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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 著

图书标签:

• 战国史
• 史料
• 编年体
• 辑证
• 历史
• 古代史
• 中国历史
• 史学
• 文献
• 史书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38155

版次：1

商品编码：11944387

包装：精装

丛书名： 杨宽著作集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7-01

用纸：书写纸

页数：1303

套装数量：2

字数：916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时期，连年合纵连横的兼并战争，直到秦完成统一，百家争鸣，英才辈出，政经科技和学术文化等各方面，都有重大创新与发展。战国时代，变革了古代贵族统治的礼制，开创了秦、汉以後统一的局面。对此後二千多年，甚至直到今日的我国文化历史，影响远大。
　　然而，欲作战国史的深入研究，却有实质上的困难。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结果，造成现存史料残缺散佚，年代紊乱，真伪混杂。作为战国时代主要史料的《史记》和《战国策》二书，对于战国史事的叙述都很紊乱，许多重要历史事件连年代也混乱不清，甚至有些历史人物生存年代也有分歧的记载，因此，史料的整理与考订是非常必要的。
　　杨宽先生广采历代传世文献，近年文物考古中发掘出的简书、帛书、铜器铭文以及石刻资料，及晚近研究成果，对战国时代各国重要史事作全面的、系统的考订和编排，将原来分散杂乱、年代错误、真伪混淆的史料，作编年的整理和考订，使成有条不紊、真伪分明的史实文献，是研究、了解战国历史发展的基础性著作，具有学术价值。

内容简介

　　本书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本书按年编辑史料，上接《左传》之终年，下迄秦之灭六国与统一，即起于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68年），止于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将原来分散杂乱、年代错误、真伪混淆的史料，作编年的整理和考订，使成有条不紊、真伪分明的史实文献。每年史料着重阐明当年之大事，包括纵横家所记纵横权变之掌故、游说辞与书信等。广泛采用各类古籍及近人研究成果，取材宏富，考辨精密，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

　　杨宽（1914—2005），字宽正，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白鹤江镇人。曾就读于苏州中学师范科，1936年毕业于光华大学国文学系，师从史学大家吕思勉、蒋维乔、钱基博。1936年参与上海市博物馆筹建工作，1946年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兼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53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9年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1970年又调回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1984年赴美国迈阿密定居至逝世。历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秘书、古物整理处处长，上海市博物馆馆长，中国先秦史学会首届至第三届副理事长。著有《中国上古史导论》《西周史》《战国史》《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古史新探》《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等。

目录

前言1
凡例1
引论上篇 战国史料之鉴别1
(一)战国主要史料之特点(1)
(二)战国纵横家与诸子著作之史料性质(4)
(三)关于苏秦、 张仪、 乐毅等人史料之去伪存真(8)
(四)关于李悝、商鞅等法家史料之考订与辨伪(19)
引论下篇 列国纪年之考订23
(一)战国历法之验证(23)
(二)秦历法验证表(28)
(三)逾年改元与当年改元之礼制(32)
(四)秦日食纪年之验证(40)
(五)魏惠王年世之考订(44)
(六)田齐君王年世之考订(54)
(七)赵君年世之考订(58)
(八)韩君年世之考订(63)
(九)战国初期燕君年世之考订(66)
（十）宋君年世之考订(68)
（十一）越君年世之考订(70)
卷一 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四六八年)至十六年(公元前四五三年)76
周贞定王元年(76)
二年(81)
三年(无史料)
四年(82)
五年(83)
六年(86)
七年(86)
八年(87)
九年(无史料)
十年(无史料)
十一年(89)
十二年(92)
十三年(96)
十四年(96)
十五年(104)
十六年(104)
卷二 周贞定王十七年(公元前四五二年)至周威烈王十一年(公元前四一五年)118
周贞定王十七年(118)
十八年(120)
十九年(无史料)
二十年(120)
二十一年(120)
二十二年(121)
二十三年(122)
二十四年(130)
二十五年(131)
二十六年(131)
二十七年(132)
二十八年(132)
周考王元年(132)
二年(133)
三年(无史料)
四年(136)
五年(无史料)
六年(141)
七年(141)
八年(142)
九年(144)
十年(144)
十一年(145)
十二年(145)
十三年(145)
十四年(146)
十五年(146)
周威烈王元年(147)
二年(149)
三年(150)
四年(151)
五年(151)
六年(152)
七年(152)
八年(153)
九年(153)
十年(154)
十一年(156)
卷三 周威烈王十二年(公元前四一四年)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年)166
周威烈王十二年(166)
十三年(168)
十四年(171)
十五年(172)
十六年(175)
十七年(175)
十八年(177)
十九年(181)
二十年(182)
二十一年(190)
二十二年(203)
二十三年(206)
卷四 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四〇二年)至周安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三八一年)214
周威烈王二十四年(214)
周安王元年(215)
二年(215)
三年(219)
四年(220)
五年(222)
六年(228)
七年(234)
八年(234)
九年(235)
十年(236)
十一年(236)
十二年(237)
十三年(240)
十四年(244)
十五年(244)
十六年(246)
十七年(247)
十八年(253)
十九年(253)
二十年(255)
二十一年(256)
卷五 周安王二十二年(公元前三八〇年)至周显王七年(公元前三六二年)261
周安王二十二年(261)
二十三年(263)
二十四年(264)
二十五年(266)
二十六年(267)
周烈王元年(268)
二年(271)
三年(272)
四年(274)
五年(275)
六年(276)
七年(277)
周显王元年(285)
二年(286)
三年(290)
四年(291)
五年(292)
六年(293)
七年(294)
卷六 周显王八年(公元前三六一年)至十五年(公元前三五四年)299
周显王八年(299)
九年(307)
十年(309)
十一年(312)
十二年(314)
十三年(319)
十四年(325)
十五年(347)
卷七 周显王十六年(公元前三五三年)至二十五年(公元前三四四年)351
周显王十六年(351)
十七年(361)
十八年(362)
十九年(370)
二十年(375)
二十一年(377)
二十二年(378)
二十三年(379)
二十四年(381)
二十五年(383)
卷八 周显王二十六年(公元前三四三年)至三十五年(公元前三三四年)395
周显王二十六年(395)
二十七年(397)
二十八年(403)
二十九年(406)
三十年(414)
三十一年(416)
三十二年(423)
三十三年(424)
三十四年(426)
三十五年(430)
卷九 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三三三年)至四十七年(公元前三二二年)445
周显王三十六年(445)
三十七年(452)
三十八年(453)
三十九年(454)
四十年(456)
四十一年(462)
四十二年(465)
四十三年(466)
四十四年(467)
四十五年(474)
四十六年(476)
四十七年(485)
卷十 周显王四十八年(公元前三二一年)至周赧王元年(公元前三一四年）494
周显王四十八年(494)
周慎靓王元年(501)
二年(511)
三年(518)
四年(534)
五年(538)
六年(543)周赧王元年(560)
卷十一 周赧王二年(公元前三一三年)至七年(公元前三〇八年)569
周赧王二年(569)
三年(587)
四年(601)
五年(615)
六年(625)
七年(628)
卷十二 周赧王八年（公元前三〇七年）至十三年（公元前三〇二年）639
周赧王八年（639）
九年（664）
十年（680）
十一年（684）
十二年（687）
十三年（692）
卷十三 周赧王十四年（公元前三〇一年）至十九年（公元前二九六年）698
周赧王十四年(698)
十五年(715)
十六年(726)
十七年(738)
十八年(747)
十九年(748)
卷十四 周赧王二十年（公元前二九五年）至二十七年（公元前二八八年）764
周赧王二十年(764)
二十一年(770)
二十二年(786)
二十三年(790)
二十四年(792)
二十五年(797)
二十六年(808)
二十七年(815)
卷十五 周赧王二十八年（公元前二八七年）至三十年（公元前二八五年）828
周赧王二十八年(828)
二十九年(850)
三十年(861)
卷十六 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二八四年）至三十五年（公元前二八〇年）875
周赧王三十一年(875)
三十二年(892)
三十三年(899)
三十四年(905)
三十五年(913)
卷十七 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二七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前二七四年）917
周赧王三十六年(917)
三十七年(939)
三十八年(956)
三十九年(961)
四十年(963)
四十一年(964)
卷十八 周赧王四十二年（公元前二七三年）至五十年（公元前二六五年）966
周赧王四十二年(966)
四十三年(983)
四十四年(985)
四十五年(990)
四十六年(1000)
四十七年(1007)
四十八年(1008)
四十九年(1009)
五十年(1025)
卷十九 周赧王五十一年（公元前二六四年）至五十九年（公元前二五六年）1039
周赧王五十一年(1039)
五十二年(1046)
五十三年(1055)
五十四年(1060)
五十五年(1061)
五十六年(1070)
五十七年(1082)
五十八年(1086)
五十九年(1111)
卷二十 秦昭王五十二年（公元前二五五年）至秦王政（始皇帝）十年（公元前二三七年）1116
秦昭王五十二年(1116)
五十三年(1128)
五十四年(1129)
五十五年(1130)
五十六年(1131)
秦孝文王元年(1135)
秦庄襄王元年(1142)
二年(1145)三年(1153)
秦王政（始皇帝）元年(1162)
二年(1166)
三年(1168)
四年(1172)
五年(1174)
六年(1177)
七年(1184)
八年(1185)
九年(1190)
十年(1199)
卷二十一 秦王政（始皇帝）十一年（公元前二三六年）至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1206
秦王政（始皇帝）十一年(1206)
十二年(1211)
十三年(1215)
十四年(1217)
十五年(1225)
十六年(1127)
十七年(1229)
十八年(1231)
十九年(1238)
二十年(1242)
二十一年(1248)
二十二年(1250)
二十三年(1254)
二十四年(1259)
二十五年(1262)
二十六年(1265)
附录列国纪年订正表1273

前言/序言

　　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变革和创新的时期，从此变革了古代贵族统治的礼制，开创了秦、汉以后统一的局面。王夫之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是不错的。这时无论经济、政治和文化学术等方面，都有重大的新发展，对于此后两千多年的文化历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秦、汉以后，不但以小农经济作为立国的基础，是沿袭战国的成就；而且所有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制度，都是沿袭战国而有所发展的。战国时代文化学术上的光辉成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巨大，其中九流十家的学说与理论，可以说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为此，我们对战国史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然而要作深入研究困难很大。因为现存的战国史料，残缺分散，问题很多，年代紊乱，真伪混杂，既不像春秋时代的历史有一部完整的编年体的《左传》可以凭信，更不像秦、汉以后每个朝代有完整的历史记载。战国史料所以会如此残缺散乱，有个特殊原因，就是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秦始皇焚烧“《诗》、《书》、百家语”与《秦记》以外的东方诸侯史记，因为“《诗》、《书》、百家语”，民间多有收藏，秦始皇不能尽烧，后来能够重新发现，而东方六国史官的记载只藏在官府，一经焚毁也就完了。当司马迁著作《太史公书》(即《史记》)的时候，号称“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可是战国史料只有《秦记》和纵横家书。由于秦国原来文化比较落后，秦国史官所记的《秦记》，比较简略，“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正因为如此，《史记》中战国部分记载有不少错乱，特别是所记东方六国的史事，不但很多缺略，而且年代有很多紊乱。
　　司马迁所作《史记》，所凭的战国史料，除《秦记》以外，主要是战国纵横家书。司马迁说“战国之权变亦有颇可采者”，即指纵横家书而言。秦、汉之际和汉代初年，纵横家游说和献策之风，相沿未替，所谓“纵横长短之术”正递相传授，因而纵横家书的各种选本仍多流传，不为“秦火”所烧尽，汉初皇家书库和民间都有收藏，后来刘向曾把皇家书库所有多种选本汇编成为《战国策》一书。但是，纵横家书并非历史记载，而是纵横家用以学习和揣摩的资料，因而这些资料都不记年月，只说明其游说或献策的前因后果。正因为这是纵横家用作学习和揣摩的资料，其中就有不少夸大虚构和模拟伪托的作品。苏秦和张仪一纵一横，是战国晚期和秦、汉之际纵横家所推崇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游说辞和献策书，正是纵横家学习和揣摩的榜样，因而其中就有许多模拟伪托的作品，所说史事前后年代错乱，矛盾百出。司马迁早已看到这点，因而说：“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因此《战国策》所载苏秦、张仪的资料是真伪混杂，而且是“伪”多于“真”。可惜司马迁不能明辨，认“伪”作“真”，因而《史记·苏秦列传》所载苏秦游说辞全是伪作，反而把真的苏秦作品改为苏代或苏厉所作。
　　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一部分十四章，提供了真实的苏秦资料，由此可以判明苏秦发动合纵攻秦的真相及其目的，而且苏秦为燕间谍的阴谋得到了证实。原来苏秦是作为燕的间谍被燕昭王派遣入齐的，得到齐湣王的信任和重用，受封而为齐的相国。他发动合纵攻秦，是为了使齐得以乘机攻灭宋国。他促使齐湣王用力大举攻灭宋国，是要使齐的国力损伤而衰落，从而加深齐与赵、魏等国的矛盾，由此促成五国合纵攻齐，使得燕将乐毅成为合纵五国的统帅而一举攻破齐国。这已是齐湣王十七年(公元前二八四年)的事。苏秦是比张仪晚一辈的纵横家，《苏秦列传》把苏秦说成与张仪同时而一纵一横，完全出于后世纵横家的虚构和伪托。由此一例，可知整理战国纵横家的史料，鉴别真伪与考订年代，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特别要注意的，纵横家多游士出身，常常夸大策士游说与献策的作用和结果，因而记载失实。例如纵横家的记载，把“乐毅破齐”归功于燕昭王初年招聘游士，归功于乐毅奉命约合楚、魏、赵而合纵攻齐，归功于乐毅率燕师攻入齐的河北(齐的河北与燕接界)，经济上而长驱攻入临淄。其实，乐毅并非因燕昭王初年招聘游士而入燕的，他是魏名将乐羊之后，原为赵武灵王的大臣，当齐宣王伐破燕国时，就曾为赵主谋合纵“伐齐而存燕”。他的入燕是在赵沙丘之乱、武灵王被困饿死之后，已在燕昭王十七年以后。当苏秦为燕间谍而为齐相之时，齐、秦两强正东西对峙。燕昭王二十四年即秦昭王十九年(公元前二八八年)，秦相魏冉约齐并称为东西帝，齐用苏秦计策，取消帝号而发动五国合纵攻秦，迫使秦废除帝号，而归还了部分赵、魏之地。齐乘此时机经两年攻灭了宋国，使三晋感到威胁，于是秦主谋合纵三晋与燕伐齐。秦昭王二十二年秦攻取齐河东九城，作为合纵攻齐的先声，并与赵推定乐毅为赵、燕两国的“共相”而兼为五国联军统帅。乐毅先以赵相国而率五国之师，由赵攻齐，取得灵丘(今山东高唐南)。次年乐毅就统率五国之师大破齐于济西，继而乐毅又以燕相国而独率燕师乘胜长驱追击，一举攻破齐都临淄。由此可见，乐毅《报燕惠王书》称乐毅为燕约合楚、魏、赵四国，率燕师由河北经济上而长驱攻至临淄之说，都出于夸大而伪托，徒以文采华丽，为世传诵而人多信之。由此又可见，所谓燕昭王收破燕即位，尊郭隗为师，于是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全出虚构。不仅乐毅入燕已在昭王十七年以后，邹衍与剧辛都是战国末年燕王喜的大臣，不可能于昭王时已入燕。
　　更要特别指出的，司马光《资治通鉴》称：乐毅于济西大捷之后欲长驱追击，剧辛劝阻，以为宜于攻取边城以自益，乐毅不听，以为“其民必叛，祸乱内作，则齐可图也”。其后齐人果然大乱，湣王出走，乐毅因而攻入临淄。此说不见于《史记》、《战国策》以及先秦著作，当出于后世策士进一步的夸大和伪托。《资治通鉴》接着又有乐毅具体分兵五路，“六月之间下齐七十余城”的记载，这和《乐毅列传》所说“留徇五岁下齐七十余城”不同，也该出于后人夸大伪托。后来司马光又著《稽古录》，先于周赧王三十一年记“燕独追齐师遂入临淄”，再在三十五年记“燕乐毅徇齐地数岁下齐七十余城”，正好首尾五年，当是依据《乐毅列传》的。看来司马光已发现《资治通鉴》误据伪托之说而不及追改了。《资治通鉴》又载有燕昭王斩杀攻击乐毅的人而要“立乐毅为齐王”的故事，很不合情理。看来《资治通鉴》所载有关“乐毅破齐”的长篇记载，不见于先秦著作和《史记》、《战国策》的，都采自伪托的作品，不可信据。
　　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历史学家的名著，可是其战国部分，既有不少错乱和失误，又有依据伪托作品的，很有必要加以纠正。《史记》所载东方六国史事，年代有很多错乱，西晋初年汲县魏墓出土竹简中有魏国编年的史书，定名为《竹书纪年》，可以纠正《史记》年代的错乱。不幸原书在宋代已散失，今本《竹书纪年》乃出于后人重编。清代以来学者曾据宋以前人们所引用的《古本竹书纪年》加以辑录考订，尚不免有脱误。历来学者曾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纠正《史记》所有年代的错误，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考订尚不够完善，还有待于我们作细密的考订。《战国策》是战国纵横家书的汇编，其中夹杂有虚构伪托的篇章，又有夸大失实的作品，尚有待于我们做好“去伪存真”的工作。同时所有纵横家史料的年代，前人虽已有所考订，也还不够确实，尚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确定。《史记》和《战国策》两书以外的战国秦、汉著作，包括诸子百家、重要的地理著作以及新出土的简书、帛书、铜器铭文与石刻，所有其中述及战国史事，以及引用战国史事作为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都有待于我们广为搜辑，以补充过去文献记载的不足。因此，我们有对所有战国史料加以搜集、考订而按年汇编的必要。清代学者已开始从事这方面工作，如黄式三的《周季编略》，曾综合所见战国史料按年编排，并注明出处，但限于他们的时代和认识，还不够缜密和完善，不合我们研究的需要。
　　我编这部书，经历了半个世纪，是我所有著述中历时最久的，也是最费功夫的。我开始这一工作，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上海租界，不久我就隐居到我的家乡青浦县白鹤镇，开始作战国史料的考订和编年，花了两年又九个月的时间，编成了一百八十多年的初稿，还有六十年没有编成。从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间，我依据这个稿本，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过考证，先后写成了三十篇考证文章，发表在上海《东南日报》的副刊《文史周刊》(魏建猷主编)上，和上海《益世报》的副刊《史苑周刊》(顾颉刚主编)上。到一九五五年，我就依据这个稿本以及所作考证和研究，写成了初版《战国史》，在这年九月出版。随着新的史料陆续出土，我逐渐补作未完成的部分，并补充新史料。从一九七二年起，我又依据补订稿，对《战国史》补充、修订和改写，于是在一九八〇年七月出版了《战国史》第二版，先后曾印行五万多册。近年，我又把这部书稿作了系统的修订补充，完成了全书的定稿工作。除卷首有两篇引论和附录订正的年表以外，全部编年的史料及疏证，分为二十一卷。其中第十七和第十八两卷，承蒙高智群同志帮助我编著完成，特此志谢。
　　我在长期从事这部书的编辑考订工作中，对所有史料真伪的鉴别以及年代的考订，认识是不断提高的。例如苏秦的年世，我在四十年代所作《苏秦合纵摈秦考》(发表于《益世报》副刊《史苑周刊》)已断定苏秦做齐相在五国合纵伐齐的前后，苏秦发动五国合纵攻秦是在五国合纵伐齐之前，但还未敢断言苏秦是为燕的间谍而入齐的，直到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出土，《孙子兵法》竹简出土，有战国时人附加的“燕之兴也，苏秦在齐”的话，得到了证实。我在四十年代所作《乐毅仕进考》和《乐毅破齐考》，作为《乐毅报燕惠王书辨伪》上下两篇(发表于《东南日报》的副刊《文史周刊》)，已断言“乐毅破齐”的史料中有夸大失实而出于伪托的，包括乐毅《报燕惠王书》在内。但是为郑重起见，我在《战国史》中没有谈及，直到如今最后定稿，才加以确定。
　　这是一部上接《春秋》、《左传》的编年体的战国史料汇编和考订，使原来分散杂乱、年代错误、真伪混淆的史料，有条不紊而真伪分明。这是我长达半个世纪从事战国史研究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我最近增补修订定稿的《战国史》(增订本)，就是依据此稿完成的。我曾在《战国史》中提到此稿，承蒙国内外学术界朋友们关心，现在发表出来，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战国史研究工作的开展。

《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套装上下册）》之外的史料钩沉：以春秋史料窥探先秦社会变迁 本书并非《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套装上下册）》的续篇或补充，而是一部独立的研究专著，聚焦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的史料整理、考辨与社会形态解读。本书旨在通过对这一关键历史阶段的细致梳理，为理解战国复杂局面的形成提供更早、更基础的参照系。 本书分为上下两册，结构严谨，内容涵盖了从西周礼崩坏到诸侯争霸初期的各个侧面。 --- 上册：礼乐之坏与诸侯初兴——春秋初期的政治、军事与社会结构 上册的核心工作在于确立春秋初年史料的可靠性基准，并对西周封建制度瓦解的初期表现进行细致描摹。我们摒弃了笼统的叙事，转而采用“典籍互证法”对现有材料进行重构。 第一章：春秋史料的存佚与辨伪 本章首先对《左传》、《春秋》、《谷梁传》、《公羊传》以及《国语》等核心史料的成书背景与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辨析。我们重点考察了春秋初期（鲁隐公至鲁僖公之际）史料的“在场性”与“局后性”问题。例如，对《春秋》经文的记载风格与《左传》所描绘的事件细节进行交叉比对，揭示了不同史料在记录同一事件时所隐含的政治倾向和史家视角差异。 1.1 简帛新材料的介入与传统文献的重校： 简要梳理了近年来出土的与春秋相关的简帛材料（如非核心地区发现的盟誓文书残片），并讨论了这些新发现如何挑战或印证了传世文献中关于宗法制度、聘问制度的记载。 1.2 “礼崩乐坏”的量化解读： 尝试从史料中提取关于“践更”、“僭越”、“会盟”等事件的频率数据，以期更客观地衡量西周礼乐制度衰落的速度与范围，而非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 第二章：周王室的虚弱与“礼义之邦”的衰落 本章聚焦于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在春秋初期的实际地位。通过对“职贡”、“朝觐”记录的梳理，本书阐明了天子权威如何从军事号令权逐步退化为象征性的宗教领袖。 2.1 王室的财政危机与领地管理： 考证了周王室对于王畿内诸侯采邑的实际控制力，特别是关于“田赋”与“徭役”的征发能力下降的史料证据。 2.2 天子权威的转移： 重点分析了如“觐周天子”的仪式流程，指出当诸侯能够以“盟主”的身份取代天子主持会盟时，政治权力已然完成了实质性的转移。 第三章：春秋早期霸权的萌芽：郑、晋、楚的崛起 本书将春秋早期的霸业视为一种地方性权力的扩张，而非对周室的继承。郑庄公对王室态度的转变，以及晋、楚在边疆地带的军事活动，是本章的重点。 3.1 郑国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策略辨析： 通过梳理郑庄公与周平王之间的矛盾史料，揭示了早期诸侯国如何利用周王室内部的权力真空来合法化自身的对外扩张行为。 3.2 楚国的南方扩张与“蛮夷”称谓的政治含义： 深入分析了史料中对楚国南、东军事行动的记载，并探讨了中原诸侯对楚国“蛮夷”称谓的使用，如何服务于其自身政治合法性的构建。 --- 下册：卿族专权与士的登场——春秋中期的社会与军事转型 下册将焦点投向春秋中期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即大夫（卿族）对君权的侵蚀，以及新兴“士”阶层在军事和政治舞台上的崛起，这直接预示了战国时代“代际更迭”的必然性。 第四章：卿族对君权的结构性架空 春秋中期，各国政治的实质已演变为卿族之间的权力斗争，而非国君的集权行动。本章通过对晋国“六卿”制度、鲁国“三桓”专权的史料进行个案剖析。 4.1 采邑制度的异化： 探讨了卿族如何将周初授予的“公田”和“职田”逐步转化为家族私产，并分析了这种经济基础如何支撑其政治上的独立性，甚至可以公开对抗国君的命令。 4.2 晋国内乱史料的深度解读： 重点分析了晋国内部发生的一系列“弑君”事件，这不是简单的宫廷政变，而是卿族集团为争夺对国君代表权力的内斗，其背后的制度逻辑远比战国时代的兼并更为复杂。 第五章：军事变革与“车战”的规范化 春秋战争模式的成熟，是理解其后战国“军功授田”制度的前奏。本书详细梳理了春秋时期战车在战场上的编组、战术运用以及伤亡统计的原始记录。 5.1 战车编队与士大夫的战场角色： 结合《左传》中对具体车战场面的描述，重构了三乘战车（主帅、驾手、弓箭手/戈手）的配置，并指出这套体系对参战人员的身份（必须是拥有财富和训练的“士”）提出了严格要求。 5.2 俘虏处理与“犒赏”制度的演变： 战俘的赎买、释放与屠杀，反映了诸侯国在战争资源上的不同考量。本书对比了早期赎价偏高、注重礼仪的现象与后期为筹集军费而大量处理战俘的实际情况。 第六章：士的兴起与思想的萌芽 “士”阶层是春秋社会中最具活力的元素，他们是政治伦理的践行者，也是思想的早期播种者。 6.1 礼仪的私化与士的道德责任： 探讨了如“程婴、公孙杵臼舍子救孤”这类事件，并非偶然的英雄主义，而是“士”群体在政治权力衰落后，试图通过坚守个人道德（义）来维护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 6.2 早期思想的载体： 分析了《国语》中那些被记录下来的“劝谏”辞令，它们往往是不同政治集团为争取君主支持而构建的论辩基础，标志着后世诸子百家思想的雏形开始在政治实践中显现。 --- 总结： 本书通过对春秋史料的精细切割和重组，力求还原一个充满张力与变动的时代。它不是对战国史实的简单回溯，而是深入挖掘了导致战国时代全面战争爆发的结构性病灶——即周代政治合法性的彻底崩塌，以及新兴社会力量（卿族与士）对既有秩序的持续性侵蚀。本书的史料考证工作，为理解战国史学研究中的基础文献提供了更为坚实和审慎的视角。

评分☆☆☆☆☆

初次捧读这套书，就被它那厚重的历史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所深深吸引。作者在梳理战国史料时，展现出的那份耐心与细致，简直令人叹为观止。他不像一般的通史那样只做宏观叙事，而是深入到每一个具体的史料片段，进行考证、比对、注释，仿佛一位耐心的考古学家，将散落的碎片精心拼凑起来，还原出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图景。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能感受到那个时代强者的雄心壮志，弱者的挣扎求存，以及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尤其是在关于某些关键事件的描述上，作者引用了多方不同的史料，然后进行细致的辨析，这种多角度的呈现方式，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让我们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视角。这本书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罗列史实，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研究历史的范式，教会我们如何去质疑、去求证、去构建一个更接近真实的过去。对于任何一个对先秦历史有深入研究兴趣的人来说，这套书都是不可或缺的案头必备之作。

评分☆☆☆☆☆

这套书的阅读体验，是需要时间和心力的投入的，但收获绝对是成倍增长的。它不是一本让你在睡前放松心情的书，而是一本需要你打起十二分精神，甚至需要备着笔和笔记本才能读完的著作。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史料的“辑录”部分，各种出土文献、地方志、甚至是一些私人笔记中的只言片语，都被作者巧妙地纳入体系，相互印证，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战国社会生活和思想图景的认知。它不仅仅是政治史或军事史的梳理，更像是一部全景式的社会变迁史。每一次翻阅，都能从中找到新的线索和新的思考方向。它提供给你的，是一种扎根于原始文本的、无可辩驳的历史厚度，让人对那个遥远的时代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亲近感和理解力。

评分☆☆☆☆☆

坦白讲，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这本书的阅读门槛是稍高的。它不像市面上流行的历史解读那样辞藻华丽、故事性强，而是以一种近乎学术论文的严谨姿态呈现。但正是这种“不迎合”的态度，成就了它的高度。我特别喜欢书中对一些争议性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处理方式——作者从不轻易下定论，而是将所有可参考的史料平铺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权衡利弊。这是一种非常尊重读者的体现。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去查阅书后附带的索引和附录，那里面详尽的史料分类和版本差异比较，堪称一座小型图书馆。它强迫你跳出对历史的刻板印象，去理解史料本身是如何被记录和流传的。这种对“过程”的关注，远比单纯的结果陈述要来得更有价值和启迪性。

评分☆☆☆☆☆

读完这上下两册，我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于作者构建体系的宏大与精密。战国时期，群雄逐鹿，史料繁杂且多有舛讹，想要从中梳理出一条清晰、可信的“编年”序列，难度可想而知。这本书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同时又保持了对每一个细节的极度敏感。比如，对于不同竹简、石刻文字记载之间的细微差别，作者都能一一指出，并探讨其对整体史观的影响。这使得原本晦涩难懂的古籍引用变得鲜活起来，仿佛能看到古代文人在抄录、整理这些文字时的心境。这本书更像是一套工具书和研究指南的完美结合体，它不是只告诉你“是什么”，而是教会你“如何知道”这些历史的来龙去脉。对于想真正弄清某个历史节点背后复杂成因的读者，这本书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石。

评分☆☆☆☆☆

这套书的装帧设计也颇有古风，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让人油然而生一种庄重感。然而，真正让我爱不释手的是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它不是那种快餐式的历史读物，需要你静下心来，慢慢品味，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妙处。作者对史料的“辑证”工作做得极为扎实，许多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史实，在这本书里经过考证后，可能会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注释部分所下的功夫，那些密集的引文和出处说明，不仅保证了文本的可靠性，更像是一张通往更深层次研究的索引图。读完一些章节后，我常常需要停下来，回味一下作者是如何从看似无关的零散记录中，提炼出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的。这种抽丝剥茧的研究过程，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智力参与感，让人感觉自己不仅仅是在接受知识，更是在参与一次智力的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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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结束了一天的喧嚣后安静下来，伴随着远处路灯那微弱的光。风，毫无预兆地席卷整片旷野，撩动人的思绪万千。星，遥遥地挂在天空之中，闪烁着它那微微星光，不如阳光般灿烂却如花儿般如痴如醉。 ——题记 欲将沉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这混乱的尘世，究竟充斥了多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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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先生《战国史》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断充实和提高，内容翔实丰富，观点显豁精审。作者与时俱进，自1955年初版，1980年再版，1997年又随着考古工作的巨大进展，新资料层出不穷而重加修订、补充和改写，成为“中国断代史”系列的经典之作。作者以如椽的史笔，展现除战国时期这一“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社会激荡，政体革新，群雄并起，百家争鸣的纷异多彩的历史长卷，以全新的面貌，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极为注目的断代史著作。著名历史学家王子今评价：“这部断代史研究的经典，不仅可以看作上一世纪古史研究高水准成果的一个纪念，又为学界新人提供了具有标范意义的学术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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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国史料的编年汇编，对了解战国史非常有用，是重新认识了解战国史的基础性著作，杨宽先生的大作。搞活动买的，精装，非常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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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值得一读。杨先生的书还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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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二百年以前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关键性的重大变革和发展时期，无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变革和发展；而且这种变革和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可以说直到今天。清代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是不错的。这时农业生产，由于铁工具的普遍使用，水利灌溉工程的开发，生产技术的进步，荒地的开垦，一年两熟制的推行，农田产量很有增加，使得五口到八口之家的小农得以成长。魏、秦等国先后推行按户籍“良民”身分授田的制度，规定一夫授田百亩，于是国家规模的自耕小农发展成为君主政权立国的基础。随着小农经济成为立国的基础，各国政权组织相应地发生变革，废弃了原来由各级贵族统治的制度，开始形成以将相为首脑的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普遍地推行着郡县两级的地方行政组织。战国前期各国先后进行变法，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政治经济上的改革，维护和发展小农经济，奖励农民为国家努力“耕战”，由此富国强兵，从而谋求在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战国时代这样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而建立的中央集权体制，为秦汉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影响深远到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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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的作品集，目前已出的十册收齐了，后面还会继续出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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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代君王实行“事死如事生”的礼制，陵寝布局和规格与礼制密切相关。作者通过分析“陵”、“寝”、“庙”三者的关系，以及墓葬、陵园、石刻建筑的构造，展示了两千年来陵寝制度的起源和演变，对时代划分与特点分别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研究，其中很多见解都是发前人所未发。本书先有日文版，由西岛定生监译（尾形勇、太田有子译）的《中国皇帝陵寝的起源和变迁》（学生社，1982年），后来由著者增订出版中文版《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这是新中国学者第一部以未刊稿的形式在日本公开发表的学术专著，被认为是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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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是去完旅行回来才看的，当时很多东西看不懂，看完这本书后略有所思。如果先看书再去行万里路可能已经忘了是不是看过，反而觉得行了万里路回来后再看书会勾起当时种种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