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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通关公考必做压轴题

内容简介

本册试卷在系统研究广东公务员招考大纲和历年考情考点的基础上淬炼而成，集系统性、及时性、实用性于一体，能很好地指导考生提高解题技巧、夯实基础、开阔眼界、盘活知识，真正提升考生的综合应考能力。试卷在囊括广东公务员考试各种考点的基础上，整体难度大程度地接近真题，力求让考生体验到佳的模拟效果。

作者简介

华图教育，集面授培训、图书发行、网络教学于一体，拥有专兼职教师及专业研究员三千多人的综合性教育企业，是国内公认的公职培训行业标准制定者和教育培训标杆企业，是国务院机关事务局后勤干部培训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合作单位。参与该书编写的作者均系华图公务员考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专家，有多年的公务员教学经验，长期从事公务员考试教学与研究工作，均担任华图公务员考前培训辅导教材与预测试卷主编，主持编写国版及各省市公务员辅导教材、公务员考试预测试卷等。对全国乃至各省市的省情、考试特点、重点、方向等有深刻了解，对考试有精准的把握，有独特的教学方法，备受广大学员推崇。

目录

标准预测试卷一（教育问题面面观）

标准预测试卷二（聚焦“城市病”）

标准预测试卷三（改革）

标准预测试卷四（关注“劳动者”）

标准预测试卷五（城市精神）

标准预测试卷六（创新政府服务管理方式）

标准预测试卷七（文化旅游）

标准预测试卷八（“就业难”问题）

标准预测试卷九（科研经费腐败问题）

标准预测试卷十（焦裕禄精神）

标准预测试卷十一（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与人的关系）

标准预测试卷十二（扶贫开发工作）

标准预测试卷十三（化解“春运难”）

标准预测试卷十四（深化学前教育改革）

标准预测试卷十五（文艺与生活）

精彩书摘

阆中的乡村学校大都依山而建，地形狭长而起伏。在经过若干年的撤点并校之后，形成了以九年一贯制的中心学校为主体的格局。校园都有相似之处，但又会让来访者耳目一新，其中有许多教育局要求的“标配”，比如用学生们的彩色大头照拼成的“笑脸墙”，师生共同绘制而成的“门文化”，一栋保留下来的、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瓦白墙的单层建筑，以及随处可见的书架。

把图书从图书室“请”出来，走到学生身边，是市教育局局长汤勇的意见。汤勇觉得许多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师生们不读书。在汤勇的倡议下，彭城中心学校把一片大约300平方米的荒地改造成了花园式的读书角；垭口乡中心学校以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为中心，设立了圆形的读书园；河楼乡中心学校把教学楼一个露天的平台变成了透明的阳光书屋——书籍在这些学校几乎处处唾手可得，课间休息，学生也会拿起书来看一看。

也有校长害怕丢书，初想应付，只等检查的时候才把书挪出来，整整齐齐地放在平时空荡荡的书架上，被汤勇批评“不讲良心”。实际上，书很少丢，一位校长说：“即便丢了，也不追究，只要学生拿去读，我觉得这不算偷。”

与书香校园相匹配的，是朴素而清爽的环境。汤勇认为做教育就是做文化，他要求师生们自己动手美化校园，他们的雕刻、绘画、书法、剪纸等作品是好的装饰品。一些学校还有植物墙，挂着一排排雪碧瓶子，里面是学生们种的芹菜、杜鹃等植物。彭城中心学校曾经花了一万多元请广告公司做喷绘，被全市通报批评。

关于学校建筑，汤勇反对大拆大建，一批曾被列为危房的单层瓦房，避免了遭拆迁的命运，经加固、维修之后，以青瓦白墙示人，有的依然作为教室、有的成为师生宿舍、有的变成了“雅间”似的食堂。有人问汤勇：你们是不是很有钱？他举了几个例子：近4年建了76所乡村幼儿园，其中70所都设在中心学校里，通过资源整合，利用和改造原有的建筑，只投入了2000多万元，要比全部新建同样规模的幼儿园少1亿多元。小垭中心学校用防护网替代围墙，每米的成本仅16元，一共花了2000多元，若建同样长度的围墙需要10万元左右。

阆中市越来越多的乡村教师住上了周转房，近年来，教育局为31所农村学校建成教师周转房36269平方米，共875套。搬进35平方米左右、配有卫生间和厨房的套间后，“老师们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一位老校长如是说。不少乡村教师在城里买了房子，但自从住进新房后，一些人都不愿意周末折腾回城了。

周转房里，有教育局免费配备的“四件套”：书桌、椅子、书柜和床。2014年年初，汤勇走进构溪小学一位58岁的老教师的房间，看到他把课桌当书桌，睡的是简易木板床，很心酸。“这是我的失职。”他后来对记者说，“老师们在用心做教育，我们没有做好保障。没有基本的物质条件，哪有教师的幸福可言呢？”他通过多方努力，争取到500多万元，给76所农村学校配置了2400多套“四件套”。

金城乡中心学校距离市区约47公里，地处两县交界处。近3年来，阆中市累计投入改造资金3413万元，59所薄弱学校受益，这是其中一所。如今在学校，老师们住的是重新做了防水防潮处理的房子，不用再闻刺鼻的旱厕味儿。学校开辟了以梅兰竹菊命名的4个小园子，里面种植了乡政府赠送的树苗和花卉。“兰亭园”尤其惹人注目，有鱼池，可以垂钓，还有亭台——由原先两间堆放杂物的瓦房改造而成，内置沙发、电视和图书，校长还打算买一台咖啡机，在亭子旁边装上健身器材。

2013年，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等机构主办的“美丽乡村教育”评选中，阆中市教育局是获得优秀奖的四个教育局之一。此前，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先生来到阆中，在考察了十几所乡村学校后，他题赠阆中教育四个字“妙不可言”。

材料2

女儿到成都某学校报到后不久，家住冕宁的张驰开始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劲：看到一桌子丰盛的佳肴，他会突然流泪；买了水果，洗了又洗，却总舍不得送到嘴边；电视不想看了，翻书也如百爪挠心；烟瘾增大了，饭量却减少了……

张驰基本每月都会来成都看女儿。从冕宁搭乘大巴到成都石羊客运站需要5个小时，转乘大巴到女儿所在的学校，又需要50分钟。就像他自己描述的：“车滚滚，一个个磨秃了……”

来自达州的家长黄诚比张驰更为辛苦。她每个周末都要坐火车来成都看望女儿。因为担心自己睡得很沉，错过第二天凌晨3点20分的火车，她每周星期五晚上都强撑着不睡觉。而到了成都，要换乘两次公交车，才能到达她所租住的小区。每次坐公交车，黄诚都直奔后车厢第三排的位置。只有这个位置下面有一个突出的平台，把脚踩在上面，膝盖刚好可以当枕头，让她可以靠着补瞌睡。

黄诚希望能够成为女儿信任的倾诉对象。女儿学习很努力，周末时间安排很紧，母女俩只有吃饭时才能聊上几句。中午吃饭时，女儿告诉她，有位同学特别迷吴亦凡，在这个问题上，她有点“看不来”对方。黄诚很高兴地指点女儿：“你们这个年龄，追星很正常。你还不是喜欢TFboys！”黄诚能准确说出EXO成员的名字，还知道TFboys里谁是“学霸”。为了能和女儿多一些共同话题，她做了很多“功课”。她本来想趁着这个话头，打听一下女儿在学校的人际关系。但还没说上几句，女儿就又要动身去培训学校了。刚才还满是欢声笑语的房间一下就沉寂下来。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正准备动身去火车站。女儿拿出一张只有58分的数学试卷，让她签字。“我当时就发狂了。”她说，自己次打了女儿，“我们这么辛苦付出，你就这样回报我们！”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她和丈夫曾约定，无论将来会有多么辛苦，都不能在孩子面前提起，以免给孩子造成心理压力。那一天，在火车站的广场上，黄诚终于没忍住，靠着柱子号啕大哭。

“孩子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也是盼着父母常来看她的。”女儿同样在成都读书的李静说，一个星期天下午，她和丈夫送女儿返校。女儿拉着他们的手，非要他们陪自己进去。逛完了校园，走完了操场，终还是要说再见。走出校门的那一瞬间，她忍不住回头，只见女儿正在抹眼泪。

“那种心酸，真的没办法形容。”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李静仍会流泪。她不能跑上去抱着女儿哭，只能在心里告诉自己：只要有时间，就一定来成都陪着她。

这就是成都外地生家长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他们也自称为“候鸟家长”。

“小升初的孩子，也就是十二三岁，正处在人格和性格发育的关键期。在这个时候，出现长时间的亲情隔绝，其实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并不是件好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他们此前也对成都各民办学校外地生进行过关注，发现有的孩子一个学期才能见家长一面。“家长把孩子送到这些学校，当然是觉得孩子能在这里获得更好的成绩。但过于注重教育的一个方面，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对孩子真的好吗？”

材料3

学英语、学数学、学诗歌朗诵……近年来，越来越多三四岁的孩子开始放下玩具，拿起了艰深难懂的课本，走进教室上课，甚至开始参加英语考级、珠算测试。“我也知道，不应该对孩子进行‘拔苗助长’式的教育，可别的幼儿园和培训班都让孩子在不停学习文化知识，眼看孩子马上要上一年级了，到时跟不上咋办？”陕西宝鸡的一位家长非常发愁，而这份迷茫在中国并不是个例。

浙江的赵先生显然也是其中一位。“我以前一直很自信，虽然国内教育环境严酷，但我们一定不让孩子受影响。等到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我发现全错了。”赵先生说，“孩子上幼儿园时，班上大多数同学已经开始学小学语文数学了，我觉得那些家长做得不对。但上了小学后我发现，错的人是我。”在赵先生看来，现在小学一年级的课文和考试难度，相当于以前三年级的难度，但这样的题目班上很多孩子会做，因为在幼儿园时他们就已经在学了。

在全国人大代表、临沂市实验小学副校长张淑琴的眼中，能认很多字，数数很好等小学低年级“超前儿童”并不意味着成功的学前教育。“很多一年级的孩子口算能算到20以内，认识很多字，大家都觉得这个孩子很聪明，可是后来的发展却不一定按照这样的轨迹了。”张淑琴说，“这样的孩子因为过早地学了这些东西，真正上学以后他已经不感兴趣了，在和其他孩子学习的时候就不同步。” 她认为这样的教育将对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倾听、交流、合作等素质的培养产生一定的影响。

尽管早在2011年教育部就已出台《规范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防止和纠正“小学化”现象的通知》，并明确指出，要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纠正“小学化”教育内容和方式，但是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现象仍屡禁不止。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园长朱敏曾表示“中国孩子教育面临的大问题是，每一个父母都背负着家庭、社会的很大压力，他们会不自觉地将压力传递给孩子，不断催促孩子‘快快快’地成长。但其实孩子此时正处于摸索状态，而成人却经常打乱他们的节奏”。

有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学前教育每年的市场规模为3500亿元，其中幼教市场约占20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20%。然而如此庞大的市场却存在规范少、监管弱的特点。这导致各种“天才培训班”为获利，一边忽悠家长，一边逼着幼儿园跟上自己的“节奏”。另一方面，根据此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实施情况统计报告，我国公办幼儿园数量不到全国幼儿园总数的1/3。而当学前教育基本被私立、民办力量所垄断，出于市场竞争需要、迎合家长“起跑线”心理，便成为理固宜然的事。


材料4

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单独居住的留守儿童占所有留守儿童的3.37％，比例虽然不大，数量却高达205.7万。

2014年５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指出，留守儿童没完成作业（49.4％）、上学迟到（39.6％）、逃学（5.5％）的比例分别比非留守儿童高8.6、4和1.3个百分点。根据《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显示，2013年有49.2％的留守儿童遭遇过意外伤害，比非留守儿童高7.9个百分点，遭遇割伤、烧伤烫伤、被猫狗抓伤咬伤、坠落摔伤和蛇虫咬伤、车祸、溺水、触电、中毒、火灾、自然灾害等各种意外伤害的留守儿童比例都高于非留守儿童，其中前四项分别高5.3、1.6、3.9和3.1个百分点。

借着《爸爸去哪儿》这类亲子真人秀节目的东风，辽宁卫视也隆重推出了一档真人秀节目——《归来》。但节目性质却更注重公益——关注留守儿童，呼唤父母亲情的“归来”。

据节目执行制片人杨梅介绍，《归来》走访了湘西凤凰、贵州黔南、云南文山、重庆万州、宁夏固原、安徽灵璧等10余省份的上百所留守儿童学校，采访了3000多个留守儿童，终选出了12个。

“11岁女孩杨钰脘已经独居４年，13岁的女孩李莉常年独居。”杨梅说，“拍摄中，两名女孩对编导甚至比家人还亲。女孩对亲情的渴望，比男孩强烈，所以更会出现‘情感饥渴’的心理问题。”此外，节目中很多孩子都有严重的网瘾依赖。比如一个叫杨明瑞的孩子就对“不能玩电脑，10点钟睡觉”的规定十分不满：“其实我也不是非要玩电脑，就是一个人在家空荡荡的。”而原本成绩不错的韩靖，现在频繁逃学、打架，甚至对亲弟弟拳脚相加，暴力倾向严重。

当剧组把几位孩子送到他们父母身边小聚时，镜头里的画面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生活中花钱大手大脚的杨明瑞，见到为省钱住在即将拆迁的危楼里的爸爸，泪流满面；染了五彩头发的夏成龙，看到工棚里简陋的床铺和爸爸手上的淤血，才知道自己撕掉的钱、染头发的钱是怎样得来的。独居女孩杨钰脘在难得的聚餐上次流露自己的心声“爸爸妈妈我想和你们在一起”，让父母终于意识到女儿的脆弱；陈梦吉在和妈妈紧紧拥抱后沉默无言，妈妈这才发现长时间的沟通匮乏让她与亲近的孩子之间无话可说。

有专家指出，孩子们由于长时间缺乏父母的关心，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而有些家长为了弥补缺憾，只能选择物质补偿，所以孩子们只把父母当作提款机，而感情却日益淡漠，这都是人格缺失的表现。深一层来看，幼年和青春期的感情缺失，会导致孩子安全感缺失，造成内心自卑心理严重，一些孩子会有暴力倾向。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有可能参与到吸毒、打架等暴力事件。

材料5

为了加强全市中小学校舍防震抗灾能力，海口市在2009年制定“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规划”，安排了302个改造项目，涉及中小学校197所，总投资10亿元以上。然而，在该工程中，不仅有部分中小学校长、副校长，而且连美兰区、秀英区教育局局长也伸手“捞钱”。美兰区教育局原局长谢式文收受贿赂112万元，绝大部分都是项目回扣。他甚至认为，利用权力帮助建筑商获取工程项目，是朋友之间的帮忙，返还一些好处费理所当然。

具有近80年历史的名校海南华侨中学，两任校长“前腐后继”。海口市纪委监察室主任钟建说，包工头陈世忠顺利承揽华侨中学综合楼、体育馆等９个大项目工程后，送给原校长曾纪宁130万元“好处费”，甚至在校园绿化等小型项目上，陈世忠也多次送“好处费”共计８万元。

部分中小学校长、区教育局局长、干部把利用工程项目套取“好处费”视为行业“明规则”，甚至在一些较小规模的学校，如海南职工秀英子弟学校、东山中学等，学校负责人也按照比例抽取工程项目“好处费”动辄数十万元。“不行贿就拿不到工程项目。学校工程项目容易拿到工程款，是包工头拼抢的重点。”海口市一位项目承建商说，包工头需要有关系，打点好区教育局负责人、校长，招投标环节是看不出问题的。

“学校在设备采购中向提供方要求参数。”海口市检察院的一位办案人员说，只要校长提出“技术指标”，就能轻而易举地确定后中标人，招投标就成了走过场。

“学校集中购买教辅图书‘低买高卖’是行业的潜规则。”北京市一家民营出版商说，高定价是为了给流通环节留出加价空间。一本成本仅10元的书，可能标到40元，即使对折出货，还有钱赚。一个年级按300人计算，每人缴纳500元教辅图书费，学校就会有15万元的毛收入，按照四折的优惠幅度计算，学校也有9万元的差价。

而学校订购校服时，对厂家资质并无过硬要求，主要看和学校负责人的关系。秀英区教育局原局长方小川帮助校服厂老板在区所管辖的学校定做校服，收受贿赂动辄数万元，而一些厂商却是作坊式生产，校服质量难以保障。海南职工秀英子弟学校更是把校服当“唐僧肉”，每件按照校长６元、总务处主任３元、班主任１至２元的比例提成。

一些老教育工作者痛心地说，全国不少地方都出现了教育教学人员收“红包”“回扣”现象，这说明现有的师德师风教育、考评制度没有起到监督和警示的作用，教育主管部门和部分中小学校日常管理存在严重漏洞，迫切需要健全相关监管制度，完善有效防腐机制。

“中小学校长权力过于集中，可调配的资源增多，需要从制度层面强化监督。”海口市纪委负责人表示，教育腐败的主因仍是领导干部，尤其是校长“一言堂”，权力不受监督。许多涉案中小学校长对学校的管理演变成家长制，“一言堂”致使招投标失去了约束和监督。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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