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 京都学派史学泰斗、“汉学诺贝尔奖”儒莲奖获得者 宫崎市定代表作

★ 岩波书店经典通识读本，司马辽太郎、松本清张强烈推荐，畅销日本数十年

★ 80年代即翻译到台湾、韩国，学界瞩目多年，简体版全新译本引进

★ 文风平易，叙述宏大，讲谈社中国史的基石与指导，结晶之作，一部足矣

内容简介

宫崎市定毕生致力于中国史的研究与教学，在众多领域都有创见，是日本中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宫崎市定中国史》是他积四十年研究与教学经验、面向普通读者的结晶之作，以世界史眼光和社会经济史视角为特色，拥有平易的文风和明快的思维，能把精致的实证研究与大气恢弘的通史叙述紧密结合，集中体现了他的研究成果和特色。

精湛深厚的京都东洋史学风、与国内学界形成鲜明对照的思路与视角；对于书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曾做过专门的研究；将中国置于世界史的进程之中，以“景气史观”阐述盛衰兴亡；几乎从不引经据典，论述全凭记忆力与洞察力；三百余个小标题和平均八百字的篇幅，形成独立又贯通的易读结构；愉快而酣畅的叙述，只为唤起普通读者的兴趣。这一切使这部中国通史具有了深厚的学派底蕴、强烈的个人风格、全新的启发性和很好的可读性。

作者简介

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1922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人专攻东洋史，1936年赴法留学。1944年任京大教授，先后任巴黎大学、哈佛大学、汉堡大学等客座教授。曾荣获有“汉学诺贝 尔奖”之称的儒莲奖、日本学士院奖和文化功劳者奖章。在日本和国际汉学界，他的著述被广为阅读和引用，司马辽太郎、松本清张等都是他的书迷。代表作有《中国史》《科举》《九品官人法研究》《亚洲史概说》等。

译者焦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曾在京都大学主修东洋史，获文学博士学位。瞿柘如，京都大学东洋史博士后期课程在读。

精彩书评

宫崎市定先生是我国东洋史学界的巨擘。他对中国史书有广阔博通的视野，研究对象涉及中国史的全部时代，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东西交流史等所有领域。通过个别的实证研究，先生对中国史重新系统地加以认识，并将之置于世界史的发展中……能将精密的个案实证研究与阔达雄浑的通史叙述紧密结合，堪称稀有。

——岩波书店

宫崎市定以及京都学派的中国史观确实应当重新认识，《中国史》也写得有特色。作为杰出的亚洲史学者，宫崎市定的视野常常超过中国，而涵盖了整个“东洋”即亚洲。

——复旦大学 葛兆光

宫崎市定先生是国外学界中为数不多的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具有通识的学者，而且其通识是以实证为根基，以亚洲和西洋为参照的，《中国史》一书即是范例。

——北京大学 刘俊文

仅就学术而不是文化意义而言，如果拿宫崎市定比，人家的成就可能就比陈寅恪高。

——萨福克大学 薛涌

目录

砺波护：宫崎市定的生涯

序言

凡例

总论

一 何谓历史

二 时代区分论

三 何谓古代

四 何谓中世

五 何谓近世

六 何谓最近世

第一篇 古代史

一 三代

二 都市国家的时代

三 战国时代

四 秦

五 前汉

六 后汉

第二篇 中世史

一 三国

二 晋

三 南北朝

四 唐

五 五代

第三篇 近世史

一 北宋、辽

二 南宋、金

三 元

四 明

五 清

第四篇 最近世史

一 中华民国

二 国民政府

结语

自跋

附录1 中国史年表

附录2 参考文献解说

索引

精彩书摘

二 时代区分论

三分法之一 在进入正题之前还有一点要讨论，那就是关于我从现在开始要论述的中国史的骨架——这应当可以概括为时代区分吧，我觉得应当首先说明我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虽说根据各人的不同意见，中国史的时代区分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不过最近广泛流行的区分法大体可以由以下三种代表。它们的共同点是采用了古代、中世和近世的三分法。

第一种理论认为古代=上古至战国末，中世=秦汉至明末，近世=清初至现代。这是见于守屋美都雄《亚细亚史概说中世篇》（1940年）的时代区分法，想来也大体上代表了现在东京方面初露头角的年轻学者的意见。这一时代区分的意义，是将重点主要置于中国皇帝制度的形成及其发展维持上，将此期间称为中世，将此阶段之前的准备期间作为古代，又因为中国式的中世在进入清朝后受欧洲异质文化的影响而逐渐变质，将其称为近世。

这一时代区分法的特色是中世非常长，从秦统一天下到明末，将近一千九百年，其长度足以涵盖欧洲历史的全部重要部分。

平凡社版《世界历史大系》的东洋史部分（完成于1939年）也与上述意见大致相同，只是将秦汉放进了古代，因此中世相应缩短，但是也有一千四百年以上。东洋部分的七册中古代占了一册，中世占了四册，近世占了两册。这两种区分都是中世特别长。而将秦汉放到古代，可能是受到了后述的内藤史学的影响。

三分法之二 第二种分法是古代（或称上古）=太古至秦汉，中世（或称中古）=后汉至五代，近世=宋代以后。这是内藤湖南博士所提倡的理论，构成了“内藤史学”的中心。博士从很早就在大学讲授这一学说，但作为论著问世却反而很晚。这还是因为继承了博士学说的稻叶君山博士出版了《支那政治史纲领》，其中对内藤学说多有采用。

内藤博士自身的著述，有在其去世后出版的讲义笔记《支那上古史》（1944年）、《中国中古的文化》及《中国近世史》（均为1947年）三本概论，后来均被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中。这一时代区分法的特色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将秦汉包括在古代史中。历来对秦汉统一天下都很重视，特别是抓住被视作中国史特征的皇帝制度由秦始皇创立并持续到清末这一点，将由战国过渡到秦的期间作为大的时代分界线。然而内藤学说认为，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有很强的连续性，将到后汉为止都算作古代。想来在西洋史的时代区分中，虽说罗马帝国实现了广大领土的统一，但并没有立刻被拿来作为时代的界标。罗马帝国到灭亡为止都被包括在古代中，并被称为古代帝国，这一古代帝国的灭亡时期被作为中世的开始。的确，罗马帝国是古代的顶点，此前作为社会基础的都市国家[ “都市国家”为作者使用的原文。根据作者在后文中的说明，此语对应意指古希腊城邦的“Polis”一词，因而亦可译为“城邦”，但考虑到其与下文出现的“领土国家”等名词的对应关系，仍使用“都市国家”的称谓。]在帝国时代成为自治体，一直存续下来。同样的情况对中国也适用，秦汉是中国的古代帝国，而将到秦汉为止都作为古代是非常合理的想法。

第二个特色是，将从三国到唐末五代视作贵族时代，并以此作为将其算作中世的理由。从后汉时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不仅世袭财产，而且世袭官职的贵族，经过三国六朝，一直到唐代都有很大的势力。文化也被这一贵族阶级垄断，文学、书法、建筑等各个方面都流行着封闭的沙龙艺术。贵族的地位是在历史中赢得的，天子也不能加以干预。实际上，这一时代对掌权者来说是革命[ 此处的“革命”意思是变革天命，即改朝换代。以下出现的“革命”一词也有很多是指此意，不再一一说明。]篡夺的时代，特别是六朝时期短命王朝前后相继，因而君主说起来都是暴发户，与累世的贵族相比身份要低得多，不得不寒酸度日。这一点在婚姻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即使王室向贵族请求联姻，也会因为身份不同而遭到拒绝。这种风习，就算威风如唐朝王室也不能幸免。

第三个特色是将宋代以后作为近世。历来都将唐和宋连在一起，比如“唐宋八大家文”等等，强调两个王朝相似性的倾向比较强。然而，内藤学说认为在唐宋之间有着社会、文化上的巨大断层，并以此作为时代的分界线。虽然历来也有承认唐宋间断裂的学说，比如桑原骘藏博士的《中等东洋史》和那珂通世博士的《那珂东洋小史》这样的古典名著都将此处作为中古与近古的分界线。但其理由主要是从东亚全体的形势来看的，从唐末开始异民族的独立运动逐渐活跃，特别是五代初契丹（辽）的太祖在北方独立，以后金、元相继，北方民族的势力迎来了全盛时代。

然而内藤史学则将重点置于中国内部的变迁，强调在社会、政治上中世的贵族没落，而庶民的势力兴起，在文化上历来的贵族文化衰落，而以新兴庶民阶级为背景的新文化诞生。其详细内容在发表于1928年的《近世支那的文化生活中》有所论述。而诞生于宋代的近代文化颇为优秀，与现代的西洋文化相比也不稍逊，因此从 宋代到现在是连续的近世。故而这一学说的特色在于近世非常长，即使算到清朝的灭亡也有大约九百五十年。

根据内藤学说，在中世贵族已经没落的近世，垄断政权的皇帝作为旧势力的唯一代表残留下来，因此反而得以不受任何约束地行使独裁权力。中世的皇帝在外受到贵族的掣肘，不能自由地施行政治方针，此外在宫中还苦于宦官的跋扈，甚至废立之权都掌握在宦官手中。在唐代末期，这一弊害尤甚。然而在进入近世、君主的独裁权力得以确立后，宦官的地位却因此而下降。虽然明代宦官跋扈之弊害被认为不下于唐代，但宦官恣意弄权只是在受到天子信任的时候，一旦被天子发现并解职，不管之前多么横暴的宦官也会立刻丧失地位和生命。这种天子独裁的政治形式从宋代到清末，持续了九百五十余年，这是确切的事实。

内藤学说在日本国内自不用说，在海外也有众多赞成者，只是并非每个人都特别声明采用了内藤的说法。法国的白乐日（Etienne Balazs）教授、谢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德国的葛林（Tilemann Grimm）教授，苏联的康拉德（Nicolai Konrad）教授诸人都是如此，他们均将宋代视作中国的文艺复兴，作为近世的开始。

三分法之三 第三种时代区分法，是古代=上古至唐代，中世=宋至明末，近世=明末至现代。这明显是内藤学说的翻版，在日本受到了众多唯物史观论者的信奉。

这一学说的确立，始于前田直典于1948年发表题为《东亚古代的终结》的论文，其后年轻学者的团体历史学研究会采纳了此文，并正式承认其观点为该会的方针。不过其理由是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古代的奴隶制度、中世的农奴制度、近世的自由劳动制度正好适用于这一时代区分。而自称为“唯物史观”的时代区分在日本出现，这应该是首次。

根据此说，中国从古代到唐末实行奴隶制度，古来的奴婢不用说就是出现在唐律中的“部曲”，而“客女”也不外乎是奴隶。接下来宋代以后的社会流行大土地所有，在富人的土地上劳动的佃户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因此这一时代被看作中世。关于以上所说的部曲、佃户的实证研究则多有赖仁井田升和周藤吉之两位博士。前者著有《中国法制史研究》全四卷（1964年完结），后者有《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1954年）等。

因为有基于唯物史观的时代区分这面大旗，这一学说在日本的年轻学者中很有影响。但据我看来，这么做有些操之过急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久后与中国的交流重新开始，两国学界交换信息后，发现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下的中国学界虽然同样基于唯物史观，但通行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时代区分法——中世的封建时代从战国时代就开始了。哪种时代区分正确与是否基于唯物史观完全是两个问题，就像计算是否正确与用计算机还是用算盘毫无关系一样。尽管如此，这却反映出日本四处蔓延着重道具而轻实质的倾向。

中国的时代区分论将中世的开始设在公元前，这明显失之过早。而且糟糕的是，唯物史观中的时代区分同时标志着社会的发展阶段。西洋中世的开始通常被定在公元四世纪的民族大移动，如果中国是在战国时代开始的公元前四百年左右，那么其间相差大约八百年。换言之，中国社会要比西洋先进八百年，但这种事情真的会有吗？究竟是通过什么生产方法和社会组织的进步，才有了这种先进性呢？对此没有任何说明。看来这是只有在中国才通用的时代区分论。

那么日本的另一套基于唯物史观的时代区分法又怎样呢？其中的古代也很长。当然古代始于悠久的太古，或许可以说其末期以百年为单位的年数长短并不是问题。但其实这样不行，因为古代的结束同时也是中世的开始。根据此说，中国中世的开始比西洋还要迟将近五百年。中国社会的发展真是如此落后吗？这样一来，与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观不是完全一样吗？

当然，如果这是客观事实的话，那也没有办法。可是就如我以前反复所指出的，这一看法所依据的实证研究，比如仁井田和周藤两位博士的结论，有着重大的缺陷。虽然特意用了唯物史观，但中日两国好像都犯了错误。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所介绍的日本的时代区分法均采用了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和近世三期的方法。唯物史观从最初便采用这种三分法，并且坚定不移，这可以理解，但其他两种也都站在三分法的立场上，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还是因为原样采用了西洋自古以来的三分法。而且唯物史观的三分法本身，其实也只是依照了 古来西洋所采用的三分法而已。换言之，日本的三种时代区分不管自觉与否，都不外乎是原样照搬了西洋的做法。

四分法 不过不容忽视的是，在此以前还有最为古老的、在今天似乎已被视为陈旧而遭到舍弃的时代区分法，而这些区分法大都采取四分法。其代表是桑原骘藏博士的《中等东洋史》，其后的《那珂东洋小史》等也采用四分法。只是时代的名称与现在稍有不同，上古=太古至战国时代，中古=秦汉至唐末，近古=五代宋至明末，近世=清朝以后。其实通观中国漫长的历史，这四分法不才是能够自然得出的结论吗？换言之，虽然时代区分这一方法本身无疑是西洋式的原则，但在对其进行实施的方法论上，可以说创造出了适用于中国的完全独特的方法。

至于我自身的时代区分论，因为历来已有众多先学的苦心经营，感觉重要的地方已议论殆尽，而剩下的问题就是采用其中的哪些来创建新的区分法。因此虽然说不上是我自己的方法，但却是我在很久以前就得出的结论。

我的四分法 我的方法在总体上采用四分法，其内容是古代=太古至汉代，中世=三国至唐末五代，近世=宋至清朝灭亡，最近世=中华民国以后。以上时代中，将秦汉包括在古代中，将中世划到五代，将宋代作为近世的开始，这些都和内藤史学一样。只是在漫长的近世之中，西洋文化的入侵无论如何都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打破了中国的传统，因此不能无视其重大的影响。故而以明确体现了其结果的中华民国的成立来区分时代，将此后作为最近世（近代）。或者将西洋的影响开始显现的鸦片战争作为分界线也可以，有时我可能也这样作了区分。虽然有七十年左右的差别，但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

最近的显著倾向，是历来持三分法论的人们逐渐改为以四分法为宗旨。如前所述，四分法绝非我的创举，但有一段时期我感觉只有自己在对抗外压，孤守四分法的营垒。如果是这样，那可以说我在时代区分论上已经做出了某些功绩。值得特笔的是，现实中标榜唯物史观的历史学研究会从三分法转向了四分法，而这也是因为西洋史分会首先改用了四分法，最后东洋史分会才不得不跟着也采用四分法。

前言/序言

序言

大正十四（1925）年，我自京都大学东洋史专业毕业后，先后执教于京都府立一中、第六高中、第三高中，之后回到京都大学，直到退休，前后凡四十年，讲授中国史概说课程不下几十回。这十来年间，因不带学生，所以亦不复授课。这次，岩波书店约我撰写《中国史》，欲收入“岩波全书”，我便将这本书的读者当作我的学生，执笔时仿佛给久违的学生授课。但面对读者，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最开始，我的讲授当然是现学现卖前辈诸贤的高论。不过，也要努力沿着过去研究积累山脉的最高山脊走下去。虽然如此，我还是时常遇到未敢苟同之处或疑点，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自己进行个别的研究，别无他法。这是我最后得出的结论。这意味着概说研究并非单纯的整理工作，而是一种可称为基本研究的事实发现。

我大学毕业前后，研究室聚集着博学无比的大学者。他们学问的深度与广度是我难以估测的，对我而言那是伟大的未知数。我的初期论文就是专为呈请这些先生过目的。我不揣浅陋，一心努力向学，同时也潜藏着探求伟大未知数之数值的愿望。结果却发现未知数是全然的未知数，因为我连目标都未能设定。幸运的是，老师们以其未知数之伟大，给予我巨大的包容。

尽管我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着，但方程式还没解完，老师们就已相继辞世。在我身边再也没有像未知数那样的大家了，我的研究发表与研究方法也必须相应一点点改变。我也觉得，必须以用将来的未知数取代过去的未知数，作为我面对的方向。

拙作亦是如此，但我最近发表的东西，并非呈给当世出色的学者大家的。天性使然，我并不对这些已知数感兴趣。我想给年青的一代讲解学问，一心向学的年轻人本身也是难以估量的未知数，这一点引起了我的兴趣。

与此同时，对这些全新的未知数，我不能不深感责任重大。我重复讲解的长篇大论仍没有令未知数满足，但以甜言蜜语惯着未知数，更是必须避免的吧。若借着什么理论推荐半吊子的历史学，恐怕会招致贻害未知数的结果。不能对潜藏着伟大生长可能的未知数有所启发，岂非帮着培育矮小、萎缩的盆栽？这些担心之前我也屡屡论及，但为了戒己戒人，即便重复多遍也不嫌太多。

宫崎市定

1977 年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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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书的水平，不用说了吧

日本人对中国还是有偏见的，行里字间经常可以感觉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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