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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修故宫的人李永革、沉香雕刻大师郑尧锦、龙泉四老、紫砂徐门。本书介绍了近20位中国传统手工艺人及其他们承载的手工技艺，传达出传统手工艺人的纯粹的精神之美。
　　◎富阳纸、黄花梨、龙泉瓷、元青花、毛笔、庐州木雕。每一种技艺，都有各自独特的历史和积淀，都值得去领略、欣赏。本书透过传统手工艺人的故事，像读者展示这些器物的独有价值。
　　◎全面展示每位匠人的代表作品，专业摄影师拍摄，在光与影中欣赏工艺之美。
　　◎装帧雅致，彩色印刷，力求为读者呈现最舒适的阅读体验。

内容简介

　　用一生，做好一件事
　　沉浸在手工艺的世界里，慢慢打磨自己的技艺，淬炼心性，用“美”回报时光与岁月，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种选择。
　　《匠人匠心》介绍了近20位中国传统手工艺人及其他们承载的手工技艺，在展现传统手工艺之美的同时，细腻、真挚地描绘了他们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态度，沉静而朴实的快乐与生活，传达出传统手工艺人的纯粹的精神之美。
　　“一流的匠人，人品比技术更重要”，一个人首先要淬炼心性，养成自己，唤醒体内的一流精神，才能达到一流的技艺。这正是传统手工艺人的宝贵精神内核，也是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以及世俗名利裹挟之下所缺乏的人生判断与价值定见。透过这本书，你不仅能邂逅工艺之美，更能遇见那隐藏的匠人之心。

作者简介

　　邱杨，《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手无缚鸡之力弱女子一枚，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卖不了力气活儿，勤勤恳恳做些码字工作。尽管智商一般情商欠半，但幸而对世界仍然抱有足够的好奇心，对文字始终怀有热爱和敬意，才安心于做一名文字匠人。

　　丘濂，《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毕业于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专业，美国贝勒大学国际新闻专业硕士。兴趣广泛，对美食、博物、行走方面的题材均有涉足，也喜欢文物古迹，旧人旧事，善于在古老的事物中发现永恒的生机。现多关注城市主题的报道。写作是门儿手艺，写作者也是匠人的一种。在对匠人的走访中，看到一辈子做一件事的难能可贵，也找到了让自己沉静专注下去的动力。

　　艾江涛，《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热爱诗歌，关注乡土、手艺、社会文化，一切给人以安静力量的东西。

目录

文丛总序
上辑 匠人匠心
李永革：修故宫的人
唐以金：匠人匠心
饶家人：元青花复烧记
邰立平：凤翔木版年画的兴衰
关中“三剑客”：每一件皮影都凝结着匠人的灵气和才华
甘而可：漆器之器
郑尧锦：给沉香另一重生命
手艺人鹏师傅：让陶艺和生活合而为一
张参忠：恢复泸州木雕
制笔者李小平：把一支笔做好
贡斌：复原真纸体系
西藏灵芝：民艺的微光
下辑 传家宝
龙泉四老
紫砂徐门
海上顾绣
盛世漆艺
常州白氏留青竹刻
富阳纸的传承难题
后记

精彩书摘

　　李永革：修故宫的人
　　师傅赵崇茂退休的时候，塞给李永革一张纸条：勿要一得自矜，浅尝辄止。这几个字李永革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古建修缮是一辈子学习的事儿，每次都有没见过的东西”
　　第三代工匠
　　李永革所在的修缮技艺部位于故宫的外西路，这里原来是内务府造办处，为宫廷制造生活器具。清代鼎盛时期，造办处下设24个工坊，荟萃了全国的能工巧匠。现在的修缮技艺部保持了它在功能上的延续。早年间，李永革家住在鼓楼。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十几分钟后就能穿过北京早高峰的车水马龙来到和百年前区别不大的静谧宫城，他觉得十分惬意。
　　李永革的办公室在一间平房里。老式的办公室中还有搪瓷脸盆和盆架子，墙上挂着一张民国时期的故宫全景图，桌子上是宫殿建筑的烫样和鎏金斗拱的模型。李永革一头白发，穿着衬衣和布鞋，开口是浓重京腔：“我1985年29岁的时候就坐在这个位置上了。”李永革说，他1975年从部队退役后来到故宫，当了10年的木匠，然后因为工作出色成了修缮技艺部的副主任。两年前他原本到了卸任的年龄，却更加忙碌起来：作为“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现在负责技艺传承工作。
　　李永革说，来故宫上班是父亲的建议，父亲是个木匠，他也想继续学父亲的这门手艺。一般的建筑公司就是支模板、安门窗，父亲说还是故宫古建队的木工技术最复杂，能学到真东西。李永革第一天来是从西华门进来的，当时一下子就被震住了：“这么大的宫殿群，是怎么修起来的？”他被带到一个叫赵崇茂的师傅面前，赵师傅身边已经有两个年轻人在学艺了。“我开始刨木头，腰板直，姿势也对，因为我在家做过木工活儿啊。”就在师傅的夸奖声中，李永革开始了做木匠修故宫的日子。
　　按照代际关系来算，李永革算是新中国故宫修缮的第三代工匠。新中国成立之后故宫的三次大修成就了三代工匠，也培养了一代代的学徒。第一次大修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故宫提出了一个5年治理与抢险的规划。
　　针对大量古建筑年久失修的问题，故宫邀请了在古建“八大作”—“瓦木土石扎、油漆彩画糊”中各怀绝技、各占山头的10位工匠进入故宫，他们就是第一代工匠，后来被称作“故宫十老”。这个过程中，戴季秋、赵崇茂、翁克良跟随马进考、杜伯堂等师傅维修西北角楼，维修结束后，继续学习制作模型。至今故宫古建部仍然保留着西北角楼一角四分之一模型、钟粹宫正殿歇山殿大木结构的一角和御花园四柱八角盝顶亭模型。朴学林、邓九安、王友兰跟随周凤山、张国安师傅修补屋顶琉璃瓦面；张德恒、张德才、王仲杰则跟随张连卿、何文奎等师傅重新做了三大殿彩画，并按照比例将故宫大部分彩画进行临摹，制成了《故宫建筑彩画图录》。故宫第一次大修中，第二代工匠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到了第二次大修他们已经能担当主力。
　　第二次大修从1973年开始，故宫制订了第二个五年规划—《故宫博物院五年修缮保护规划》。为了完成这次大修，故宫工程队（修缮技艺部的前身）对外招聘了300名青年，李永革就是其中之一。他跟着赵崇茂、戴季秋师傅，相继参加了午门正楼、崇楼、东西燕翅楼、太和门东西朝房、钟粹宫、景仁宫、斋宫、奉先殿、皇极殿、畅音阁、阅是楼、遂初堂、庆寿堂、养心殿、慈宁花园、东南角楼等施工工程。1975年到1979年年间，每到冬季来临不适合室外作业的时候，第二代工匠就会为新来的年轻人讲授业务知识，李永革一直保存着一份1979年的冬训讲义。
　　第三次大修，是在21世纪初《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2002—2020）》出台后开启的100年来最大规模的维修保护工作，包括武英殿试点工程、太和殿挑顶大修工程、慈宁宫落架大修工程、建福宫复建工程等重大项目。第三代故宫工匠正式登场，李永革成为这一系列工程的负责人。回顾在故宫工作的一辈子，李永革觉得自己的成长过程和第一、二代修故宫的工匠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在一次次实操训练中磨炼手艺的，逐渐明白了古建维修的各种门道。只不过搁以前，学手艺要搞磕头拜师，我进故宫的那年不兴这套了。而老师傅对你呢，也是倾囊相授。”
　　李永革跟着赵崇茂学习，却一直没有师徒的名分，这倒成了他的一个遗憾。最辉煌的时候，故宫的工作人员有800多人，古建工程队就有400多人，是故宫人数最多的部门。可这支古建队伍虽然有国家文物局颁发的“文物修缮工程资质证书”，但因为不是企业性质，没有营业执照，无法参与投标，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逐渐被排斥在大型维修工程之外。现在的修缮技艺部日常要做两方面的工作，分别是古建筑的维修保养以及修缮工艺的传承。按照设想，尽管修缮技艺部不能再直接参与大工程，却可以培训新来的年轻人，将来让他们在工地现场做管理人员，确保外来施工队伍正确操作。
　　可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工程量来做平时的练手，年轻人能积累出经验吗？时代变迁，李永革从一名木匠成长为古建筑维修专家的经历更显得难能可贵。
　　木建筑的门道
　　在故宫做木匠，并不是一上来就修整座大殿，刚开始也是做一些不起眼的工作。“今天修个隔扇，明天补根柱子，师傅带着干什么就学什么，最后知识零存整取。”
　　虽然李永革最先认识的是赵崇茂师傅，但时间一久，其他年长的师傅都成了他的老师。“赵师傅善于总结规律，平时话也多；戴季秋师傅做过不少建筑模型，知识扎实，就是人一多就说不出话，要私下里请教。”摸透了师傅们的性格，李永革便很快受益。“同样的事情，这个师傅讲得很清楚了，另一个师傅走过来又问，明白吗？我还说，不明白，于是又能听一遍。两个师傅从不同角度来讲，使我也加深了印象。”让李永革感动的还有一位安海师傅。“刚做学徒没多久，有一次要去添配一扇窗户，我以为打下手就行了，安师傅却主动让我在木材上画线、开凿榫卯。搁平常，老师傅唰唰几下就弄完了，这是要主动培养新人啊！”
　　官式木建筑和民间建筑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当然是体量不同。宋代《营造法式》一书的编纂者李诫提出以“材”作为木组件的标准量度单位，并根据建筑中木组件大小把材划为8个等级，设固定比例。用来建造皇宫的木组件用的是一个等级，用来兴建普通商人住宅的木组件则根据一个较小的等级制造。建筑物内每件木材，大至木柱和横梁，小至檩条和椽子，尺寸都是材的倍数或者分数。皇宫和民宅在结构系统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是后者的夸
　　张版。
　　体量巨大的宫殿需要大型木料来支撑。明代刚修建故宫时非常奢侈，民间传说用的是“金丝楠木”，木料中暗藏“金丝”，在阳光照射下备显华美。“其实宫廷记载里就是‘楠木’，没有‘金丝’二字。楠木生长在200年以上，里面会出现一种树脂的结晶，就是所谓的‘金丝’。到了清朝，开始使用红松。后来国力衰退，再加上足够大的红松也难以寻觅，故宫里便使用了木料包镶拼接的工艺。”进入故宫后，李永革定期会和同事们在东北寻找修补时所需要的合适木材。有一次，一位满族的老先生竟然自愿把准备给自己造棺材的红松木卖给他们。国内全面禁止采伐天然红松后，故宫近些年开始从东南亚国家进口大口径木材了。
　　木料大，因此工匠画线时心理压力也大。画线是木工将木材制成一定形状之前做标记的过程，木工作品的成败有“三分画线七分做”的说法。“画错一道线就是废掉一根大梁，这责任有多重！”所以李永革说，老师傅画线之后都不是马上去砍或锯，还要留下半天时间，过过脑子，复核尺寸。
　　去过故宫大修现场的人，就会发现这里和外面工地的劳作景象有个明显的区别：这里没有起重机，建筑材料都是以手推车的形式送往工地，遇到人力无法运送的木料时，工人们会使用百年不变的工具——滑轮组。故宫修缮，尊重“四原”原则，即原材料、原工艺、原结构、原形制。在不影响体现传统工艺技术手法特点的地方工匠可以用电动工具，比如开荒料、截头。大多数时候工匠都用传统工具：木匠画线用的是墨斗、画签、毛笔、方尺、杖竿、五尺，加工制作木构件使用的工具有锛、凿、斧、锯、刨等等。“老祖宗聪明得很。”李永革说，“比如‘排杖竿’，就是拿着一种四方截面的木竿去量柱子、梁架、进深等尺寸，然后在竿子上做标记。”为什么要这样？李永革拿出两盒外面买的卷尺，然后在纸上量着画出10厘
　　米的线段，两条线居然并不完全一样长。“10厘米误差就这样，要是去量20多米高的柱子呢？差一点，榫卯就合不上。老祖宗的方法看起来笨拙，但更实用。”
　　以前拜师学艺，是“三年零一节”——不是说三年的时间过去，再随着下一个节日的到来就可以出师了，而是说在师傅家里端茶倒水当用人三年多，到这个时候师傅才真正领着你去看他做活儿。“三年之后，我们还真有个考核，就是做一扇十字条的木门，上面四块玻璃。顺利做出来，证明技术过关，但经验差得远呢。古建修缮是一辈子学习的事儿，每次都有没见过的东西。”李永革说。
　　1981年故宫维修东南角楼，李永革主动报名，那成了他受益匪浅的一次经历。故宫的角楼按照顺时针的顺序相继修缮：1951年西北角楼、1959年东北角楼、1981年东南角楼、1984年西南角楼。“木工都以参加过几个角楼修缮为傲，因为角楼不仅结构复杂，而且缺乏规律性，四个角楼四个样子。《清式营造则例》中将大木建筑分成庑殿、硬山、悬山和歇山四种样式，角楼是不同于任何一个门类的杂式。”一般人形容角楼是9梁18柱72条脊，其实比这要繁复。“三层屋檐共计有28个翼角、16个窝角、28个窝角沟、10面山花，72条脊之外还有背后掩断的10条脊。屋顶上的吻兽共有230只，比太和殿的吻兽多出一倍以上。”李永革介绍说。传说当年营建角楼时，由于设计难度大，工匠们伤透了脑筋。后来是木工的祖师爷鲁班下凡，手里提着一个蝈蝈笼子，这个笼子不一般，正是设计者所盼望的那种设计精巧的角楼模型。
　　李永革在这次修缮中接触了斗拱的做法。斗拱是中国木建筑结构特有的形制，是较大的建筑物柱子和屋顶之间的过渡部分，它可以将支出来的屋檐的重量先转移到额枋上再到柱子上。“斗拱木构件的规矩多、尺寸多、讲究多。乍接触时头昏脑涨，逐渐才觉得有意思。像那些‘蚂蚱头’‘霸王拳’和‘麻叶头’之类的名字都是流传下来很形象的说法。”除了斗拱之外，角楼落架大修时拆下来的木构件数量庞大，怎样保证还能将它们复原回去，也有技
　　巧。“老工匠是靠标写‘大木号’传递位置信息的，它比ABCD或者1234更加准确。以前的木匠未必认识多少字，但至少会掌握20个字：‘前后老檐柱，上下金脊枋。东西南北向，穿插抱头梁。’有了这20个字，木匠就可以在构件的相应位置题写，就能确定构件朝向、如何组装。”等到后来修西南角楼的时候，李永革已经从参与人员变成了主管领导，工作能主持得井井有条，全靠第一次的经验。
　　……

前言/序言

　　文丛总序
　　倡导生活与知识生产
　　《三联生活周刊》创刊之际，为自己确立的定位很有想象力：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10年之后，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这本杂志做了一项挺有勇气的决定：用五期杂志的封面故事，做一个超大型的抗战历史报道，纪念中国人民的奋斗与胜利。媒体对历史进行报道，并不稀奇，甚至新闻本身也经常自我标榜——“历史的草稿”。只是，当杂志已经运行10年，各项报道手段日臻成熟，这个时候，周刊独特的新闻方法论对历史的发现与叙述是否有所贡献，以资证明自己存在之价值，才是挑战。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当然不错；只是，这部草稿的构成，是无数需要重新整理的碎片（新闻）。既如此，我们的历史报道，在尘埃落定、草稿成形，历史事实被无数学者再三甄别，意义与价值日益分明，共识逐渐形成之际，可否反转回来，仍然将宏大历史“碎片化”呢？——碎片化本身，是一种传播技术与手段。用这种手段让概念的历史“新闻化”，并借此重新回到陌生的历史现场。如此，宏大的命题在事实与细节背后，也在传播的快车道上，是双赢。
　　主意既定，每期抗战主题封面之下，我们以一个“七天单元”承载对当期主旨之“事件报道”，其间“每天”单独成篇，每篇单独立意。有结构的七个“碎片”——历史现场的“事件新闻”，构成了战争不同时期的意义与价值，也构成了历史的连续性。
　　其实，如果你有意将新闻或报道当作一项技术来研究，它也是常常会让人着迷的。
　　2005年，对《三联生活周刊》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创办10年之后，它开始腾飞。杂志的销售量，当年翻番，并由此走上长时段的增长之路。为什么是这一年？很显然，我们被广泛关注的超大型的抗战历史报道，是重要原因。那么，支撑杂志起飞的历史报道，其成功，内在机理又是什么？我们的新闻方法论，最终自证了什么？三年后，清华大学邀请我去做演讲，分享《三联生活周刊》的新闻生产，到了这会儿，我找到了我们历史报道成功的原因。我们生产的不是新闻，而是知识。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伟大时代，与时俱进的知识，是稀缺商品。所谓知识，简单说来，无非在对抗人类遗忘的过程中，比新闻存活的时间更长而已。也许，很偶然，有些知识，还能存活更长，成为常识。在21年的时间里，《三联生活周刊》秉持着自己的使命：生产知识。这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我们有自己的方法论。
　　当然，生产知识，对杂志来说，是理想与使命，它是否达成，有待更长时间与更多读者的检验。如何检验？这份杂志自身存续多长，以及它与读者、时代和国家形成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是一种检验；把杂志有价值的内容编辑成一本本书——最基本的知识的载体，则提供了另一种检验的可能。
　　现在，这些书，一本一本编辑出来了，它是否生产了知识，是否有可能更长久存续，且看时间的选择了。
　　李鸿谷
　　2016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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