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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首部专栏结集，剖析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复杂面向。

内容简介

对于延续了两千年文化传统的古老中国来说，近代一两百年面临*严峻的现实莫过于“鬼子来了”。这里的“鬼子”，不仅是指当年侵占中国半壁江山的“日本鬼子”，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讲，自始至终都是挟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而来的“西洋鬼子”。古老在这个异质文明的冲击下，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精英与民众，乃至各种不同人群之间，在行为、观念和生活交往方式上都益现悬隔、碰撞，社会乱象丛生、矛盾层出不穷，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的差距，也近乎天壤之别，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日日夜夜在新、旧、中、西中打滚”，在迷思和困惑中前行。

为何许多人不爱国？在不同的语境中，“民族主义”有什么高低优劣之分？“民族国家”和“国民国家”又有何差别？中国近代的发展究竟应该以谁为师，而老师为何总是欺负学生？为什么说抗日战争是民族复兴的枢纽？“中学”和“西学”到底谁“化”谁？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幸福终点站？

中国的出路有且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从跻身现代国家之林的角度看，“鬼子来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作者简介

杨奎松，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编辑、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忍不住的“关怀”》、《西安事变新探》、《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专著十余种，并在China Quarterly、Diplomatic History、Cold War History，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及日本等地学术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二百余篇。

精彩书评

生活在当下，了解一点中国近代社会的曲折进化过程，颇有必要。作为一个两千年来一直在传统社会轨道上缓慢爬行的农业国，中国自17、18世纪以来向人类现代工业社会迅速转进的每一步，都是有条件的，这一条件就是外部环境，亦即世界大势的迅猛发展与冲击。

——杨奎松

目录

引言

不知有国？ / 1

种族平等？ / 11

此“启蒙”非彼启蒙 / 21

恢复中华？ / 31

以日为师 / 41

飘不久的黄龙旗 / 51

与外国委蛇 / 63

“你一国我一国” / 73

爱人还是爱国？ / 83

爱乡还是爱国？ / 93

“国民国家”的流失 / 103

“恶国家甚于无国家” / 113

四海同胞主义 / 123

工人无祖国？ / 133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 143

立国的资格 / 153

祁老太爷的无奈 / 163

抗战建国 / 173

师傅领进门 / 185

这个世界谁“化”谁？ / 195

我们是谁？ / 207

幸福终点站？ / 217

后记

精彩书摘

“鬼子”来了

多年前姜文拍过一个片子，叫《鬼子来了》，看过的人大都称赞不已。作为历史研究者，我喜欢该片，除了它故事讲得流畅生动、演员演得形象逼真外，更是因为它能大胆直面复杂人性，真实地呈现出了今人难得一见的现代中国史上一个悲催的侧面。这里说的“悲催”，并不是姜文后来对记者解释的，即中国农民太过善良，不知该如何面对侵略的日本鬼子之类；也不是有的影评人所斥责的，那些农民像鲁迅笔下麻木冷漠的中国人一样，有奶便是娘，只会窝里斗，对侵略者全然没有愤恨。其实，片中发生在马大三等众多村民与日本鬼子之间的种种故事，所以会让今人深受触动，恰恰在于它和我们今天民族主义语境下的种种教育宣传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人们很难否认这一微观史实的存在，因为类似这种被一些人尖锐地批判为民族劣根性的表现，迄今为止依然可以在我们的身边看到。同时，人们又不能不深感困惑：为什么在日本大举入侵，中国政府和军队为保住国家付出重大牺牲，半壁河山惨遭涂炭之后，还会有那么多国人只关心自家的温饱与得失，而不知民族国家为何物？从历史研究的视角出发，马大三一村人的表现并非不可理解，它既不是太过善良之过，与和所谓民族劣根性也扯不上多少关系。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上，普通百姓见惯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管它王朝更迭多频繁，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样完粮纳税，一样过日子。纵使碰到蛮夷入主中原，野蛮杀戮更甚于现代日本鬼子的情况，史上也鲜能见到习惯了逆来顺受的农民只为了反抗蛮夷入侵就起来造反的。这也是为什么，没有哪位史学家会因为古代农民不爱“国”去批评指责他们太少血性或太缺乏觉悟。

今人所以对马大三等村民的表现容易敏感，无非是因为它们发生的年代距今太近，与自己从书本视听中得到的历史记忆差得太远了。但这也反映出，世人对于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是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尺度或价值标准的。因为很少人不知道，古代的所谓国家，本质上是“朕”的私产，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之物。其兴衰存废、扩张割让，“干卿底事”，更轮不着那些连故土乡亲都不曾离开过的底层农民去关心。不论古代农民对这类事情如何反应，今人都批评不着他们。和古代国家不同，今人观念中的现代国家是建立在国民认同基础上的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换言之，不论是否做得到，至少大多数人都认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都相信没人能够离开国家而存在，且国强则民尊，国衰则民辱。因此客观上，人们很容易认为，哪怕是远离都市的马大三这样闭塞的农民，也理当信奉并遵从卢梭所说的那个维系着这个共同体的公共意志，“把自己全部地奉献出来”，自觉地与侵略者做斗争。但问题在于，马大三等村民真的脱离了古代社会，进入到现代国民国家的运行轨道中来了吗？他们和正在形成过程中的现代中国结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了吗？他们清楚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自己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国民的一分子，对这个国家的独立、这个民族的存亡，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了吗？古代中国真的已经变为一个在国民一致认同下，存在着公共意志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亦即现代民族国家了吗？

马大三等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之所以仍旧可以理解，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人类社会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需要漫长甚至是复杂的过程。对此，我们或许可以用黑格尔关于人之成为人，必须经过从“自在”进到“自为”的转变的说法来做一解读。基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观点，黑格尔指出：同样是人，生物意义上的人与社会意义上的人是不同的人。“胎儿自在地是人，但并非自为地是人；只有作为有教养的理性，他才是自为的人”。按黑格尔的观点，人只有形成了有教养的理性，才能“使自己成为自己自在地所是的那个东西”。否则，人充其量只是一个为自我而存在的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无法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他人有用的社会的人。

古代社会条件下民族的存在，充其量只是自在意义上的民族。只有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条件下，一个自在的所谓国民，才有可能在与其他陌生国民的碰撞和交往中逐渐地变成一个自为的国民，即不仅意识到自己的民族国家属性，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才有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自在的民族才可能在与他民族的相互碰撞及交往中逐渐地形成一个自为的民族，即不仅清楚自己的权利地位、国家属性，而且能够成为国际社会政治秩序的共同建设者和平等参与者。不难想象，这样一种转变不仅是长期的，而且必须建立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基础之上。像马大三等生活在牛耕人种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的旧式农民，多数大字识不了几个，村里既没有广播电视，也看不到报纸杂志，不少人连县城都没去过，对小山村之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又如何能系统地受到现代社会理性的教养，变成今人所希望的有血性和有觉悟的民族的国民之一分子呢？

前言/序言

问题小人物，历史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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