七十一节。第一、二、三章为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由邱立诚执笔。第四、五、六章为新石器时代，由杨式挺执笔。第七、八章为青铜时代，由冯孟钦、邱立诚执笔。前言由杨式挺执笔。绪论由杨式挺、向安强执笔。其中，绪论第一节、第二节和第四章的部分初稿，由向安强执笔；绪论第三、四、五节由杨式挺执笔。全书又数易其稿，最后由杨式挺、邱立诚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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