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14
安身与立命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余世存二十余年历史人物写作完整呈现。“立人三部曲”包括《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是余世存二十余年来近代人物写作的完整呈现,《非常道》之后重磅作品。
◆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书中传主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位,跨越历史近两百年,组成了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而本书可以说是一本乱世生存指南。
◆看乱世如何激发蓬勃的生命力。在混乱又自由的年代,平时卑微平庸的生活在自由和风险中,激发出人性的光芒,命运也回报人生壮丽优美的风景。
◆重新打捞和认识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写作对象从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转向边缘的“怪力乱神”和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带领读者以全新的角度认识近代中国和近代中国人。
【余世存“立人三部曲”包括《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是余世存二十余年来近代人物写作的完整呈现,组成了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书中传主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位,跨越历史近两百年,几乎囊括了近代中国所有的重要人物。写作对象从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转向边缘的“怪力乱神”和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作者坚信在这个时代,前人的人生能够为我们提供人格的坐标和导航。
【《安身与立命》侧重从经济、生存的角度写人物。第一章选取了一组企业家,他们或致力于个人财富的积累,或致力于经世济民,价值取向的差异背后,也有着智慧、勇敢和耐苦的共同特质。他们的人生展现了企业家精神在近代中国的萌芽与展开。第二章从个人经济生活的角度描写了一组政治家与文化名家,谋国不成、谋家有成的康有为,“跑着去领工资”的鲁迅,体制外辛苦谋生的郁达夫,都让我们从全新的角度接近了历史人物。第三章的传主是一群“非主流”,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后人足够的重视,作者却从他们身上发现了“小传统”的生活哲学。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当代重要的思想者之一,被称为“当代中国富有思想冲击力、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主编)等。
自序 应是鸿蒙借君手 /001
经世与济民
梁启超:财改首席设计师 /013
范旭东:定义现代企业家 /022
卢作孚:没有钱的大亨 /032
周作民:在灰色中闪光 /043
胡笔江:活在当下 /053
资耀华:吉人自有天相 /060
虞洽卿:闻人难识 /070
张嘉璈:蹇难而辉煌 /079
吴鼎昌:通达之才 /087
康心如:有为者亦若是 /095
李嘉诚:挟传统与新时代博弈 /102
李国鼎:传统转型的推手 /125
生计与排场
王国维:谋道不谋贫 /137
章太炎:职业圣人 /147
康有为:谋国不成,谋家有成 /159
蔡元培:有天下而不与 /166
鲁 迅:一要生存,二要温饱 /177
胡 适:中产以上 /186
郁达夫:到体制外去 /194
张恨水:为文字而生的作家 /201
任芝铭:乱世财物,更要看轻 /212
安身与立命
陈撄宁:再入轮回做众生 /223
袁树珊:江湖术士 /233
张其锽:劫数难逃 /240
孙禄堂:精武臻道 /249
余云岫:医界鲁迅 /259
李宗吾:厚黑教主 /268
胡兰成:张牵张招 /273
苏曼殊:玩命情种 /280
周善培:朋友财孰多 /291
章士钊:才与不才之间 /299
聂云台:当人生成为作品 /309
鲁 迅:一要生存,二要温饱
我们今天褒贬前贤多是着眼于他们的言行,很少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出发了解其言行背景,事实上知人论世会使我们更能理解前人也能理解自身。鲁迅的生存和心理状态是今人少有提及的,得益于陈明远等学者们的研究,我们今天大概知道鲁迅一生的收入状况。十年前的一项研究表明,鲁迅在参加工作直至去世的24年间,共收入12万元左右,相当于今400多万人民币,即有着年均17万元人民币、月均9000元~20 000元人民币的收入。如果用今天的购买力算,相当于1 000多万人民币,即年均50万元。……这笔收入,大概相当于今天北京、上海、广州的高级白领的收入。
可以说,鲁迅的收入不算低。有人因此认为,“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 。人们对鲁迅的印象也是,他虽然朴素,但生活起来也是相当享受的:鲁迅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佣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雇有两个女佣,晚年经常带全家乘出租车看电影、赴宴席……
鲁迅被一些人认为是文人成功的典范,他生活的精致细节给人突出的印象。一是饮食讲究,爱吃火腿等精美肉食,隔夜的菜是不大吃的;二是住房宽敞,初到上海不过两个人,租一层楼就够用,而鲁迅却要独幢的三层楼;三是喜欢看电影,而且要买价高的好座位,往返要乘汽车。
但如果仅仅把鲁迅看作是成功人士,这会妨碍我们对他的认知,这甚至是一种误解。事实上,鲁迅终生未摆脱生存的压力。跟今天年收入30万~50万左右的白领阶层一样,鲁迅的不安全感是实实在在的。这既跟他的家庭背景有关,也跟他后来的体制生存和体制外生存方式有关。
鲁迅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父亲的病使他尝尽世态炎凉。他在名篇《呐喊自序》中写道:“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直到晚年,鲁迅还回顾说:“契诃夫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
1912年,31岁的鲁迅进入教育部做“公务员”,开始领薪水,但只能领到半薪,当年收入1 100元。第二年,工资上涨,但也只能领到九成薪水,全年计2 586元。第三年,仍未领全薪水,全年收入3 146元。随后几年多为3 000多元的年收入。1918年,开始在《新青年》刊物发表小说与杂文,但属于同人刊物,没有收入。
1920年,鲁迅年收入2 640元,较前几年为少,因教育部拖欠三个月薪水。这一年鲁迅开始在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任兼职讲师,尽管开始不计报酬,但总算在工薪收入外有了讲课费。1921年,鲁迅年收入2 578元,其中讲课费88元。1922年收入不详。1923年,鲁迅年收入2 304元,其中稿费69元,讲课费141元,这一年,鲁迅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兼课。
1924年是一个转折年,这一年鲁迅年收入2 600多元。教育部薪水3 600元,鲁迅领到手的只有1 095元,其他稿费700多元,讲课费800多元。工作12年之久的鲁迅,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超过了公职收入。1925年,鲁迅的年收入2 800多元,这一年的鲁迅不仅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兼任讲师,而且开始在中国大学本科兼任小说学科讲师,在黎明中学和大中公学兼任高中文科教员。最多的时候,鲁迅到8所学校兼课。
我们由此可知,鲁迅的收入虽然不算低,但设身处地地想,他也并不轻松,否则他不会到处兼课。一个民国体制中的公务员的辛酸,鲁迅都经历了。到1925年,鲁迅在他的名文《灯下漫笔》中还忠实地记录他10年前的一次兑换钱的经历:“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甸甸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他为此感叹,中国只有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一个参加工作十几年的老“公务员”仍未获得“财务自由”,这才是真实的鲁迅。1919年11月,鲁迅借债500银圆,为期3个月,利息1分3厘(共65银圆),补足购房款。1920年5月,鲁迅借债400余银圆。1921年3月,鲁迅又借债700余银圆。1924年5月鲁迅买下了破旧的小四合院──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现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内),共花费1 000银圆左右,鲁迅向友人许寿裳、齐宗颐各借400银圆,所欠的债,一直到几年后才用他的讲课费还清。
1926年,鲁迅在一篇日记中说:“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了四回俸禄钱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还不算。”
我们今天读鲁迅,可以想到这是人到中年的鲁迅,这是一种什么心境?有人说鲁迅“跑着去领工资”,当年的报纸还说鲁迅为“索薪”参加游行被警察打落了“门牙”,由此可见当时的公务员也得为自己的利益“维权”。到1926年时,鲁迅还在给人写信说,想多“弄几文钱,以助家用”。
1927年夏天,鲁迅对朋友说:“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并且积下几个钱来。”1928年夏天,鲁迅对一位朋友说:“处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过了几天他又说:“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
鲁迅的诸多名文都是在这种心境里产生的。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中说:“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除了觉醒的心以外……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钱──高雅地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1927年,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说:“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放下担子,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
因此,我们能够想见鲁迅的特殊性。跟民国众多的学者教授不同,鲁迅对经济、生计的敏感是异乎寻常的。作为长子的压力,作为公务员的束缚,他活得并不舒坦。他一直生活在紧张、纠结之中,直到1926年,他还在为跳槽患得患失,这一年他去了厦门,又去了广州,就是为了多挣钱。
自1927年秋天起,鲁迅决意脱离体制,他既不担任公职,也不做教员,而是专事独立写作。这一年,他已经46岁了。他选择了上海为定居地。有学者认为,鲁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基于战斗的需要──殖民文化与商业文化固然不堪,但却足以造成文化专制的缝隙,进而便于以笔为旗,展开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而另一方面则分明出于经济的筹划和生存的盘算──这里汇集了全国最多的报刊、书局以及其他经营性文化设施,只有这里才能为纸间的劳作提供丰足持续的版税与稿酬,从而去除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这些都表现出先生清醒务实的经济头脑。”
这其实也是高看了鲁迅,他只是一个完全靠自己打拼的文人。师友们对他的帮助确实也开始见效,如蔡元培的介入,使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元,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共计14 700元,折合黄金490两。这些稳定的收入使鲁迅终于有了最后10年的较为稳定的生活。
1927年,鲁迅年收入3 700多元,超过了北京生活时期。1928年,鲁迅年收入5 900多元,其中一大半来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收入。1929年,鲁迅年收入15 000多元(合人民币100多万元),其中一大半来自他跟自己的学生老板李小峰打官司追回的版税,他的学生、北新书局的“书商”李小峰扣其版税,经协商分期向鲁迅偿还,据郁达夫说,总数有20 000元之巨。1930年,鲁迅年收入15 000多元。1931年,鲁迅年收入8 900多元。1932年,鲁迅年收入4 200多元。1933年,鲁迅年收入1万多元。1934年,鲁迅年收入5 600多元。1935年,鲁迅年收入5 600多元。……
也就是说,鲁迅只到生前最后十年,收入才算可观。陈明远说,“鲁迅在上海生活的整整9年间(1927年10月—1936年10月)总收入为国币78 000多元,平均每月收入723.87元(合今人民币2万多元)”——此系10年前数据,今人民币4万多元,相当于今天都市高级白领的收入。就是说,直到此10年,鲁迅才算有了“财务自由”。
可以说,鲁迅终生处在生计的纠缠之中。他跟当代“亚历山大”的“屌丝”一代一样,都有着生存的紧张,只不过,他对自己的生计有着务实的考虑。有人认为他是“理财高手”,说他的理财有几大特点:“不断跳槽转换工作”“多线程理财”“坚持亲自理财”“选择最佳经济地区”等,这其实是高抬了鲁迅。跟民国傍官傍商、长袖善舞的理财专家不一样,跟梁启超、胡适等体制内生存者不一样,他的理财真正是平民的、文人的。因此,他的言路、思路跟青年、跟大众相通。
把生计放在重要地位的鲁迅难以“免俗”,他说过,他跟高雅的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恐怕只好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娵隅跃清池’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酬。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他对青年对大众的劝告也极为实际:“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鲁迅一生受气,其中多有跟钱相关。直到临去世前几年,他还在跟学生打官司,李小峰克扣他的版税占他一生收入的五分之一;临去世前四年,国民政府不再支付他特约撰述员费用……这些事件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难怪鲁迅感慨:“在钱下呼吸,实在太苦,苦还不妨,受气却难耐……我想此后只要以工作赚得生活费,不受意外的气,又有点自己玩玩的余暇,就可以算是幸福了。”
但鲁迅是强大的。他虽然为钱操心,但仍不遗余力地行非常之举。他对亲友、对年轻人、对陌生人的帮助是多样的。其中,他出资印行叶紫的《丰收》、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曹靖华译的《铁流》以及纪念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他对左联刊物、对柔石家属的捐助亦有案可稽。在邮局工作的孙用,将自己的译稿《勇敢的约翰》寄给鲁迅,以求得帮助。鲁迅代其联系出版,垫付了230元的制版费,当书店付还一部分制版费时,他又用这些钱预支了译者的版税。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售票员阿累在书店里捧读《毁灭》爱不释手,鲁迅得知他的钱不够,问他:“一块钱你有没有?这本只要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给你的。”阿累从内衣的口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圆,放到鲁迅的手里。……
我们从生计的角度看鲁迅,或者更能理解鲁迅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跟我们一样,为生计所苦,承受了一个现代中国国民的生之甘苦。也只有如此,从当时到现在,他丰沛的文字才感动了一代代在中国生活中挣扎并收获的心灵。
自序 应是鸿蒙借君手
收录在这部书里的文字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集中写作的时间也长达十年,因此文字的不整齐不统一是明显的。青春期的夸饰,谋稻粱时的铺陈,人生阶段的心态转移,都影响了我的文字。好在这是记人论人的文字,读者既能看到我“飞扬跋扈”的一面,也能看到我克制自己、白描叙事的一面;既能看到我“服务的”英雄主义一面,也能看到我“专断独裁”的一面。
其实我提请读者参与的是读书中人物。自青年时代起,我就有“野心”为笔下的人物“盖棺定论”,这也是2000年以来我有十年时间连续来颂扬“当代汉语贡献奖得主”的一大因缘,我希望在散乱的史书、意识形态评判之外,为当代社会贡献我个人“论世知人”的人生坐标。在写作中,我尽可能把眼前所见的材料熔铸到笔下,抛开我个人的主观不说,即使这些材料,仍足以“开卷有益”。
虽然这些文字部分曾以《中国男》和《大民小国》之名结集,但重新整理才发现,我写近现代史上的人物已有一百多篇(限于传主出生时间等原因,本书删掉了不少当代人),其中有不少文字为我珍爱,尚未跟读者见面。这次能以合集的形式出现,实在是一大因缘。自十年前《非常道》等书不约而同掀起了“民国热”,直到今天,关于现代史的当代著述还少有可观可流布之作。作为一个误撞入历史写作领域的人,我对读者的歉疚难以言说。
不少人问我,这些纪传、评传写了什么?回到我身上,二十年来,或者说最近十年,我完成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转换,从激昂走向从容,有人说是从鲁迅走向了胡适,从愤青走向了文化主义,从西化走向了综合……我相信这些转变是真实的,但没有变的仍是理想、历史的善和正义。我相信我的文字一直都在吁请世道人心的创造和安顿,一直在捍卫人类的正义和认同;当然,更为关键的,我在文字中交代了自己,二十年来,我都不像个“说书人”,我都不是没话找话的人,不是以写作刷存在感的人。
在选择人物时,我一度不免受制于时代和知识精英的喜好。在2005年至2010年的写作期间,我为之作传的多是现代史上的主流人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多为“早期伟大的中国国民党人和早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陈丹青语)。写这些人,如林觉民、瞿秋白等,既“政治正确”又“知识正确”,极为顺手。他们的人生至今让当代人奉为楷模,他们的言行早已成为后人“闻而起兴”的典范。当然,我也发现了主流或台海两岸今天都不免忽略的人,如武训。我理解自己,不仅是以司
好书值得收藏。。。。。
评分挺好的挺不错的还可以
评分帮同事订的书,余世存的书差不多快买齐了
评分包装完好,物流给力,活动价也划算
评分320-220的活动力度,还要什么自行车。
评分书的质量感觉很好,很满意
评分余世存文集世间百态还是写的很不错的
评分非常好。非常好。
评分书的质量不错,内容更加不错,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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