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作者不仅全面、详细、具体地记录了调查地区的大量埃文克人的各种宗教信念、传说、宗教仪式活动等情况，还引证了前人在当地和其他地区记录的以及考古发现的有关资料，所以十分丰富。他还对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刻、系统的论证。特别是他收集的38张埃文克图画，生动地展现出埃文克人原始宗教信念和活动的真切形象和情景。

作者简介

　　А.Ф.阿尼西莫夫，为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宗教学家、民族学家。他于1929年只身去当地埃文克人中间安家落户，开办学校，进行科学调查。在此长达3年（1929—1931）之久，收集了大量的真实资料。1937年，他第二次来到当地调查，又用了近2年时间，最终撰写了《西伯利亚埃文克人的原始宗教》这一经典著作。

　　于锦绣，1920年生于河南省太康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已退休）。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实地调查研究和原始宗教学理论的探讨。主要论文有《彝族的近祖崇拜》、《论原始宗教的发展》等，与人合作论著有《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考古卷》等。

内页插图

目录

目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埃文克人的氏族狩猎巫术仪式—“圣开拉翁”

　　　　　 —关于“圣肯”[Φетиш（“灵物”）]的观念 …… 9

第二章　　氏族增殖幼兽巫术仪式—“吉尔库木基”

　　　　　 —关于图腾崇拜的产生 …… 33

第三章　　埃文克人的灵魂观和宇宙观 …… 55

第四章　　埃文克人的祖先崇拜 …… 89

第五章　　氏族的熊崇拜和“熊节”

　　　　　 —“祭熊仪式” …… 105

第六章　　图腾崇拜的解体与萨满教的起源 …… 127

第七章　　埃文克人萨满的神具及其宗教信念内涵 …… 153

第八章　　埃文克人最早的萨满—女萨满 …… 183

第九章　　父权制氏族时期男萨满宗教权威的提高及其专用于举行驱魔治病仪式

　　 的宗教建筑

　　　　　 —“色凡切捷克” （萨满仙人柱）和其中仪式活动实况 …… 193

第十章　　埃文克人萨满教的神话氏族领地防护圈—“马雷里亚”

（由众神筑成的萨满“栅栏—鹿砦”） …… 227

译后附言 …… 247

精彩书摘

绪　论

就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来说，宗教起源问题是历史科学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到目前为止，对于最古宗教观念性质问题，以及以原始社会分期为基础的原始宗教分期问题，都还没有一致的看法。这一问题的圆满解决，必须以深入研究远古历史的基本理论为前提，如原始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历史发展问题，原始思维在社会历史上的发展问题，表现为原始社会意识形态的真实与幻想的相互关系问题等，这一切还有待各个问题本身的研究。

因而，具体地、历史地研究宗教起源问题，不仅需要本身的创造性劳动，而且还需要科学研究队伍的相互配合，首先是考古学、民族学和哲学的配合。考古学以大量古物为基础，为起源问题的历史具体化和深入研究提供事实资料；民族学则通过现存的信仰形式，为了解古物内容，并把古物和已知的信仰形式联系起来以复原原始宗教的全部发展线索而提供可能条件；哲学应当直接地、创造性地统率这些研究工作，因为宗教起源问题的研究解决是和整个哲学问题的起源研究密切相连的。假如考古学提供的古物宗教内容，能够像科学提供的经验那样，在原始宗教观念方面的民族学资料的基础上加以解释的话，那么，就应当从民族学资料着手来开始宗教发展和起源问题的历史研究。

在谈论作为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的资产阶级社会时，马克思写道：“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由此可见，深入地、历史地研究民族学的已知信仰形式，从而研究它与考古学古物内容相适应的既往联系，应当是具体深入研究宗教起源问题的出发点。非常遗憾，按照这种设想从事研究的还很少。在原始宗教的民族学研究中，有两种偏见迄今还影响着民族学者的工作。

所谓“田野民族学”的代表，只管搜集材料，陷于形式主义的记述之中，以单纯搜集代替科学研究和理论分析。没有把民族学资料作为历史资料来研究，从而使这些资料失掉了与一定社会的历史联系。В.Г.博戈拉兹—坦（Богораз-тан）写道：“我们的萨满教资料至今仍具有孤立无援的、本身无能为力的性质。它们乃是无组织的、具有不同可靠性的资料堆。可是，话又说回来，目前的事实资料到底还是不怎么多的。虽然有许多萨满斗篷、萨满鼓以及其他用品收藏在博物馆里，但是所有这些收藏物还没有加以描述。” В.Г.博戈拉兹—坦认为，在此情况下“继续积累事实资料，而缺少一种共同的体系，将会是完全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从而把我们引到完全走不通的死胡同里去”。 关于民族学的记述，他写道：“民族学方法，直到最近，最多不过是记述法，多多少少详尽的，老老实实的。” 用克尤维耶的话来说，记述科学只是科学的“字典”，而不是科学用以讲话的“活的语言”。

所谓普通民族学的代表，则把从理论上综合田野民族学资料作为自己的任务。但是，他们在这一方向所能取得的最大成果，只不过是“比较法”，以及借此方法证明了的原始宗教观念的进化。然而，用比较法所进行的对比，本身并不能解释原始宗教的历史发展过程。由于他们局限于对已知宗教观念因素作形式主义的对比，不能解释发展的客观原因、条件和性质；只是对各种原始宗教观念列举一些偶然的想当然的“例证”，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的成果。这是过去比较民族学各个流派的代表们所走过的弯路。建筑于逻辑上呆板公式结构之上的这些理论，往往使用同一种民族学资料去论证那些常常是互相矛盾的观点。实证论者，随便从整体中抽出一些事实，脱离其历史基础，去研究分析民族学资料。

实证论者手中的比较法，终于变成了例证法，被用作建立各种主观唯心主义理论的工具。这种以例证法“综合”资料的方法，自然不能解释那些作为社会历史现象的原始宗教观念发展的客观规律。列宁在指出这种例证法的反科学性时说：“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作为事实上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在指出社会现象的历史研究的真正途径时，恩格斯写道：“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

所以，为了解释作为历史过程的原始宗教观念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必须事先详细研究民族学的已知宗教观念形态的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必须在分析其发展中与之相联系的这一具体历史环境的基础上来研究宗教观念形态。仅仅这样在研究具体社会的民族学的宗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充分地在资料上反映出宗教的发展要受社会现实变化所制约的这一事实，才能找到在其形态发展中的质变，才能解释在其一直前进着的历史发展中的原始宗教观念，从而才能科学地综合一切合乎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积累起来的资料。马克思说：“自然，借助分析去寻找模糊不清的宗教观念的世俗核心（中心意义），比起相反地从当时的实际生活关系中引申出与之相适应的宗教形态要容易得多。后者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 在指出表现社会关系的范畴能使研究者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 的时候，马克思因而强调利用科学的唯物主义分析法对社会现象进行回顾既往（追本溯源、上溯）的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揭开历史过程的客观复杂性和矛盾的时候，马克思指出：在社会内部不仅有代表这一社会的特征的因素，同样有未来的萌芽和过去的残余，这一切自身的“总和”形成历史过程的活生生的社会组织，形成作为活的、自然地在发展中的社会机体的社会，这就使马克思有理由肯定：范畴、社会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这些还未来得及克服，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

按照马克思的话说，“分析是说明起源和解释各个阶段的实际发展过程的必要的前提”。

列宁在关于国家问题的讲演中，对于作为分析与形成叙述相结合、历史回顾和重拟复原相结合，在其各个阶段中揭示发展过程的历史方法，给了完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明。“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纠缠在许多细节或各种争执上面，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

这样一来，作为形成叙述必要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的回顾既往（追本溯源、上溯）的分析、各阶段实际发展过程的解释，也就应当是研究具体社会的民族学上的宗教的出发点。

像其他意识形式一样，宗教通过社会经济制度而产生—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之一的宗教，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它之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就在于现实生活关系反映在它的幻想之中，反映在非理性的形式之中。这种非理性的现实生活关系的反映是为社会要求所制约的：在原始社会，为在与自然作斗争中的无能为力的人们的感觉所制约，在阶级社会，为在社会压迫面前、在社会力量的统治面前无能为力的人们的感觉所制约。不论在哪种情况下，实际生活关系非理性的反映形式，产生了作为人们对于支配于他们之上的异己力量（自然的和社会的）的关系之直接表现形式，即基于感情上的表现形式的宗教。这些神秘的压倒人们的力量，在非理性的反映下，就采取了超自然力量的形式，而人们对这些超自然力量的依赖观念就得出了宗教的反映形式的特征。

在非理性形式中反映社会存在的同时，宗教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也反映了一往直前的社会运动。因此，宗教就其本身的社会内容来说，永远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性质，而历史地解释来自现实生活关系的宗教，则是唯一可行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揭示作为意识形式的宗教的客观规律性的特征时，恩格斯说：“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了。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

和其他意识形态诸形式相比，宗教与其物质生活条件的观念上的联系更为模糊一些，离得更远一些，并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在其中不易找到它的世俗核心，尤其是使它脱离现实生活关系。为了抓住它的社会历史基础，有必要深刻地、全面地研究某一社会的社会制度，这是研究这一社会的宗教的前提。

由于注意到这种情形，我在写此书之前，即研究埃文克人社会制度的历史好几年，研究表现其社会关系的范畴时，力求深入了解一切覆灭了的社会形态的结构，并在此回顾既往（追本溯源、上溯）的分析的基础上，复原其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埃文克人社会制度史。这一研究成果就是我的专题论文《埃文克人（通古斯人）的氏族社会》，发表于1936年的《北方民族制度科学研究协会丛刊》。

目前，这本学术著作是上述论文的续篇。本书专题论述了埃文克人的宗教形成问题。本书作为第一本学术专著，立足于回顾既往（追本溯源、上溯）的分析和重拟复原的结构之上，这就可能彻底研究直到它的起源和各个阶段的实际发展过程的所有要研究的现象。在埃文克宗教形成问题的研究上，我深入宗教起源问题的研究达到了全部埃文克资料所允许的深度。

像前篇论文一样，本书是在直接全面的埃文克民族学的研究基础上撰写的，一直进行了好几年。1929年，我作为由我举办的第一所埃文克学校的教师，在中通古斯卡河（埃文克民族州拜基特和秋恩地区）的埃文克人中间安家落户。埃文克部族特别分散地分布在苏维埃北方的广大区域，从鄂毕河一直到太平洋，而中（石泉）通古斯卡河的埃文克人在民族学方面最引人注目。由于一系列的历史原因，在其文化中至今还保存着很多“远古”的残迹，这些能够用作现存的民族学钥匙，以之打开一连串古代史的大门。

乘汽轮到达中通古斯卡河口之后，我不得不改乘不大的小划子沿河上行，这个小划子是沿着陡峭的河岸用绳子拉着行进的。走了两个月，当初冰取代秋雨的时候，我终于到达了秋恩河口（中通古斯卡河右岸大支流），离此不远就是现在的拜基特区的区中心—拜基特镇。开始有了鹿和一切游牧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我从此进入原始森林的深处，并开始与埃文克人一起放牧。白天，在兽皮帐篷里我集合起那些快乐天真的儿童们—第一批埃文克学生；夜晚，我聚集起一天渔猎之后疲劳不堪的埃文克成年人—第一所埃文克扫盲班。在教别人的时候，我自己也学习：进修了语言知识，研究了埃文克文化，学会操作游牧生活的一切实际本领，参加猎人和养鹿人的艰苦劳动。成年人也好，我的学生小孩子也好，都乐意教给我一切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会做的东西，这样我们之间便建立起真诚相见、亲密无间的友谊。本书所用的一切基本民族学资料，主要是在三年内（1929—1931）通过坚持不懈的教学工作搜集而来的（开始是游牧的，之后在固定地区—拜基特镇）。1937年，结束研究生的学业之后，我又来到这一地区，并在此地整年地进行研究工作，搜集补充资料，在野外核对个别事实和事先拟定的推论。从这时候起，我完全投入埃文克人宗教形成问题的深入研究，并以上述方法研究此专题。

在沙皇制度的殖民统治下，埃文克人是经济文化落后、濒临灭绝的部族。按其生活性质来说，这是典型的森林猎人和养鹿人。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是打猎业。为了寻求野兽和鸟类，这些辽阔森林区域的土著居民不得不过着移动的生活，沿着猎场作短时间的、一天一夜行程的活动，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进行打猎。一切物质文化都是适应移动生活的需要的。住所是圆锥形的帐篷—用杆子撑起来，覆以鹿皮，夏天覆盖桦树皮。迁居时，把覆盖物卷成筒，和其他物品一起用鹿驮运。窝棚骨架的杆子则放在原地不动。埃文克人的主要食物是野兽肉、鸟、鱼和某些可吃的块根与植物（茖葱、野葱之类），家鹿在移动生活中是基本的运输工具，其肉则很少食用。衣物的大部分用兽皮缝制，如猎取来的野鹿皮、驼鹿皮，很少用家养鹿皮。日常用品（各种用于贮藏、驮运物品和其他用处的袋子、睡袋、地毯，等等）也是用驼鹿皮和鹿皮缝制的。养鹿业和渔业在埃文克的经济中，和打猎业相比，起着次要的作用。养鹿业是交通工具和大部分鹿皮制品的来源，渔业只是食物的补充来源。由于经济发展的低下和普遍的文化落后，埃文克人在其家庭、生产和社会生活方面，一直到苏维埃时代前夕，还广泛地存在着大量原始社会制度的遗迹。

随着普遍的文化高涨和埃文克民族知识分子的出现，他们研究本族历史的兴趣大大提高了。如果我这本价值不大的著作在这一艰巨的事业中对他们有所帮助的话，我将感到十分荣幸。

最后，衷心感谢科学院通讯院士Ю.П.弗兰采夫（Францев），他为我保存了本书的埃文克图画复制本和原稿的副本，原稿在列宁格勒被围期间毁掉了。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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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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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学是文学研究中的热门领域，而本成果所开展的“空间叙事研究”则是此领域中新的理论方向，是目前叙事学研究中最有发展前景、最具学术潜力的领域之一。其研究目的，是对传统叙事学重视不够甚至严重忽视的叙事的空间维度或叙事作品的空间元素进行系统考察，进而对叙事与空间所涉及的问题展开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叙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属于文艺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对于叙事学本身的学科建设，对于文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革新，都具有较为重大的价值。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文艺学、艺术学博士后，先后就学于四川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现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鄱阳湖学刊》主编、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叙事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叙事学和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课题多项，论著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多项。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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