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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陆第套以人物群体为中心，通过其人其事在历史关键处的作为来探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并以今天的立场加以分析的普及历史读物。
　　通过对这一时期言官身世沉浮的展现，详细解读了这个既振奋也悲哀的“戮心”的朝代。
　　楼宇烈、雷颐、高占祥、秦晖、高全喜、杨天石、陈明、张鸣、吴思、马勇隆重推荐！
　　季风书园、万圣书园、凤凰读书、新浪历史、搜狐读书一致推荐！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
　　政治、思想、文化、江山的一统，无不令以往朝代汗颜；
　　但这又是一个悲哀的“戮心”的朝代：
　　政治的神秘、臣僚的奴驯、精神的禁锢，
　　摧折士大夫以道自重、傲视王侯的精神支柱，
　　为268年的清王朝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惆怅。

内容简介

　　至晚清，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清王朝的中央权大大衰落，权力重心逐渐向地方督抚倾斜，不仅增加了汉人督抚的数量，而且形成了督抚专制的新体制，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势力逐渐膨胀的督抚们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晚清政局。《历史创造者系列丛书：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以晚清督抚这个社会阶层为视点，通过清督抚权力结构的变化及其对政局的影响，勾勒出晚清从开关到中兴，再到覆亡的历史过程。在推进近代化的过程中，督抚们既无法越纲常名教，也不能割舍既得利益，因而在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中，左支右绌，左顾右盼，尽管步履蹒跚地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因阶级的局限，他们终将无法成为称职的近代化领导者群体，而逆转时代潮流。

作者简介

　　房德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主要著作有《儒学的危机与嬗变——康有为儒学思想研究》《清王朝的覆灭》《清通鉴?道光朝卷》等，并参与翻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后抵抗（1862—1874）》。

精彩书评

　　历史，不在教科书里。
　　它在更新的史料里，在逼近真实的多方叙事里，在学人借助新的方法论和史观获得的洞见里，在当代人站在前人肩膀上看到的清晰风景里。 
　　——《新周刊》
　　
　　我们研究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历史中的国家、民族、阶级，包括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事件及其后果等，其基本构成和生成的原因，也就是人或人的作用。 
　　历史不是“无用之学”，它能清楚地告诉我们，过去的很多错误，包括当今的很多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它能够提醒我们，注意历史的渐进性，避免无谓的冒进与牺牲。它因而也就能为我们今天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提供很多解决问题、避免犯更多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杨奎松

目录

序一
序二
卷首
督抚制度是明清两代的重要官制，其建立、发展、变化对中国封建社会后500多年的历史有重大影响。

第章 睡眼初醒
经过鸦片战争的重创，先领略到西方文明——坚船利炮的东南各省的总督、巡抚们，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不能不做出反应，不能不开眼看世界，并在不自觉中产生了朦胧的世界意识。中国人的近代观念由此发端。

挑战与回应
开眼看世界的第人、第书
沿海督抚的困惑
“海上苏武”的悲剧

第二章 起于军兴
湘军是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军事力量，其“兵由将选”、“自筹军饷”的特点使其成为具有一定程度私属性质的军队。依靠这支军事力量，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得以发迹，湘系将领十几人先后担任总督、巡抚要职，地方督抚的权势迅速膨胀，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于晚清政局影响至深。

曾国藩和湘军的崛起
李鸿章与淮军
从“祺祥”到“同治”
尾大不掉

第三章 中兴砥柱
如果说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主要依靠军事实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那么他们在同光新政时期则在经济、军事、政治、外交、文化各个领域中扩大了势力和影响。

同光新政
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
清流派——慈禧太后的政治砝码
甲申枢变与书生典戎
春帆楼的耻辱

第四章 无力回天
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新政、预备立宪，清廷为挽救统治危机而做的种种努力终都失败了，究其原因，时代已不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了，满族亲贵和封疆大吏已经无力回天。

戊戌喋血
山东巡抚与义和团运动
东南互保与江楚会奏
炙手可热的袁世凯
丁未政潮
督抚与立宪

第五章 翻云覆雨
辛亥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督抚们或逃匿，或“翻手为云覆手雨”，附和革命，使共和革命获得廉价胜利，同时也埋下深刻危机。

张之洞“种豆得瓜”
各省易帜
“洹上渔翁”出山
含泪逼宫
从督抚到都

精彩书摘

　　督抚制度是明清两代的重要官制，其建立、发展、变化对中国封建社会后500多年的历史有重大影响。
　　督抚制度起于明代。明初，承袭元制，在地方设置行中书省，但改行省丞相为承宣布政使。布政使的权力远比行省丞相的权力小，元朝行省丞相“举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权力很大，而布政使只管民政和财政，司法、刑狱另由按察使负责，军事由都指挥使负责，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并称“三司”，彼此不相统属，省内重大军政事务须由三司会议，上报朝廷请旨。明太祖朱元璋实行这种地方官制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出现内轻外重的局面。但是三司并列制度由于权力分散，而效率不高，于是综理地方的督抚制度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
　　据载，“巡抚”是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当时朱元璋虽然已建都南京，却不满意，御史胡子祺遂上书为他分析天下形势：“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殽函、终南之阻，涧、瀍、伊、洛非有泾、渭、灞、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1］朱元璋以为是，即派太子朱标巡抚陕西，考察秦地山川形势，省观风俗，慰劳父老子弟，准备在那里建都。朱标此行虽是“巡抚”地方，但其使命只是考察建都，并非管理地方，这与后来的督抚制度没有直接关系。至建文和永乐年间，朝廷才派出以管理地方为目的的巡抚。如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派吏部尚书蹇义、礼部尚书金纯等26人分赴各省，“安抚军民，询查利病”。但是蹇义等“巡抚”仍是临时差使，完成任务后或“还部治事”，或改派其他差事，他们还不是长驻的地方大员。到宣德年间（1426—1435），巡抚才是由中央派往地方的长驻官员，成为封疆大吏，于谦、周忱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著名巡抚，“任久，绩亦著”。总督的设置要晚一些，景泰年间（1450—1456）设置长驻的两广总督，标志总督制度形成。
　　明代的总督、巡抚虽然是地方大员，但是在《明史?职官志》和《大明会典》中却不把他们列为地方大员，而列入都察院系统，这是因为总督和巡抚是由中央派出的廷臣，并兼有都御史、副都御史的“宪衔”。事实上长驻的总督和巡抚主要职责已是管理地方，是封疆大吏应无疑义。
　　清朝沿袭明朝的官制，在地方设总督和巡抚，督抚制度更加成熟了。总督是辖一省、两省或三省的地方长官，文武兼管，并带有右都御史衔。巡抚是管理一省的行政长官，带有右副都御史衔。这只是大体言之，事实上总督和巡抚的职权是很难划清的。
　　满族刚入关时，鉴于督抚权重，曾考虑尽用满人，不用汉人。给事中魏裔介上疏反对，主张“抚四海大一统，当宏立贤无方之治，不当专用辽左旧人”［2］。魏裔介的意见被清廷采纳。在清前期，督抚很少由满人担任。据统计，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共有督抚652人，其中汉军旗出身的295人，汉族229人、满族125人、蒙古族2人、不明出身者1人［3］。从这组数字看，在清前期，地方督抚以汉军旗人为多，汉人其次，满人仅占19％。历史证明，清前期多用汉军旗人和汉人出任督抚的政策是正确的，它对于巩固满族对全国的统治起了积极作用。在清前期，清统治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汉人的反抗，如果一律由满人担任地方清王朝的绝对忠诚和出色的才干。岳钟琪便是一例。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因平定青海有功，为雍正帝所信赖，任陕甘总督、宁远大将军。以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族士卒隶其麾下，这在清前期和中期只有岳钟琪一人。在任陕甘总督时，曾有流言说他要造反，而雍正帝不疑，谕曰：“数年以来，谗钟琪者不止谤书一箧，甚且谓钟琪为岳飞裔，欲报宋、金之仇。钟琪懋著勋劳，朕故任以要地，付之重兵。川、陕军民受圣祖（康熙帝）六十余年厚泽，尊君亲上，众共闻知。今此造言之人不但谤及大臣，并诬川、陕军民以大逆。命巡抚黄炳、提督黄廷桂严鞠。”［4］后经查，造作谣言者为卢宗，被斩首。雍正六年（1728年），曾静的学生张熙投书岳钟琪，劝其反清。岳钟琪假意和张熙设誓结盟，套出张熙和曾静的反叛计划及有关人名，密奏雍正帝。雍正帝对于岳钟琪假意与张熙结盟的做法非常感动，即在岳钟琪的密奏中加朱批，说他览阅至此“不禁泪流满面”，又说：“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肤为国家善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曾静案为雍正朝影响的一次文字狱，牵连几十人，连家属在内多至上百人，经十年才结案，沉重打击了汉族士大夫的反清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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