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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通嚮集體之路：一項關於文化觀念和製度形成的個案研究》以作者在安徽南部自然村——汪傢村前後長達10年的田野調查為基礎，講述瞭一個集體製度（人民公社製度）如何形成的故事。作者認為，集體製度雖然由國傢推動和組織，帶有很大的強迫性，但是農民並不是完全被動的接受者，他們被裹挾到集體化的大潮中，同時，也以自己的方式、沿著符閤自己利益的方嚮推波助瀾，甚至在可能的範圍內調整和改變瞭潮流的走嚮。

作者簡介

　　盧暉臨，北京大學社會學係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博士，哈佛燕京訪問學者。

目錄

引子：汪傢村印象
第一章 製度研究：問題、意義和方法
一 集體製度研究的緣起與方嚮
二 既有研究的批判性迴顧
三 個案研究和曆史敘述方法的應用

第二章 製度理解：不同的理論視角
一 理性選擇製度主義
二 文化主義的製度觀
三 社會學新製度主義
四 一個整閤性的理論框架

第三章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汪傢村
一 土地占有情況
二 汪傢村的人物
三 討論：革命前社會分化秩序與社會分化的文化網絡

第四章 通嚮集體之路
一 解放
二 土地改革
三 閤作化
四 共産風
五 討論：革命後社會分化的新格局

第五章 集體時代的社會經濟生活
一 集體一日——生産
二 經濟分配——工分製度
三 集體儀式——一場婚禮
四 集體決議——責任田收迴、自留地調整和並隊
結 語 集體製度：農民的主動選擇還是被動接受
跋 集體經濟再評價——十年之後的反思

附錄一 革命前後中國鄉村社會分化模式及其變遷：社區研究的發現
附錄二 周傢莊：人民公社遺産的新啓示

精彩書摘

　　《通嚮集體之路：一項關於文化觀念和製度形成的個案研究》：
　　引子：汪傢村印象
　　在新建的村委會旁邊，是當年的大隊部，斑駁的牆壁上，"農業學大寨"幾個褪色的仿宋體紅字依稀可以辨認。建築是一個時代凝滯的記憶，若以此為衡量標準，這裏差不多是整個村莊見證人民公社時代的唯一"記憶"瞭。破敗的建築，不具有任何翻修的經濟價值，要不瞭幾年，這裏就將成為一片瓦礫。但是，那個曾經影響地球上最多農民，給他們帶去歡樂和痛苦、期望和失望的人民公社製度，也將如同瓦礫一樣埋藏到農民的記憶之中嗎？
　　——摘自汪傢村調查日記
　　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第一次到汪傢村，看到滿眼樓房的驚奇心情。那是1994年夏日一個炎熱的下午，我棄車步行，踏上瞭通往村莊的機耕路。離村莊還有200米，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村頭的一棟二層樓房，在綠樹叢中顯得格外漂亮氣派。雖然早就對村莊中可能的貧富分化有心理準備，但我對眼前這棟小樓多少還是感到有點意外。幾分鍾之後，眼前的景象就不隻是讓我意外，更是讓我大吃一驚瞭。當時，麵對著一棟棟的二層小樓，我仿佛覺得自己不是身在皖南，而是置身蘇南瞭。
　　進村之前，我曾經翻看過該縣的有關材料，印象中1993年全縣農民人均收入不過纔2000元左右。汪傢村緊鄰縣城，收入水平高齣當地平均水平在情理之中，但我一時怎麼也無法把它與眼前這一棟棟樓房聯係起來。
　　汪傢村的房屋可以分作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土房，房屋牆壁用土坯砌成，或者是用夾闆將土夯實而成，房頂以瓦覆蓋，為便於雨水分流，房頂都是由屋脊嚮兩邊傾斜。第二種是樓房，房屋牆壁用磚塊砌成，房頂是用水泥澆鑄的平颱。第三種是平頂房，它的建築材料與樓房相似，不過它隻有一層，相當於二層樓房的底層。在我第一次到汪傢村的時候，全村已有42戶人傢居住在樓房裏，其餘的人傢分彆居住在土房和平頂房裏。在我第一輪調查期間（1994年7月~1995年6月），先後又有9戶人傢新蓋起瞭樓房，到該輪調查結束時，已有51戶人傢住在樓房中。此後，我重訪該村十多次，最近一次是在2003年9月，除瞭大約10戶人傢仍然住土房外，其餘全部是樓房。
　　滿眼樓房帶給我的震撼，驅使我去仔細觀察這些樓房。目前汪傢村的樓房均是二層，一般是底層三間頂層兩間的結構。進入大門就是堂屋，是吃飯和待客的地方。堂屋左右各一個房間，一般傢庭至少將其中的一間用作儲藏室，放置農具，儲存稻榖。田地多的農戶甚至將兩個房間都用來儲存雜物。自堂屋處由室內樓梯通嚮二層的兩間房，通常都用作臥房。大多數人傢，都會在樓房後麵另蓋幾間平房，用作廚房和豬圈。從實用和居住舒適角度看，這些樓房未必優於老房子，至少未必優於質量好的老房子。老房子土牆瓦屋有鼕暖夏涼的優點，而近年新建的樓房齣於節約成本的考慮，房頂一般沒有使用有效的防熱材料。每逢盛夏，酷暑難當。清潔是另外一個問題。迄今為止，村莊內部的道路都是土路，或者乾脆是田埂。從室外進屋，不可避免地帶入大量塵土，每逢雨天，更是泥漿滿屋。而過去住老房子，堂屋就是地麵，塵土和泥漿並不顯眼。這些不實用和不舒適的地方，不僅我一個局外人觀察得到，村民自己也完全瞭解。我的房東，年過五十的汪進田常常指著他的樓房自我解嘲："這房子有什麼好？要說有用，就一條，曬稻子有地方瞭。"確實有不少村民將水泥樓頂作為曬榖場，和門前的曬榖場比較，水泥樓頂乾淨，接受陽光的時間長，還可以免除雞鴨的侵擾。
　　話雖如此說，樓房還是照蓋。從我首次進入村莊以來，不到半年的時間，先後蓋起瞭9棟樓房。1994年11月，在汪進田的弟弟汪進仁新落成的樓房前，我嚮他提齣這個問題：為什麼大傢要蓋樓房？汪進仁覺得這個問題太滑稽："大傢都蓋，你怎麼能不蓋呢？好比是一個潮流，大傢都是人，誰也不比誰差多少，形勢擺在那兒，你不蓋不成，形勢逼人啊！"我眼前的這棟樓房，正是這種"形勢"和"潮流"裹挾的産物。從整體框架和結構上看，它和村裏其他的樓房沒有什麼差彆。不過，細細一看，就發現很多問題。由於資金不足，樓房裏外都沒有粉刷，裸露的磚塊為我提供瞭一個就近觀察的機會。我驚奇地發現，大量斷磚和小磚頭攙雜在紅磚中間，支撐二樓陽颱的外廊柱也明顯偏細。這樣做雖然是為瞭節省成本，卻留下瞭安全隱患。汪進仁告訴我，這種情況並不隻他一傢，其他有些樓房也是這樣，隻是抹上水泥或白灰之後，"外麵看上去都一樣"。至於安全隱患，進仁不覺得是個大問題，"反正是自己住，也不會倒，過些年混好瞭，說不定又蓋新的瞭"。汪進仁一傢五口，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兒子剛剛9歲，如果為瞭兒子結婚，他可以再等十年，樓房顯然不是為瞭兒子蓋的。即使成本已經嚴格控製，1994年蓋這樣的樓房還是要花將近兩萬元。進仁前些年在外麵打工小有節餘，但還是不夠蓋房的開銷，匆忙蓋房的結果是落下一筆不小的債務。2003年，當我完成學業前最後一次去汪傢村的時候，進仁也沒有像他九年前所期望的那樣"混好"，不僅新蓋樓房已經成為一個無法實現的奢望，而且十年前的樓房仍然裸露著外牆。這個時候，全村的蓋房潮已經基本上告一段落，八十多戶人傢，有六十多戶住在樓房裏，剩下的十多戶有兩類情形：第一類是不需要蓋樓房的人，如子女都已成傢的老人，沒有後代的人，或子女脫離農村進入城市的老人；第二類是已經徹底放棄希望的人，在人際關係上屬於所謂的"死門子"（閻雲翔，2000）。
　　這樣一個居房換代潮，可以被意識形態專傢視作改革以來農村現代化、農民奔小康的一個組成部分，視作農村改革的一項巨大成就而加以宣傳。農業經濟學傢，當然也可以通過分析農民消費結構中住房消費的比例，視其為一種非理性"攀比"消費行為，由此倡導一種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無論在哪種看法中，農民居房換代潮都難以作為一個獨立的議題，進入社會科學研究的視野。但是，作為一名社會學研究者，從人們習以為常的社會現象中發現不同尋常的社會意義，已經成瞭我的職業習慣。
　　在第一次進入汪傢村以後的十年時間裏，我經常會想起汪進仁提到的"形勢"和"潮流"。毫無疑問，農民麵對的蓋房"形勢"和"潮流"，與現代商品社會中的"時尚"有相似之處，而且，確實可以從邁嚮現代性社會的一般過程中尋找其社會心理起源。對此，一百年前的德國哲人齊美爾（Georg Simmel）已經論述得精彩無比。我要走的是另外一條路綫，隨著下文的進展，我們將明白，汪傢村的農民蓋房潮，是一段特殊的生活經曆和現實處境交閤的時候産生的社會現象。我試圖去探尋那一"形勢"和"潮流"的曆史原因，這樣做的目的，當然不僅限於理解農民蓋房潮本身。20世紀80~90年代齣現的農民蓋房潮，是一種帶有很大偶然性的社會現象，也許很快就會成為曆史，但是在這種偶然性社會現象背後，那裹挾農民的"形勢"和"潮流"，卻和一個直接影響地球上最多人口三十多年的集體製度聯係在一起。曆史學傢布洛赫（Marc Bloch）說，"在曆史學傢審閱的所有畫麵中，隻有最後一幅纔是清晰可辨的。為瞭重構已經消逝的景象，他就應該從已知的景象著手，由今知古地伸齣掘土機的鏟子"（布洛赫，1992：38）。社會學傢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則說，"社會學的使命就是去理解我們今天何以成為今天的"（Giddens，1996：2）。這兩種說法，不過是一枚硬幣的兩麵，雖然看上去指嚮不同的方嚮，但是在對曆史和現實之間關係的認識上完全一緻。我把我在後集體時代觀察到的房屋換代潮，當作嚮集體時代提問的綫索，最終目的是去理解集體製度的形成。新製度主義社會學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啓示是，製度的亞製度基礎（Sub-Institutional Foundation）要比那些構成製度的正式規章、架構更重要（Brinton and Nee，1998）。在接下來的篇章中，我將以理解"形勢"和"潮流"作為切入口，分析那些支撐集體製度的更潛在的同時也更根本的文化觀念，分析其起源、發展以及它們在集體製度形成過程中發揮的作用。
　　"大傢都是人，誰也不比誰差多少，形勢擺在那兒，你不蓋不成，形勢逼人啊！"1994年，汪進仁和其他的村民一樣，雖然無法用言語清楚錶述這種"形勢"和"潮流"到底是什麼，卻在生活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其壓力，並以外在的行動錶現齣來。其實，這樣的"形勢"和"潮流"，早在集體時代就醞釀積聚，間或也"興風作浪"。
　　1969年末，正是鞦收之後的農閑時節，汪傢村村民們的目光全落在章利元和魏木根這兩個傢庭上。這一年，村裏很多人都興建新房。老房子的牆大多是用土坯壘砌而成，屋頂用稻草覆蓋。新房子雖然仍舊是草頂，但牆是用"木夾闆"作為工具，夯實泥土而成，當地叫"打牆"。與土坯牆相比，"打牆"牆麵比較平整，也比較堅固，因此可以蓋得更高。不過，修建"打牆"必須要很多人手，村鄰之間幫忙雖然不需付錢，但招待幫工的夥食卻是一筆不小的開銷。章利元和魏木根是鄰居，章傢在西邊，魏傢在東邊。兩傢碰巧在同一天開工，分彆請本村的村民幫忙壘牆。老魏傢的幫工熊開福對老魏說："左青龍右白虎，東邊一定不能比西邊低。"老章的女婿則給嶽丈打氣："他多高，我們就多高，一定不能讓他比下去瞭。"兩傢比賽著將牆往高打，但牆高總有個限度，最後隻好協商，在差不多的高度上罷手。一直到好多年後樓房齣現，老章和老魏的土牆房都保持著全村最高建築的紀錄。不過，這場競賽已經使得雙方都元氣大傷。房屋落成以後，為瞭還債，兩傢都隻能吃稀飯過苦日子，偶爾煮一頓乾飯。由於兩傢住得太近，一傢煮食乾飯時，飯香總是飄到另外一傢。兩傢於是約定，每個星期煮一次乾飯，要煮就一起煮，免得孩子們嘴饞（盧暉臨，2003）。
　　1996年，在魏木根新落成的樓房裏，我提起這件從其他村民那裏聽來的近三十年前的往事。老魏訕訕一笑："當時也不知道怎麼想的，其實房子蓋那麼高沒有什麼用處，就是覺得，大傢都是社員，誰也不比誰差，怎麼能讓彆人看笑話呢？"這件事當然不能當作典型，甚至可以說它很特殊，畢竟整個集體時代，這樣公開叫闆、像打擂颱一樣蓋房的事情隻有這一起。不過，正如戲劇化的事件往往以戲劇化的方式反映瞭日常生活中的緊張情緒或者需求一樣，我在這段聽起來像是笑談的事情背後，看到的是農民社會生活中日漸強固的平均主義心態。正是這種心態，使得住房的興建成為不摺不扣的地位競爭儀式。更有趣的是，我們可以從魏木根的說法中找到汪進仁"平等邏輯"的影子，它啓發我們，汪進仁的"大傢都是人，誰也不比誰差多少"的觀念，與現代意義上的人本主義教育沒有多大的關係，而與集體時代的"社員"經曆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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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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