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日历史问题的症结何在？

　　为什么经济制裁日本不一定有效？

　　美国战略重心是否真的东移？

　　美国是否还能“管住”日本？

　　东亚“无极化”的未来会怎样？

　　作者用“认知”和“误认知”的分析框架，对中美日之间的相互认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策实践进行的分析，有助于读者从庞大的信息量和瞬息变幻的具体事件中拨开云雾，把握本质。

作者简介

　　张云，先后获得北京大学法学（国际政治）、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现任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曾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麻省理工学院（MIT）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济广报中心客座研究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客座资深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美日三边关系、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等。出版有学术专著三部（英文一部，中文两部）。在中、英、日文学术杂志如The Pacific Review, Harvard Asia Quarterly等上发表论文多篇。新加坡《联合早报》专栏作家，开设有个人专栏《天下纵横》，就中美日关系、国际关系等定期发表文章百余篇。

目录

001序言

第一部 中日相互认知与中日关系

003 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

009 中日为什么建立不起来战略关系

014 中日关系的未来在于真正和解而非新的法律

019 美国对日外交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024 中日关系中的“内压”大于“外压”

029 误认知的困境与中日关系之一——预设中国外交革命性转变的危险性

037 误认知的困境与中日关系之二——预设日本已经全面右倾化的危险性

042 中日相互定位再平衡的几种可能

047 中日关系未来定位：稳定的工作关系

052 日本的右倾究竟有多可怕

057 中日历史问题的症结

063 日本领土问题与中日关系未来

068 钓鱼岛危机中日本是如何对中国严重误判的

073 为什么经济制裁对日本不一定有效

084 中日经济外交竞争不应是“零和游戏”

089 亚投行参加问题上的中日关系

093 日本需要“向前看”的民族主义

098 中日首脑会谈要避免出现误判

103 日本若不积极融入东北亚和解进程将为时过晚

107 日本安全政策的新关键词：“积极的和平主义”

111 超越“国强必稳”的思维

第二部分 中美相互认知与中美关系

119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

124 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与中国的外交平衡

129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正展雏形

133 中美新型关系与“新基辛格主义”

138 美国知识界对中国崛起认知的变迁和中美关系

145 亚太地区安全的“美国威胁论”

152 美国新亚太安全战略新在何处

159 美国战略重心并未东移亚洲

163 中国版“重返亚洲”与中美关系

167 全球实力转移并没有实质发生

171 朝鲜核问题：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一块试金石

175 拜登东亚三国之行的意义

179 中国为何不急于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

184 网络安全不应重蹈军事安全困境的覆辙

第三部分 日美相互认知与日美关系

189 日美同盟“强化”背后的日美博弈

193 为什么日本右翼势力的民族主义主要矛头是美国

198 美国是否还能“管住”日本

203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实质是日美博弈而非中日问题

208 靖国神社问题不大会对日美同盟构成结构性影响

212 围绕东海防空识别区的美日博弈

216 日本为什么要修改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

221 新《防卫大纲》与日本的安全政策

227 正常国家与正常同盟之路——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与中美日三边关系

第四部分 中美日三边视角下的国际关系

235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背景下的中美日三边关系

240 中美对日认知鸿沟与中美日三边关系

245 中美日间的游戏：理性的威慑与非理性的后果

249 中日关系紧张背后的美国战略计算

254 美国与中日历史问题

259 日本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的定位

264 日本新安保法案与中美日三边关系

268 中美日的“准冷战”及其影响

272 东亚“无极化”的未来会怎样

278 中美战略博弈与美国亚太同盟的未来

283 结束语

精彩书摘

东亚“无极化”的未来会怎样

没有人怀疑21世纪世界经济引擎之一是东亚，然而东亚地区国际政治的现状常常让“东亚世纪”的乐观预测显得沮丧。中日关系恶化，日韩关系紧张，朝鲜核问题前景不明，海洋争端与安全困境等，让本地区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冷战结束初期，一位著名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曾经发表题为《冲突已经成熟》的论文，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亚洲在走向多极化和民族主义过程中，很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甚至战争。上述悲观预测在过去20年东亚和平与繁荣中没有得到验证，然而当下东亚的国际关系似乎又回到了上述老问题上。当我们感到困扰找不到答案时，不妨先把现在放一放，可以像这位学者一样驰骋思维，对20年后的可能情景做一些可能的预想后再来分析。

“单极化”曾是历史上东亚国际体系的常态

在国际关系中，考察国际体系经常使用的方法是判定“极”（polar）。例如，冷战时期被定义为两极世界，冷战后被定义为美国一超的单极世界及新兴大国崛起后的多极世界。如果我们用“极”的尺度来衡量东亚，20年后的东亚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回答过去和现在东亚地区国际体系呈现何种“极”的问题。在西方殖民主义开始进入亚洲之前，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的绝对超强地位，事实上确立了中国在东亚单极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周边国家通过“朝贡贸易”从单极中心的中华帝国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认可，中国则通过调节经济利益、军事威慑以及文化软实力，确立了中心和周边的等级关系，以及协调仲裁周边国家之间纷争的合法性。鸦片战争后，中国周边国家逐步沦为西方殖民地，古代东亚以中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瓦解。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体系过渡，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用武力确立了短暂的以日本为中心的单极体系。1945年日本战败以及本地区进入冷战后，在亚太地区的海洋区域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国际体系，大陆部分则成为美苏中角力场，没有形成明显的体系。以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及1989年冷战结束为标志，亚太地区实际上进入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格局（中国的改革开放、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可以被广义地看成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概括说，就是东亚或者亚太地区国际体系经历了超长期的中国单极、超短期的日本单极以及较长时期的美国单极阶段。

20年后的东亚国际体系：无极化

按照著名经济学家马蒂森（Maddison）的估算，203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将达到23��8%，美国为17��3%，日本为3��5%，印尼为2��0%，韩国为1��6%，澳大利亚为0��9%。

如果这个估算趋势基本准确的话，那么本地区现有的经济力量对比将会发生质的变化。最为明显的就是，中美将同时作为经济“头等大国”出现，从而改变目前美国最强、中日旗鼓相当的“1＋2”局面。面对如此重大的力量重组，未来东亚地区的国际体系会有哪些可能性呢？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情景分析。

情景之一：经济上，以中国为中心的单极“华夷秩序”重现？

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指出，目前世界上78个国家的最大或者第二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占全球GDP的55%。而在2000年仅为13个国家，占全球GDP的15%。根据美联社的报道，124个国家将中国看成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王毅外长在2013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东亚国家中的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随着本地区国家对中国经济依存度的不断提高，认为东亚经济可能回归类似于历史上的中国中心的“朝贡体系”、“华夷秩序”的单极体系的观点有了更多的说服力。

然而，这种情景不大可能出现。首先，中国虽然已成为东亚很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但并非唯一的经济伙伴。这一点同古代中国及冷战中美国对东亚经济体的意义具有本质的区别。第二，中国同东亚国家的贸易集中在半成品，而非最终消费品。表面上贸易对中依存度高，但背后最终消费市场仍然是欧美，中国对东亚国家经济的影响力，取决于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向内需拉动成功转型。第三，即使中国中产阶级壮大后消费市场飞速扩大，中国市场对东亚经济也绝对不居支配地位。东亚的“非中国市场”的规模事实上同中国市场不相上下，这是常被忽视的事实。这些市场的需求客观上将中和中国市场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换句话说，20—30年后中国在东亚的经济地位将会极其重要，但不会是垄断性的。

情景之二：安全上，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同盟网络为基础的单极体系的强化？

这种预测的认识基础是，随着中国军力增强和安全诉求扩大,周边国家的安全压力相应增加，作为本地区安全盟主的美国则需要“亚洲再平衡”来应对中国的“扩张”，所以中心—轮辐的美国单极同盟网络只会日益强化。

诚然，美国在本地区的安全同盟网络将会在很长时间内继续，但会不会有质变的强化则仍是问号。2012年底，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将威胁美国安全的两大地区定为中东和南亚，奥巴马总统执政后尽管提出“重返亚洲”等口号，但工作重心首先在恢复国内经济，在外交上则努力从两场战争中尽快抽身。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投资不大可能会有质的飞跃。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美国希望盟国承担在安全网络中更多的成本。然而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减弱以及孤立主义的抬头，让美国同盟承诺的可信度降低。东亚盟国会感到华盛顿仍然很重要，但同时又会觉得不一定可靠。美国与盟国之间的博弈会有更多的流动性，从而弱化军事单极色彩。

情景之三：中美两极体系，全面对抗或者全面合作？

这种预测的认知根源在于，中美将成为本地区力量不相上下的超级大国，这样的逻辑结论是出现新冷战，走向全面对抗的“中美冲突论”，或是走向全面合作的“两国集团论”（G2）。中美经济上高度依存让新冷战不可能出现。“两国集团论”从2009年被提出来以后，过去五年的发展至少证明这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笔者认为最可能的情景将是“无极化”，也就是说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支配性的“极”。

“无极化”的东亚更加危险还是更加安全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了几十年的美国单极体系向无极化转变，无疑会让人感到危险。东亚地区除了东盟以外没有有效的地区政治安全架构，这让很多安全需求依靠同美国结盟得到满足的国家感到无所适从。美国的一举一动都被高度关注是不是要抽身而去，这一点在日本的战略计算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然而，笔者不认为“无极化”的东亚会让那个“冲突已经成熟”的预言成为现实。

第一，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将为本地区国际体系提供稳定的基础框架。中美双方都没有显示出独霸亚洲的意愿和能力。中美作为两个决定性大国在整体实力上将更加平衡。在安全上，美国将很可能把军事存在的重点转移到所谓的“第二岛链”，在这里美国有领土——关岛，这让其军事存在及安全诉求有更强的合法性。与此同时，两岸关系的改善也让美国有更多的理由可以抽身。第一岛链将更多地起到作为美中缓冲区而非冲突区的作用。同时，中国海上力量的强化会继续，并可能努力在周边海域建设起“海上长城”，对美军的监控骚扰说不，但会努力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正如奥巴马所说，中美需“构建基于健康竞争而非战略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尽管中美之间不对抗但竞争的有限合作关系不会带来“两国集团”，但提供了最基本的地区保险。

第二，“中等大国”走向联合的可能性增强，在此基础上强化多边框架，包容中美，将为未来地区国际体系提供更好保障。2030年，日本经济地位的下滑会让日本人更加自然地接受作为同东盟、韩国和澳大利亚一样的“中等大国”认同。日本会认识到，日美同盟不足以满足自身的安全需求，而中等国家又不允许其大规模的自主安全努力，那么，同上述三个国家（集团）一道强化多边框架，加上日美同盟应对挑战，就成了最佳选择。而中美关系的大致稳定将给予这些国家以战略自由度。以“中等大国”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如果有较大发展，将可以作为同中美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重要平台，形成良性互动。当然，日本能否同韩国搞好关系，澳大利亚能够取得东盟更多信任，以及这些国家的“智力贡献”将非常关键。

我们有理由对“无极化”的东亚感到担忧，因为本地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景，但至少不会产生悲观的结果。东亚最佳的国际体系的未来取决于中美，同样取决于其他的中等大国和地区组织，而“无极化”恰恰给这些国家提供了发挥作用和“智力”的空间。

前言/序言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展现出一幅混沌的图景。一方面，本地区的经济规模日益增强，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欧盟，地区内贸易依存度超过六成，各国中产阶级的不断增加为本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着强劲的推力；另一方面，本地区的国际政治则展现出无序和令人担忧的趋势，朝鲜半岛核危机、中日东海争端、南海问题、历史问题周期性的升温在经常提醒人们，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并不会自动地带来外交上的红利。地区国家都很清楚，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无疑得益于和平稳定的地区国际政治环境。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没有国家愿意看到军事冲突或者战争的爆发。然而，意愿是一回事，结果很可能是另一回事。本地区在今后几十年会保持和平稳定还是走向冲突乃至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地区最重要的三个国家——中美日之间的互动。

　　冷静地看，在亚太地区没有比这三个国家更加重要的国家。俄罗斯尽管仍然是世界上疆域最广阔、军事技术也领先的大国，但在国际经济中，无论是市场规模、经济结构还是规则制定方面的影响都有限，冷战后在东亚政治事务中的参与程度不高。虽然俄罗斯在欧洲面临困境，要走向亚太，但它如何成为一个亚太国家仍然是一个未知数。韩国虽然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但在国际事务中，在可预见的未来，主要精力将被固定在半岛问题上。东盟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然而主要大国之间如果发生战略竞争甚至对抗，东盟的地区多边机制很容易失灵。中美日三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同时也都属于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日美属于正式的军事同盟关系，美国在日本有大量驻军和军事基地；中美分别作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存在着天然的高度互疑；中日之间则因为历史、领土问题等，严重缺乏互信。准确和理性地认识中美日关系，不仅具有很强的政策和现实意义，还有助于引导舆论和民众理性认知，为决策营造具有弹性的政策空间。

　　张云博士在过去几年里围绕着中美日关系这个主题，在《联合早报》的个人专栏 《纵横天下》里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本书系在这些文章基础上修改而成。作者将国际关系理论和中美日互动的政策实践相联系，通过这种通俗易懂的分析方法，为读者提供了具有很强逻辑分析力和实证说服力的高质量“知识产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云博士用“认知”和“误认知”的分析框架，对中美日的相互认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策实践进行的分析，有助于读者从庞大的信息量和瞬息变幻的具体事件中拨开云雾，把握本质。本书从相互认知、战略思考以及具体问题三个角度，分析了三对双边关系以及三边关系整体，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启发性。作者在中日关系分析方面引入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影响因素，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张云博士是我北大的后辈，交往多年。我认为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来从事这项极富挑战性的研究题目。张云博士先后获得北大法学博士和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在日本国立新澙大学任教多年，也曾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在中美日三国同时拥有长期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是比较难得的，无论是学术传统的融合、分析角度与信息获取的多元化，还是人际网络等方面，都为他从事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很多的优势。多年来，在学术研究之余，他笔耕不辍，在《联合早报》的专栏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为我们准确、理性地了解三个国家各自的逻辑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作为为数不多的研究中美日三边关系的专门著作，本书对于读者准确认识和研判中美日三边关系以及观察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将大有益处。我相信，从本书中，读者得到的将不仅仅是作者的独到观察和见解，更多的将是作者对国际局势的理性分析精神。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15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