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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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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慰慈
• 近代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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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传记
• 清史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207452

版次：1

商品编码：11706806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00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选取了张慰慈发表在《新青年》《晨报副刊》《努力周报》《东方杂志》等民国时期重要刊物上的研究论文，及其在民国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中的核心篇章，内容涵盖张慰慈对民国前期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论、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介绍和对民国政治体制问题的思考。

作者简介

人物简介
张慰慈（1890—1976），活跃在民国时期的北京学界，是民国时期政治学研究的开拓者，自由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参与《新青年》《努力周报》《晨报副刊》等民国自由主义重要刊物的编辑和稿件撰写，与胡适等学人保持着非常好的思想战友关系。

编者简介
李源，2 0 1 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民国政治思想史。2013年起，担任视频节目《罗辑思维》的创作人。

目录

导言

俄国的新宪法（1919）
俄国的土地法（1919）
俄国的婚姻制度（1919）
俄国遗产制度之废止（1919）
俄国的新银行法（1919）
女子解放与家庭改组（1919）
德国新宪法中的联邦制度（1919）
美国城市自治的约章制度（1920）
美国劳动运动及组织（1920）
最近德国政治变迁（1920）
市政问题（1922）
多元的主权论（1922）
政治改革的目标（1923）
英国选举制度史（节录）（1923）
英国政府纲要（节录）（1924）
中世纪的民治主义和选举制度（1924）
欧美城市和国家的关系（1924）
二十年来美国城市政府改革（1924）
市政制度（节录）（1925）
阿玛那——一个试验共产制度的社会（1925）
论苏俄（1925）
我也来谈谈苏俄（1925）
论妇女的智力（1925）
床的研究（1925）
上海的租界（1925）
中国与国际劳工会议（1925）
市民与市政（1925）
世界人口与粮食问题（1925）
巴尔沙克论婚姻（1926）
俄国革命前后社会阶级状况的变迁（1926）
战后的欧洲农民——绿色国际（1926）
欧战前后的国际政治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的变更情形（1926）
战后的欧洲劳工阶级（1926）
战后的欧洲中等阶级（1926）
英国的殖民地（1927）
革命以后的德国市政（1927）
萨各与樊才第的案件（1927）
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1928）
革命（1928）
欧美诸国的市长（1928）
宪法（节录）（1930）
政治制度浅说（节录）（1930）
政治学大纲（节录）（1930）
《现代民治政体》译者序（1931）

张慰慈年谱简编

精彩书摘

导言
张慰慈（1890—1976），字祖训，江苏吴江人，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治国专家。
张慰慈早年就读于上海澄衷学堂、复旦公学，后于美国艾奥瓦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法政大学、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中国公学政治学教授和安徽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张慰慈所参与教学的主要内容包含政治思想史、法学等社会科学，为社会科学普及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诞生于辛亥革命后，尤其是在1920年代的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的许多教授都是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专家，包括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陈启修等人；还有很多人是接受北洋的新式教育，之后在各个大学政治系任教。
从研究阵地看，20世纪中国政治学的研究阵地在20年代主要是北京大学，30年代主要是清华大学，抗战开始后转移到西南联合大学。张慰慈所主要活动与著述的年代，正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开创并突飞猛进的时代，张慰慈的主要代表作《政治制度浅说》《政治学大纲》与《宪法》，以及其所翻译的美国政治学家布赖斯的《现代民治政体》，不仅是重要的教学范本，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值得我们今天重新整理与阅读。
张慰慈最主要的著作完成于1919—1931年这13年间，多是其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编写的著作与教材，其中包括《市政制度》《宪法》《政治学大纲》等开创性研究著作。20世纪20年代的民国政治学大约可以分成几个流派，以胡适及其学术—朋友圈为代表的政治学家群体是自由主义政治学的代表，深受英美政治学传统影响，强调权力分立制衡、契约主权、政党、议会、宪政与国家—社会分立等学说。作为北大政治学界的代表人物，张慰慈的论著堪称20世纪2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政治学研究的高峰。
张慰慈是胡适的学人圈子中与胡适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位。十四五岁的时候，张慰慈和胡适就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同学。张慰慈与胡适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后胡适每次到上海，时常住在上海绍兴路96弄的张慰慈家里。
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张慰慈就曾与胡适共同参与，并连载文章。张慰慈曾参与胡适在北京组织的多数重大学术活动，并曾协助胡适创办过大量杂志、刊物。张慰慈性格温和，不爱争强，与胡适的关系始终很融洽。
目前能够搜集到张慰慈最早的一篇理论文章发表在《每周评论》上。《每周评论》由陈独秀、刘半农和张申府合办，作为“不谈政治”的《新青年》关于政论的补充。1920年胡适接替陈独秀担任过一段时间主笔，这期间张慰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俄国革命，宣扬妇女解放。张慰慈用满怀热情的笔调，介绍俄国革命，同时强调俄国革命对于当时中国社会进行民主实验的重要作用。
后来胡适又创办了《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的主编人员中，除了核心成员胡适、丁文江之外，张慰慈也是重要参与者。《努力周报》是胡适和几位朋友自筹经费所办，不发稿费，写稿、投稿也都是出于友谊，发行部的人也没薪水。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慰慈与高一涵也曾在胡适不在京期间担任过一年多的主笔。在此期间张慰慈还积极参与了胡适组织的20人茶话会，参与制定了《我们的政治主张》。1923年胡适南下养病，张慰慈与高一涵成为刊物的主笔，这段时间，胡适与张慰慈、高一涵互通了许多书信，讨论《努力周报》的经费问题。
1923—1925年间，张慰慈完成了他的几部重要著作：《英国选举制度史》（1923）、《英国政府纲要》（1924）、《市政制度》（1925）。后胡适滞留上海不归，张慰慈与徐志摩等人合办《晨报副刊》，发表了大量关于妇女、婚姻、家庭及批判苏联的文章。张慰慈所发表的关于妇女的文章，引发了热烈讨论。尤其是其所翻译的叔本华的《妇女论》。叔本华对于女权的批判，在欧美学界独树一帜，他对女性存在很多歧视性看法，一直是女权主义者攻击的对象，颇受争议。但其观点尚未引起国内关注。张慰慈译介此篇文章后，引发了大量讨论，也包括谴责，鲁迅先生也曾参与讨论。
张慰慈的《英国选举制度史》与《英国政府纲要》是中国较早系统地介绍英国政府与选举制度的专著。《英国选举制度史》用大量篇幅描述英国选举制度的细节，并分析了英国选举制度的由来与问题，对于今天的英国选举制度研究仍有重要参考价值。《英国政府纲要》更为全面地分析了英国政体的特点，并有大量篇幅描述英国选举制度对于民国政体的借鉴意义。完成这两部经验研究著作，对于张慰慈之后对自由主义政体的判断产生了影响。
《市政制度》是张慰慈的代表作之一。市政研究是民国时期的重要研究领域，当代学界对此已有部分研究，但仍有更多挖掘价值。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与广东国民政府对于城市改造问题非常重视，因而也使得市政专家能有很多施展才华的空间。相对于30年代的重要市政专家董修甲等人，张慰慈的《市政制度》完成最早，而且其所建立的分析框架，一直为之后的学者沿用。张慰慈不仅强调民治必须从城市市民的自治运动开始，与当时大批主张农村自治的学者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他提出的城市自治的许多具体实践方式，也是同时期研究者根本没有企及的地方。历史经验表明，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要步骤，甚至伴随工业化的进行，实现城镇化是必然结果也是必要条件。张慰慈是中国最早发出城市化先于农村治理呼声的专家学者之一。《市政制度》对于今天我们理解城市化、市政管理，仍有重要意义。
1929—1931年是张慰慈学术的成熟期与总结期，他不仅翻译了布赖斯的《现代民治政体》，也完成了其系统阐释政治思想最重要的三部代表性专著，分别是《宪法》（1930）、《政治制度浅说》（1930）和《政治学大纲》（1930）。这三部著作系统地总结了20年代张慰慈政治思想的精华，是理解张慰慈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文本。
《宪法》的初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在“小百科系列丛书”之中，共分6章。《政治制度浅说》初版于1930年3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共25章。《政治学大纲》的初版也是完成于1930年，共18章，在《政治制度浅说》基础上，扩增了大量内容，补充进“政治学的性质”“研究政治学的方法”等内容。1930年4月，张慰慈合并后两本著作，出版精华本，名为《政治学》，共10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张慰慈集中出版三部专著，是因为1930年，安徽大学聘任杨亮功为校长。杨亮功上任后，立即在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延聘各领域专家学者任职，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安徽大学影响力，其中就包括王陆一、张慰慈、丁绪贤等人，此外还延聘了知名学者，包括陆侃如等任各系主任。张慰慈后还当过该校图书馆馆长，直到1932年改任国民政府铁道部参事。《政治制度浅说》的初稿，张慰慈在北京大学授课期间应该已经基本完成，作为张慰慈在北大授课时所用的教本，借此机遇出版，用于在安徽大学法学院授课。
《政治学大纲》一书是在《政治制度浅说》基础上增订而成，增加了很多对时政问题的讨论。如第11章论宪法，补充第2节“中华民国成文宪法运动史”作结。第15章论政党，补充第2节“中国国民党及其组织”作结。第16章论选举权与罢免权，最后以“选举费用与选举舞弊法律”作结。第18章论“政府职务及其分配”，专门讨论了国民政府的五权宪法。
从《政治学大纲》一书的章节设计与结构中，可以看出张慰慈在这一阶段大量出书，不乏资政之意。1928年6月3日，胡汉民在国民政府结束二次北伐、形式上统一中国前夕，抛出了《训政大纲》，口不离党，明确表示蒋介石应该放下军权，由党来领导军队，同时全国人民接受国民党“训政”。在他看来，国民政府的政权应该完全由国民党把控。胡汉民之所以如此强调党权，是为了与控制军权的蒋介石争夺最高统治权。8月8日，胡汉民将提纲提交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同时到处宣讲，希望国民党代表接受提案。虽然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训政纲领》与《国民政府组织法》，形式上标志“训政阶段”的开始，但是党权与政权谁高谁低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胡汉民所构想出的党统治国家，引领“训政”，主要是希望党的决策通过立法院实现，因而他牢牢握着立法院，希望将立法院凌驾于国民政府之上。而蒋介石和政学系则针锋相对，强调约法高于党权。蒋胡双方明里讨论意识形态，背地里却搞权力斗争，为此引发了学界和政界关于“如何训政”问题的大讨论。
张慰慈出版《政治学大纲》《政治制度浅说》与《宪法》等总结性著作，对于讨论“如何训政”这一问题的意图也十分明显。尤其是在增删《政治制度浅说》基础上完成的《政治学大纲》，有明显的资政之意。他在书中不仅重新梳理了孙中山的“训政”理论，而且试图在蒋胡之争的讨论之外，找到一个新的维度，分析中国到底应该是要“约法之治”还是“党统治国家”的问题。同时，张慰慈这三部著作，也是他在20年代各处发表的文章与论著的总结之作，从三部著作入手，也更有助于理解张慰慈思想的整体脉络。
张慰慈还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治国专家。在北洋政府时期，他就曾参与过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1925年，张慰慈曾作为代表参加过欧洲的国际劳工会议，并针对当时重要的谈判与胡适进行过书信沟通，同时也与教育总长汤尔和、财政总长罗钧任等保持密切联系，还与蔡元培、王宠惠等人联合发表过《争自由的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等自由派学人的重要宣言文章。
从1930年开始，一大批自由派学人，尤其是政治学家纷纷加入蒋介石政府，充当治国专家，利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治理国家。1932年之后，张慰慈弃学从政，先是南下加入国民政府铁道部，后加入翁文灏的资源委员会，这期间也与胡适在上海有多次会晤。此后张慰慈再未发表过专论或文章，只是与胡适有书信往来。1932年张慰慈还参与创办了中国政治学会，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幕僚。该会是由杭立武、高一涵等人主张，一批政治学家在国民政府之下组织的学术与政治参与并举的机构，也是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学社团。政治学会创始人共有45人，张慰慈名列其中。关于中国政治学会的研究，具体细节见魏镛：《中国政治学会之成立及其初期学术活动》，载《政治学报》（台北），1992（20）；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28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张慰慈连任前几届干事和理事，为政治学会的历届年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1933年12月开始，张慰慈进入铁道部担任参事，其间到处奔走，疏通铁路事宜。抗战之后，在翁文灏的邀请下，张慰慈加入资源委员会，继续为国民政府做事，奔走于上海、香港、重庆之间，甚至还出行越南和菲律宾。胡适对张慰慈参政非常赞同，多有书信往来。新中国成立后，张慰慈一直从事出版文化工作，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
在民国政治学家群体中，张慰慈的政治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早，且成果极为丰富，在自由主义政治学的谱系中一度扮演了领军人物的角色。由于张慰慈的政治学研究专攻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相较于同时期自由派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别具特色，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常提出很不同的见解。张慰慈更兼有治国专家的经验，深入理解其政治学研究中的政治思想价值，有助于我们在传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研究领域获得新的视角，发现新的问题。
除了著作之外，张慰慈发表的大量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张慰慈的文章所涉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市政研究、政体研究与时政评论。
张慰慈的市政研究文章多发表在《新青年》《东方杂志》《努力周报》等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杂志上，有很大一部分收录在《市政制度》一书之中。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市政府，十分重视城市规划，其中大量成果与当时的市政专家群体建言献策有很大关系。张慰慈在美国期间参阅了大量关于欧美尤其是美国城市化的文章，他的研究多建立在扎实的经验研究之上。张慰慈较为欣赏美国城市化的进程，尤其对于市民自治情有独钟。在其看来，美国公民之所以能有强大的自治习惯与能力，和他们较早城市化有关；而美国城市发展能够如此迅速、高效，也与城市自治传统有密切关系。美国市民有能力自发组织抵制、罢工等社会运动，这在他看来，是中国时下所缺少的。
张慰慈身在北京，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十分恐惧，认为革命将会造成流血牺牲与“革命恐怖”。在其看来，缺少具有自治能力的中间阶层，是中国与俄国这些专制国家在危急关头时常发生革命的重要原因。俄国由于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较为软弱，才会引发革命。而早已结束了皇权的中国，时下也缺少一个具备自治能力的中间阶层，因而不足以抵抗“赤化”。这种观点在当时北京的知识分子中间也颇有响应。胡适也曾因此与他在书信中有热烈讨论。
张慰慈的市政研究同时也涉及大量的细节与案例。在张慰慈看来，城市自治过程中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有智识的市民；第二，适用的市公约；第三，有统系的行政组织。针对每一项，他都有专门文章讨论。尤其是关于欧美自治城市约章的研究，在民国学界当中并不多见，研究价值很高。城市自治是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就有的传统，对此当时的学术界研究者并不多。张慰慈曾系统地梳理欧洲城市自治运动与美国城市约章的历史，对于今天的中国也有参考价值。胡适也十分重视张慰慈的市政研究，亲自为《市政制度》作序。
张慰慈关于政体的研究涉及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理解，也包含他对于时局的理解。在1927年之前，张慰慈的政体研究多涉及东欧和俄国。在其看来，革命政体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实验，中国缺少这样的政治实验，因而也需要敢于实验。
张慰慈与胡适接触最多，因深受胡适实验主义的影响，张慰慈的宪法观念里就有浓厚的实验主义倾向。他认为，人类的宪法史，就是宪法进化的历史，就是根据实际情况逐渐适应的历史。在他看来，宪法更需要生长，不能把制度规定得一成不变。他所主张的好宪法，就是那种可以“不断进化”的宪法，而不是经常因为革命而变来变去的宪法。张慰慈还提出了良好宪法的三种标准：“（一）意义广阔，（二）文字简单，（三）界限明确。”提出“简单而不含糊”的标准，目的就是让宪法可以适应时代变化，之所以写得简单，正是为了适应环境，可以不断地修补，使之进化。在制定宪法过程中，也要留出足够的余地，保证宪法可以逐渐适应时代进步，完成“进化”。
由于张慰慈所主张的思维方式是欧美自由主义，所以在不久之后，张慰慈转而猛烈批判革命。1925年之后，张慰慈在《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文章批判苏维埃制度，开始思考在民治与党治之间寻求中间道路。他一方面全面地批判苏联制度，另一方面也对民治政府的缺陷进行理论与经验分析，从而寻找适合中国的政体形式。尽管其中不乏偏激之处，对于今天的读者，仍是理解北伐期间北京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角度之一。反对割裂传统的政治实验，但这不等于拒绝一切创新进步，而是主张有步骤有选择，结合国情借鉴外国的传统。
张慰慈在著作与文章中，对比了大量的政体与政府结构，从历史经验与具体国家的国情出发，鲜明地刻着英美经验主义分析方法的烙印。张慰慈在《政治学大纲》里面曾专门总结过自己的治学方法：“我以为应用的政治学，应该把人看作国家的主体，把一切政治看作人类心理作用的表征，用历史的研究法，把政治现象变迁进步的因果探求出来，抽出进化的原因，找到进化的路线，更把各国各时各种制度各种学说，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其长短优劣，拿来做我们现在的人研究现在政治现象的政治制度的工具，做指导现在的人应付现在环境的方针。”张慰慈在书中共列举了五种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包括生物学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历史的方法与心理学的方法。他对于孔德、斯宾塞等社会学家的将人类社会比附作生物体的做法并不欣赏；对于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也不欣赏，因为其不分析具体的政治环境，只是单纯比较，“把特别环境看得太轻，把现有制度看作根之果，确是一桩很危险的事。”
在1920年前后，张慰慈在《新青年》上发表《最近德国政治变迁》等文章，介绍魏玛共和国的制度创新。就在同时期，张君劢也在上海的研究系刊物《解放与改造》上发表文章，介绍魏玛宪法，最著名的是1920年7月14日发表的《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其所讨论的问题与张慰慈十分相近，在比较俄国与德国政治变革的过程中，反思中国的未来，二人成为当时介绍德国政体的最重要的两位学者。学界过去一般更强调张君劢的学术意义，往往忽视了张慰慈对于介绍魏玛宪法和魏玛制度创新的重要贡献，这是不够的。
张慰慈非常关注德国革命以来社会阶层的变化，尤其是德国制度建设中的新现象。在分析德国政体的时候，张慰慈非常推崇职业代议制和经济议会制度。德国的经济议会是一种职业代表组成的机关，全国经济议会由资本家代表和工会代表联合组成，但凡经济上的提案，政府必须交给该经济会议讨论，其等于是重要的附属于立法机关的参议机关。张慰慈主张借鉴德国采用的各式经济议会，包括工人的议会等，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全国经济议会。
实际上，经济议会在魏玛德国的政体中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有参政权，没有决策权。张慰慈之所以对其如此推崇，和他的专家治国情结有很大关系。在张慰慈看来，议会结构中，最需要配备专家组成的议会，因为他们对于时政有更专业的经验和治国能力。相对于官僚政治和政客议会政治，专家政治是解决诸多问题的关键。
张慰慈的政体观念主要来自布赖斯的《现代民治政体》，他的许多关于民治与专家治国的观点深受其影响。张慰慈最早引用布赖斯的观点，是在1920年《新青年》上发表的《美国委员式和经理式的城市政府》一文，谈到“美国城市是民治主义的大失败”。张慰慈在《宪法》一书中，也曾引用布赖斯的《现代民治政体》。后在1931年张慰慈将《现代民治政体》翻译出版。张慰慈对此书十分钟情，在给该书所写的译者序中，认为“关于民治政府的主义和实际情形，这一部书要算是最重要的、最完备的”，甚至认为布赖斯是“美国政治学者的领袖”。《现代民治政体》出版于1920年，此前布赖斯曾完成过《美国平民政治》《神圣罗马帝国史》等政治学专著，《现代民治政体》不仅结合了作者大量的实地考察经验，而且也在比较政治体研究中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胡适也受到布赖斯的影响，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中，曾引述布赖斯的《美国平民政治》，将其译作《美洲民主国》。参见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载《新月》，1929年第2卷第4号。
张慰慈认为好的行政机关不一定就是民选的，多数政治应该由专家来治理。利用专门人员立法，制定具体政策，是张慰慈政治主张中有鲜明特色的部分。在张慰慈看来，一个好的民治国家，必须能选出优秀的人才来治理国家。张慰慈在介绍英国政体的文章中，也充分肯定了英国文官制度中让政务官与事务官分开的制度。英国的事务官就是一般的文官，是脱离党派的常务公务员，他们对一个方面的问题很为熟悉。实际上也是基于专家治国的理念，张慰慈认为这样的制度可以有效地防止行政首领完全不会处理实际事务的问题。
张慰慈在比较了大量欧美政体之后，最为欣赏瑞士的委员会制度（合议制），希望中国能够采用和借鉴。瑞士的委员会是由瑞士联邦的议会选举出七个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里面的七个人分别负责行政部门的七个部门，由议会对七个人进行监督。在张慰慈看来，这套制度不仅能像美国那样避免欧洲比例代议制的立法机关与责任内阁制的行政机关那种被政党“扰乱”的乱局，又可以避免美国那种分权政府中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相互扯皮。在张慰慈看来，这样的制度实在是最理想的政体，不仅效率极高，而且把一个本来四分五裂的联邦制的瑞士整合成了一个民众不仅爱国，而且可以实行有效民治的国家。
可见张慰慈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存在某些差异，尤其是他对于民治问题的看法，相对要更为保守。例如他对于“训政”的看法，就与胡适有很大的不同。胡适坚持认为“训政时期”必须先制定宪法，行宪政，否则就不是“训政”，用胡适的比方来说，民治“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民众在宪法之下自我管理，训练自治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学习，不需要天纵圣明引领、训导。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胡适反复主张上述观点，并在《政制改革的大路》和《从一党到党的政治》等文章中批判国民党的“训政”理论以及“以党治国”的主张。
张慰慈的观点实际上更接近30年代的政治学家，主张先进行“训政”，后立宪。例如，萧公权曾就写过专文批判“训政阶段”不应鼓励民治这一说法之荒诞。但萧公权对宪政本身并不十分乐观，认为有了宪政也不等于民治。张慰慈、萧公权、陈之迈等政治学家与胡适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是经验研究者，许多观念都是基于大量针对政体的实证研究得出的，对于民治问题抱着相对保守的观点，认为民智未开的情况下，有宪法也不会有宪政，此前需要一个“训政”阶段。而从政治思想出发的胡适，自然与他们不同。这也是张慰慈对于30年代政治学研究的启发意义所在。今天我们重新阅读与理解张慰慈，反而可以找到一个新的视角，深入到自由主义者内部，去把握其对于现实政治问题分析存在分歧的源头所在。
此外，张慰慈还发表了大量的时政评论，多发表于《东方杂志》，对于当时国人理解西方政治动向有很大帮助。20年代的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而当时的欧洲更是新现象层出不穷，法西斯主义、苏维埃政权与议会政治并行于欧洲，各自发挥政体优势进行国际角逐。
如前述张慰慈对于德国政体的介绍中所提到的那样，张慰慈对于欧洲新政体的变迁有着敏锐的觉知力，善于从中寻找到优秀的政体介绍给国人，希望为我所用。张慰慈在俄国革命前后，就撰写过《俄国的新宪法》《俄国的土地法》《俄国的婚姻制度》《俄国遗产制度之废止》《俄国的新银行法》论证苏维埃政权银行制度的变迁、土地国有化等问题的意义与局限。在魏玛共和国制宪运动结束之后，又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论证魏玛制度的优劣，各政治党派的主张，各自的局限和发展形势。在今天看来，这些文章不仅是研究德国、俄国历史的重要参考，也为我们分析民国思想家的思维方式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提供了较为直接的文献。
张慰慈不仅善于总结和比较欧洲政体，同时也善于分析欧洲的社会变迁。张慰慈很早便留意于欧洲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战后的欧洲劳工阶级》《战后的欧洲中等阶级》《战后的欧洲农民——绿色国际》《欧战前后国家政治》《国际劳工组织》等发表于《东方杂志》的文章中，敏锐地把握了欧洲的情况。张慰慈曾亲赴欧洲参加国际劳工会议，在此期间也与胡适有许多书信往来。在20年代中期，法西斯先从意大利起源，逐渐被德国、西班牙等国家吸收，演变成了法西斯国家联盟的格局。张慰慈对于法西斯国家的社会起源——中等阶级的软弱能——的分析，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参考意义。
张慰慈对于民治与优秀政体的许多思考，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缺少实践的土壤。在1931年之后，张慰慈希望通过参与政治实践改变中国，并得到了胡适的鼓励与支持。可在矛盾重重的国民党政权内部，他根本不可能得到重用，甚至与志同道合的好友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也相处并不愉快，最终不欢而散。但在今天的大环境下，重新发掘张慰慈思想的闪光之处，不仅是理解民国政治学人的一扇窗户，同时也不乏在现实政治中的借鉴意义。
民国政治学在今天的民国研究界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此之际，整理和出版张慰慈的文集，总结与反思张慰慈的思想，也是深入探究民国政治思想、整理民国优秀思想遗产的重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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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纲：从晚清到民国》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对中国近代以来（大致涵盖1840年至1949年）的思想变迁进行系统、深入的梳理与探讨。全书以时间为经，以核心思潮为纬，勾勒出一部波澜壮阔的近代思想演进图景。它并非对某一特定人物或某一种学派的集中研究，而是着眼于宏观的历史脉络，解析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互动、冲突与传承，尤其关注思想如何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一部分：晚清的觉醒与挣扎（1840-1911） 本部分深入剖析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在面对西方冲击时所经历的认知危机与思想转型。 首先，“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早期器物层面探讨，重点分析了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的努力，以及洋务运动中对技术引进的理论辩护，揭示了其内在的局限性——尚未触及制度与文化层面。 随后，笔锋转向了对制度层面的深刻反思。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是近代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思想革命。本书详细考察了康有为如何“托古改制”，将儒学诠释为适应现代性的工具，并剖析了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对国民性改造的迫切呼唤及其对西方政治学说的借鉴与改造过程。特别关注了梁启超在立宪派与革命派论战中的地位变化，以及他后期对激进主义的反思。 与此同时，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进行了细致的梳理。重点分析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的理论构建过程，包括其对西方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以及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的融合。本书强调了早期革命派在组织、宣传中对民众思想启蒙的巨大作用，以及其理论在实践中面临的复杂性。 此外，本书并未忽略在精英文化之外，对传统儒学、佛教等本土思想资源进行现代化转化的努力，例如某些儒家学者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坚守，以及一些进步僧侣如谭嗣同的哲学探索中对传统伦理的重塑尝试。 第二部分：民国初期的思想激荡与文化保守主义（1912-1927） 辛亥革命的胜利并未带来预期的思想统一。本部分着重探讨了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前夜的“过渡期”思想状态。 “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登场： 详细阐述了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如何将矛头指向孔教和传统道德，倡导白话文、个性解放和科学精神。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观，主张渐进式的、实验性的改良，与陈独秀早期强调激进的、激烈的“打倒旧文化”的态度进行了对比分析。 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 面对西方思潮的猛烈冲击，一批学者如梁漱溟等人开始对西方文明的弊端进行反思，转而寻求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与出路。本书分析了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的地位，以及他试图将印度哲学引入中国文化建构的努力。 三次思潮的交锋： 集中分析了护法运动时期，围绕“重建国家”、“文化主体性”展开的论战，包括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早期思潮的初步接触和争论，为后续的思潮转向埋下了伏笔。 第三部分：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意识形态的形成（1919-1949） 这是本书论述的重点之一，关注了十月革命后，中国思想界如何系统性地接纳并本土化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引进与传播： 考察了早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阐释，以及他们如何将阶级分析方法应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诊断。本书细致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早期形态（如经济决定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结合过程。 国共两党的思想路线之争： 详尽对比了国民党右派（如蒋介石、戴季陶）在三民主义理论化过程中，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强化，以及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警惕与排斥。分析了戴季陶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国家意识形态构建的努力。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本部分聚焦于毛泽东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特别是农民问题、根据地建设）相结合，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体系。重点分析了其对“群众路线”、“矛盾分析法”的阐述，以及这些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实践与理论化过程。 文化战线上的斗争： 探讨了抗战时期，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领域中，围绕“民族性”与“阶级性”展开的论战。分析了左翼文学运动的成就与局限，以及知识分子在国共两党思想体系中进行抉择的心路历程。 结语：近代思想的遗产与未竟之业 本书最后总结了中国近代思想探索的总体特征：在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下，思想的“实用性优先于纯粹性”；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努力寻求“综合与创新”的平衡。探讨了这些思想遗产如何深刻地塑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哲学与社会构建，并对当代思想界如何“回头看”这段历史提供了反思的维度。 全书力求以严谨的史料为基础，避免简单地将近代思想划分为“西化”与“保守”的二元对立，而是着重于展现中国思想家在面对全球化挑战时，其理论的创造性、适应性以及历史的必然性。全书论述逻辑清晰，旨在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全面、深入且富于层次感的近代思想全景图。

评分☆☆☆☆☆

我一直认为，阅读一个人，就是在阅读一个时代。而阅读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则等于阅读了中国近代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翻开这套书，我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声，感受到那个时代思想碰撞的火花。每一位思想家，都是一面独特的镜子，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困惑、希望与探索。我特别期待的是，能够透过他们的文字，窥见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理解他们是如何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思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这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价值，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汲取智慧、启迪未来的重要途径。我希望能在这套书中，找到那些能够引发我深度思考的问题，理解那些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刻洞见，从而更清晰地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我们前进的方向。

评分☆☆☆☆☆

刚收到这套书，还没来得及细细翻阅，但光是厚重的手感和古朴的装帧，就足以让人心生敬意。这不仅仅是一套书，更像是一段沉甸甸的历史，一份无声却又震耳欲聋的思想回响。每一卷的名字都像是一扇紧锁的门，里面藏着的是一个时代的探索、挣扎与觉醒。我尤其对封面上的那些名字充满好奇，他们是谁？他们的思想又是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中国？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入他们的世界，去感受那份激荡人心的思潮，去理解那些曾经被历史的洪流所裹挟的个体，如何在时代的巨变中寻找方向，为民族的未来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我想，阅读这套书，绝不仅仅是获取知识，更是一种精神的洗礼，一次与先贤的深刻对话，一次对中国近代史最真切的触摸。我计划从最感兴趣的人物开始，逐一品读，希望能从中汲取养分，更好地理解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以及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

评分☆☆☆☆☆

这套书的出现，简直是知识宝库的开启。作为一名对中国近代史有着浓厚兴趣的业余研究者，我深知挖掘那些被掩埋或被简化的思想是多么不易。而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仿佛是为我们这些渴求深度阅读的读者量身定做。它不仅仅罗列人物，更重要的是，它汇聚了这些思想家最核心、最有代表性的论述。想象一下，置身于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听他们娓娓道来，剖析社会弊病，提出救国方略，那种代入感是多么的强烈！我特别期待的是，能够通过他们的文字，看到不同派别、不同主张之间的碰撞与交融，理解他们思想演变的轨迹，以及这些思想是如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生根发芽，又最终如何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这套书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收藏，更在于它所承载的那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它们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指引着我们回望过去，也激励着我们走向未来。

评分☆☆☆☆☆

这套书的到来，彻底点燃了我对中国近代思想研究的热情。我一直觉得，要真正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当下，必须深入探究它的过去，特别是那些塑造了其精神内核的思想源流。而中国近代，无疑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无数思想家在那里奋笔疾书，为民族的复兴播撒火种。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就像一个巨大的宝藏，里面装满了那个时代最前沿、最深刻的思想火花。我迫不及待地想去探寻那些充满智慧的论述，去感受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之心，去理解他们是如何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既批判地吸收，又积极地创新，为中国现代化探索出一条条不同的道路。我相信，通过阅读这套书，我不仅能拓展自己的视野，更能深刻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评分☆☆☆☆☆

拿到手后，我首先被这套书的整体设计所吸引。无论是纸张的质感，还是印刷的清晰度，都显得非常考究，透露出一种严谨认真的态度。这种精良的制作，本身就传递了一种信息：这本书承载的内容是值得被郑重对待的。我翻看了目录，发现里面涵盖了相当广泛的思想领域，从哲学、政治到教育、文化，几乎无所不包。这让我意识到，中国近代思想的活跃程度和多元性，远比我们平日里接触到的要丰富得多。我想，通过阅读这套书，我不仅能了解到那些赫赫有名的大思想家，还能发现一些或许被大众所忽视，但同样闪耀着智慧光芒的人物。我更看重的是，这套书能够帮助我建立起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一个更为系统、更为立体的认知框架，不再是碎片化的知识点，而是能够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