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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三部分，通过系统讲授汉语不同时期语音、词汇、语法的基本面貌和特征，使学生对汉语发展的历史、汉语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以帮助学生深入认识和正确使用现代汉语。
本书依照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基本框架设置教材的结构：语音史以时代为纲；语法史、词汇史以专题为纲。在对半个世纪（尤其是近20年）以来汉语史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吸收学界已取得共识的新的成果，以描写语言事实为基础，以归纳为基本方法，注意借鉴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阐释语言的演变，力求揭示语言历史发展的规律。
此次修订作了较大改动，认真校正了原版的错误，并加入了近几年*新的学术成果，加强了原有薄弱的地方，并为本书精心制作了教学课件，欢迎登录http：//www.crup.com.cn/rw/本书页面下载或者联系封底编辑索取。

作者简介

殷国光，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9年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胡明扬教授，1982年获硕士学位。现任大连理工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先后主持“《吕氏春秋》语法研究”、“《庄子》句型研究”、“《左传》篇章零形回指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持编写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汉语史纲要》（后获评“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在《中国语文》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代表性著作有《〈吕氏春秋〉词类研究》、《〈庄子〉动词配价研究》、《上古汉语语法研究》等。曾获第七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目录

绪 论
思考题

第一编 汉语语音史

第一章 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
第一节 上古汉语的声母
第二节 上古汉语的韵部
第三节 上古汉语的声调
思考题
本章参考文献

第二章 汉语语音从上古到中古的发展
第一节 《切韵》音系
第二节 汉语声母从上古到中古的发展
第三节 汉语韵母从上古到中古的发展
第四节 汉语声调从上古到中古的发展
思考题
本章参考文献

第三章 汉语语音从中古到近代的发展
第一节 《中原音韵》音系
第二节 汉语声母从中古到近代的发展
第三节 汉语韵母从中古到近代的发展
第四节 汉语声调从中古到近代的发展
第五节 普通话语音系统的形成
思考题
本章参考文献

第二编 汉语语法史

第一章 名词的发展
第一节 上古汉语名词的特点
第二节 名词前缀“阿”和“老”
第三节 名词后缀“子”、“儿”、“头”
第四节 后缀“们”的产生和发展
思考题
本章参考文献

第二章 数词和量词的产生及其发展
第一节 数词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量词的产生和发展
思考题
本章参考文献

第三章 代词的发展
第一节 人称代词的发展
第二节 指示代词的发展
第三节 疑问代词的发展
思考题 1
本章参考文献

第四章 动词的发展
第一节 上古汉语动词的特点
第二节 动态助词“了”的产生和发展
第三节 动态助词“着”的产生和发展
第四节 动态助词“过”的产生和发展
思考题
本章参考文献

第五章 形容词的发展
第一节 形容词在上古文献中的分布
第二节 结构助词“底”、“地”、“的”的产生和发展
思考题
本章参考文献

第六章 系词的产生及其发展
第一节 关于系词的界定
第二节 上古汉语判断句的分布
第三节 系词的产生及其发展
思考题
本章参考文献

第七章 语序的发展
第一节 宾语与动词、介词语序的发展
第二节 介宾结构与述谓中心语语序的发展
第三节 数量短语与名词语序的发展
思考题
本章参考文献

第八章 动补结构的产生及其发展
第一节 动结式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动趋式的产生和发展
第三节 带“得”动补结构的产生和发展
思考题
本章参考文献

第九章 处置式的产生及其发展
第一节 处置式的类型
第二节 处置式的产生及其发展
第三节 处置式的来源和形成机制
思考题
本章参考文献

第十章 被动式的产生及其发展
第一节 被动式的界定
第二节 被动式的类型
第三节 被动式的产生及其发展
第四节 被动式的来源和形成机制
思考题
本章参考文献

第十一章 语气词的产生及其发展
第一节 上古汉语语气词系统
第二节 中古、近代语气词的发展
思考题
本章参考文献

第十二章 汉语语法发展的趋势
第一节 词法的发展
第二节 句法的发展
思考题
本章参考文献

第三编 汉语词汇史

第一章 构词法的发展
第一节 上古汉语的构词法
第二节 中古构词法的发展
第三节 近代构词法的发展
思考题
本章参考文献

第二章 词义的发展和变化
第一节 什么是词义的发展变化
第二节 词义发展的几种方式
思考题
本章参考文献

第三章 词汇的兴替
第一节 新词的产生
第二节 旧词的消亡
第三节 词汇的替换
思考题
本章参考文献

第四章 谚语和成语的发展
第一节 上古的谚语和成语
第二节 中古以后谚语和成语的发展
思考题
本章参考文献

第五章 外来文化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第一节 西域文化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第二节 佛教文化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第三节 满蒙文化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第四节 西方文化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思考题
本章参考文献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绪 论
一、汉语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
自古至今，汉语一直存在着众多的方言；与此同时，为了交际的需要，也始终存在着超越方言的汉民族共同语；汉民族共同语是汉语史研究的对象。
汉语史的任务是研究汉民族共同语历史发展的规律：要弄清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语音、词汇、语法的基本面貌和特征；了解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探索这些发展变化的特点和原因，揭示汉语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
研究汉语史对于深入了解和正确使用现代汉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不了解汉语的历史，现代汉语中的许多现象将无法解释；如果没有历史的依据，将无法建立起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规范。此外，研究汉语史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学、文化历史的研究，对于普通语言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二、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
汉语的名称正如汉族的名称一样，源于汉代，但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则要追溯到夏、商、周三代。商灭夏，继承了夏的文化；周灭商，继承了商的文化。正如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汉字系统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与殷商的甲骨文在文字系统上是一脉相承的。甲骨文记录的是商部族的语言，金文记录的是周部族的语言。商代的甲骨卜辞、西周的铜器铭文在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上属于同一个语言系统，语音成分亦有相承关系。由此可以推测，商、周部族的语言当属于同一语系。周灭商后，迁殷“顽民”于成周（故址在今洛阳东），后来平王东迁洛邑，促进了商、周部族的融合。周代的“雅言”就是商、周部族语言融合的结果。
“雅言”之称，始见于《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郑玄注云：“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清代学者刘台拱在《论语骈枝》中进一步阐发郑注的观点：“夫子生长于鲁，不能不鲁语，惟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训典，谨末学之流失。”这就是说，孔子生长在鲁国，日常交际都是用鲁语，但在诵读《诗》《书》的时候，在执行礼仪的隆重场合，一定要用“雅言”。
“雅言”是什么?《荀子?荣辱》：“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清代学者王引之曰：“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雅言”就是夏言。中国，即指中原诸夏各国。因此，周代的“雅言”可以说是有文献记载的、通行于中原诸夏各国的官方语言，是最早的汉民族共同语（或称“华夏语”）。其标准音当是河洛一带的中原雅音。春秋时期，中原诸夏之地方言众多，然而天子接受诸侯的朝觐，诸侯国之间聘问会盟，以及孔子周游列国，等等，未闻存在语言的障碍，正是由于“雅言”存在的缘故。
考察《诗经》十五国风，虽采自黄河中下游乃至汉水流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用韵基本一致，并无明显的方言差异；即使是代表南方楚文化的楚辞，其声韵调系统虽有自身的特点，但与《诗经》亦基本相合。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虽然不免有地域方言的色彩，但基本上都是用“雅言”记录下来的。
先秦的“雅言”，到了汉代被称为“通语”、“凡语”。扬雄《方言》卷一：“怃、、怜、牟，爱也。韩郑曰怃；晋卫曰；汝颍之间曰怜；宋鲁之间曰牟，或曰怜。怜，通语也。”又：“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通语”、“凡语”是“雅言”的延续。随着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的疆域不断扩大，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通语”通行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东汉的学者王充在《论衡?恢国》中说：“巴、蜀、越嶲、郁林、日南、辽东、乐浪，周时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这说明在周代尚需辗转翻译才能交际的四川、广西、辽东半岛等边远地区，在汉代已能用中原雅音吟诵儒家经典了。
汉代以后，汉民族共同语一直沿用“通语”的称谓，直至明清而改称“官话”，晚清之后改称“普通话”（又称“国语”）。
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与发展（从周代的“雅言”到现代汉语的普通话）处在不断地融合与分化之中。周代“雅言”的形成就是商、周两大部族语言融合的结果。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入主中原（如：北朝、元代、清代），促使少数民族语言与汉民族语言大规模地融合。在少数民族融入汉文化的同时，少数民族的语言也随之被汉语同化。汉民族共同语保留了自己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吸收了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从而丰富了自己。
历史上，汉族人几次大规模地由中原地区向南方迁徙，一方面，汉民族共同语随之传播到南方，起到了推广汉民族共同语的作用，使得汉民族共同语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由于中原地区的汉语（尤其是语音系统）发展变化的速度较快，而处在南方的汉语发展变化则相对滞后，加之与当地固有的土著语言的接触与融合，汉民族共同语逐渐分化而演变成汉语的各个方言。例如粤方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征发刑徒50万人戍守五岭，他们以当时的“通语”作为交际工具；汉武帝时平定南越国，始设“交趾刺史部”监察各郡，治所设在广信（今广西梧州与广东封开一带），并派使者从合浦出发，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随着官府的设置，以及贸易、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官方交际要讲“通语”，“通语”逐渐成为当地土著部落的共同语；另一方面，“通语”也吸收了当地土著语言（古百越语）的词汇，为以后粤方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又如客家方言：东晋永嘉以后直到元明时期，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大批中原地区的汉人先后经历几次大规模地举族南迁，迁至闽、粤、赣等地区，这就是所谓“客家”；客家先民使用的“通语”与当地土著语言接触、融合，逐渐演变成客家方言。吴方言、闽方言、赣方言、湘方言等也都是历史上不同时期从汉民族共同语分化出来的。
汉民族共同语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等条件下自然形成和传播的。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统一的中央政权一向建都北方（元代以前都是在中原地区，元代至今在北京），发源于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一直处在强势地位；因此，汉民族共同语从一开始一直就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的。至于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则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往往是帝都）所在地的方言有着直接的关系。大体上说，清代以前，汉民族共同语以中原语音（洛阳一带的语音）为标准音，自清代开始，逐渐转变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三、汉语史研究的依据
王力先生曾多次说过，汉语史研究有两种材料，一种是死的材料，这就是各个时期的历史文献；一种是活的材料，这就是各地的方言。
（一）历代的书面语言
古代汉语都是通过书面语言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所以，研究汉语史最基本的材料是历代的书面语言。记录汉民族共同语的书面语言有文言、白话之分。周代的“雅言”是文言的源头，汉代的“通语”与“雅言”一脉相承，都是用文言记录的。文言基本上反映了周秦至西汉时期口语的面貌。大约东汉初年，文言开始逐渐脱离口语；南北朝时期，白话已初见端倪，至唐宋而日趋成熟，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书面语的新形式。因此，研究周秦至西汉时期汉语的依据是文言文献，研究唐宋直至清代汉语的依据是白话文献。
文言文献包括十三经、先秦诸子、前四史等。
白话文献包括敦煌变文、宋人语录、汉译佛经、白话小说（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元杂剧等。历代的书面语言（无论是文言，还是白话）虽然不是自然语言（口语），但它与自然语言的关系只是加工和未加工的区别；尽管二者在修辞表达、言语风格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异，但是在语言系统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依据历代的书面语言所作的汉语史研究，应该能够基本上反映出汉语自然语言的历史变化。
依据历代的书面语言研究汉语史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要注意甄别历史文献语言的时代。依据历史文献研究汉语，首先有个辨伪的问题。即以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为例，先要把仿古之作《伪〈古文尚书〉》排除；即使是作为儒家传世经典的今文《尚书》，其《虞夏书》也不过是托古之作，不能真的把它看做是尧、舜、禹三代之文。《商书》尽管记录了盘庚迁殷、商汤伐桀等真实的历史事件，但其语言却与《周书》基本一致，显然已不是商部族语言的原貌了，或是周代史官用“雅言”整理过，或者就是殷商后人（宋人）的述古之作。
即使写作时代确定的历史文献，也要注意其语言内部存在的时间层次。例如《史记》，作者（司马迁）、写作年代（汉武帝之时）十分确定，但如果将其语言笼而统之地视为西汉时期的语言，视为一个纯粹的共时系统，是有问题的。考察《史记》的语言，至少可以分为两部分：本纪、世家、列传中记载秦及秦以前的历史和人物的内容，如《五帝本纪》《吴太伯世家》《伯夷列传》等；本纪、世家、列传中记载汉代历史和人物的内容，如《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张耳陈馀列传》等。司马迁著《史记》，在记录秦及秦以前的历史时，博采周秦典籍，除直接引文（如《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出游刻石之辞）之外，不少文字亦直接抄录先秦的文献（如《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因此，第一部分文献的语言主要反映的是周秦时期语言的特点，其语言具有存古的性质，不宜作为研究西汉语言的典型语料。司马迁在记录汉代的历史和人物时，并无先秦文献可征，是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创作，因此，第二部分文献的语言才较多地反映了西汉时期语言的特点。
（2）要正确认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在汉语史研究中的地位。
历史文献分为两大类：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凡经过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献，如各类刊本、排印本、传抄本等，称为传世文献；凡近代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献，如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简牍帛书、敦煌写卷等，称为出土文献。出土文献由于长期掩于地下未经流传，因而真实地保留着当时的面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传世文献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反复传抄、多次校勘、多次刊刻，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真”。即以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缁衣》以及1994年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简《缁衣》，与传世文献的《缁衣》相较，文字出入甚大，可见一斑。
依照常理，汉语史的研究当以出土文献为基本材料，而以传世文献为旁证；实则不然，因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代文献绝大部分是传世文献。传世文献数量大，资料丰富，保存完整，而出土文献则数量少，资料相对单一、零散。因此，总体上说，作为汉语史研究依据的历代书面语当以传世文献为主。当然，在汉语史的研究（尤其是上古汉语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考古界的新发现，充分利用已经发掘的出土文献材料。只有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
（二）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成果
传统语言学旧称“小学”，源远流长，遗产丰富。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文字、音韵、训诂三类。研究文字的字书有《说文解字》《玉篇》等；研究词汇词义的义书有《尔雅》《方言》《释名》等；研究音韵的音书有《切韵》《广韵》《中原音韵》等。以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的“乾嘉学派”使“小学”的研究达到了巅峰，其研究成果都是汉语史研究的依据。
此外，古人的注疏也是“小学”的研究成果。其内容十分丰富，除了注音、释义之外，还可以从中窥见语法分布的历史变化。仅以郑玄注《诗经》为例：
岂不尔思，子不我即。（《郑风?东门之》）（郑玄笺：我岂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
无我恶兮。（《郑风?遵大路》）（郑玄笺：子无恶我。）
（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
四方是维，天子是毗。（《小雅?节南山》）（郑玄笺：毗，辅也。……维制四方，上辅天子。）
鱼网之设。（《邶风?新台》）（郑玄笺：设鱼网者宜得鱼。）
（用“是”、“之”标记宾语前置）
郑玄注《诗经》，将上述两种类型的前置宾语置于动词之后。这说明，郑玄所处的东汉时期，人们对于上述两种类型的宾语前置句已经十分陌生了，不特别注明，则难以理解。换句话说，上述两种类型的宾语前置句已从口语中消失了。
对待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全盘否定或兼收并蓄，都失之偏颇。当坚持一分为二的原则，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华，以达到批判地继承的目的。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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