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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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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24121

版次：1

商品编码：12050477

品牌：三联书店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53

字数：290000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围绕“八十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对话录，主持者选取的谈话对象多为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林旭东、田壮壮、分别属于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等领域。对话抽取相关领域里在今天仍有讨论价值的当年热点内容作为话题，试图重视这个在中国二十世纪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年代的场景和氛围，并且在回顾八十年代社会思想面貌的同时也对其进行反思。
　　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年代。谈话者以个人的身份和角度，从各自从事的工作出发，既回忆反省过去的那个时代，也评论分析现在，并且眺望臆想未来。书中虽然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往事，却没有变成一个“怀旧项目”，大多数谈话者没有简单地将80年代浪漫化，尽管他们那时年轻气盛、出道成名。这些回忆者的态度不是一味怀旧或颂扬，而是尽可能坦率、客观地对自我和时代的局限，对不少当年轰动一时的现象、事件、人物及文化动因进行深入剖析、批评和反省。

作者简介

　　查建英，旅美女作家。笔名扎西多，北京人。1978年至1987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87年回国，90年代返回美国。2003获美国古根海姆写作基金，再回中国。曾为《万象》、《读书》、《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撰稿。已出版英文著作China Pop，杂文集《说东道西》，小说集《丛林下的冰河》等。其中China Pop被美国Village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 杂志评选为“1995年度25本zui佳书籍之一”。

精彩书评

　　★新周刊新锐榜年度图书
　　★新京报阅读周刊华语图书传媒年选
　　★中华读书报年度图书之10佳
　　★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发起，《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和《新京报》等27家媒体联合推出的“年度十大图书”
　　站在现今社会，我们亲历着城市的欣欣向荣，社会的与时俱进。而身边大多人的情绪标签都注满了压力、浮躁、世故、焦虑。在这个理想爱好与实际利益挂钩的年代，百废待兴的“八十年代”作为激情、浪漫、理想主义的代名词，成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青春之梦。“八十年代”的文化回潮其实并不是始于今年，但一直都囿于零散。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作者查建英作为“八十年代”的亲历者和那个年代文化复兴的在场者，邀请了包括北岛、阿城、陈丹青、崔健、刘索拉在内的当年文化领域的风云人物深入对话。俯瞰今昔，既有对那个时代的深深迷恋，也有冷静贬僻的自省和反思。书中对那个充满理想气质和批判精神年代的追忆与致敬，开启了几代人意识深处的集体反思，照见了今日社会人文精神体征的匮乏与脆弱。纵然“知识精英们”只提供了“八十年代”整体情境的冰山一角，“八十年代”的回望还需要许多重要的事件和人物的介入，纵然任何回忆和追想都阻挡不了时代一往无前的脚步，八十年代已成绝响，这本书告诉我们，记录和反思依然意义非常。
　　和八十年代有关的常见词：激情、贫乏、热诚、反叛、浪漫、理想主义、知识、断层、土、傻、牛、肤浅、疯狂、历史、文化、天真、简单、沙漠、启蒙、真理、膨胀、思想、权力、常识、使命感、集体、社会主义、精英、人文、饥渴、火辣辣、友情、争论、知青、迟到的青春
　　我们用到的“八十年代”一词，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意味着一种社会、文化情态（就像我们不断回望的五四时期一样）。那个时代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今天仍有莫大影响力，而在“八十年代”氛围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已成为当代中国很多领域的中坚力量，正因此，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受到广泛关注，甚至引发了一股回顾和反思“八十年代”的热潮，并不奇怪。查建英选择的访谈对象包括阿城、北岛、陈丹青、甘阳、田壮等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访谈进行得较为深入，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八十年代的独特气质和氛围，站在今天的“高度”所作的某些反思也颇具意味。当然，正如查建英所说，“八十年代中国远非一场以北京为中心、以知识精英为骨干的‘文化热’所能涵括”，全面地展现那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光荣与梦想”，尚需倾听其他层面、其他人群发出的声音，但无疑，本书开了一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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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查建英：你想怎么来讲八十年代这个题目呢？
　　阿城：我不是太有“十年”这种概念。就像艺术的变化不会随着政治时期的改变而变化，好比我们文学史上，两汉、魏晋，或者隋唐，不会因为有了一个新朝，就会出现新的艺术，政治的、权力的转换决定不了艺术。事情也许早就发生了，也许还没有发生。单从“八十年代”划分，有点儿难说了。
　　查建英：那个时间其实是人为的计量。比如说，从外部环境看，八九年好像是一个句号，它正好又是八十年代末。九。年以后，文学上就有了王朔，大家很习惯就把王朔看成一个九十年代的现象。实际上他早在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不过那时他不突出，只是舞台上众多的人之一。其实这个年限不见得。
　　阿城：对，不见得。就像世纪末两千年那个分界点，叫个事给搅和了：到底二〇〇〇年，还是二〇〇一年算是两千年的开始呢？我记得有些国家是二〇〇〇年的时候庆祝，有些国家不认这个，二〇〇一年庆祝。很多人慌了，因为大部分人习惯了以一个十年或者一个时间的量度去决定自己的情绪。“我要跨过这一年，我要有一个新的，我要做什么事情”，突然发现不是，说下一年才是，有挫折感。美国人喜欢搞十年这种东西，decade，搞得有声有色，有好多套丛书，你肯定看到过。台湾前些年搞过七十年代，找了很多人回忆。查建英：你是说他们回顾过七十年代？
　　阿城：对，很多人都卷进去了，《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杨泽主持的吧。
　　我自己的量度不是这种，而是知识结构，或者文化构成。从知识结构、文化构成来说，一八四。年是一个坎儿，新的知识撼动中国的知识结构，船坚炮利；一九一九年“五四”是一个坎儿，新的文化撼动中国文化构成，科学民主；一九四九是最大的一个坎儿，从知识结构、文化构成直到权力结构，终于全盘“西化”，也就是惟马列是瞻。中国近、现代史，就是这三个标志，其他就别再分什么十年了。不过既然定的话题是八十年代，总要来说说吧。对一九四九年这个坎儿，我觉得七十年代算是一个活跃的时期，七六年，官方宣布“文革”结束，造成八十年代是一个表现的时期，毕竟出版又被允许了。
　　查建英：是不是一个从地下转到地上的过程？比如那些诗人。
　　阿城：也没有全转上来吧。不过确实在八十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人的七十年代的结果。比如说北岛、芒克，七八年到八〇年的时候，他们有过一次地下刊物的表达机会，但变化并不是在那时才产生的，而是在七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末的白洋淀就产生了。七十年代，大家会认为是“文化革命”的时代，控制很严，可为什么恰恰这时思想活跃呢？因为大人们都忙于权力的争夺和话题，没有人注意城市角落和到乡下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查建英：对，六六年、六七年是特厉害的，六八年以后就开始下乡了。
　　阿城：管不着了，这些学生坐在田边炕头了。他们在想什么，传阅一些什么，写什么，权力者不知道。像六十年代末的芒克、根子、多多、严力他们在河北白洋淀形成那样一个诗的区域，尤其根子的《三月的末日》，意象锐利迷茫，与食指的《鱼群三部曲》失望迷茫区别得很开。《三月的末日》在我看是那时的经典，可惜没有人提了。我记得岳重跟我说，他当时提了一桶鱼从白洋淀坐火车回北京，到北京的时候桶里的鱼死得差不多了；春天了，但是，三月是末日。这样，一直贯穿整个七十年代。所以，好像是压制得最厉害的时期，但是因为把他们推到权力、行政力管理相对松散的地方，他们反而有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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