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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圍繞中蘇關係從結盟走嚮分裂、從對抗走嚮“正常化”所構建的曆史敘事，大量使用瞭中國外交部、國防部、鐵道部、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黨校和地方檔案館，以及颱灣“國史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資料中心所藏檔案資料。作者還曾到美、俄、波、匈、德等收集資料，對當事者作瞭訪談。這在中外學術界是稀有的。在書中作者提齣瞭顛覆中外學者既有定論的精彩看法，令人拍案叫絕，是每一個對中蘇關係感興趣的讀者的案頭必備之書。

作者簡介

　　瀋誌華，男，1950年齣生。著名曆史學傢，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教授，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生院曆史係1979年碩士研究生。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北京大學曆史係、中國人民大學曆史係等單位的特約研究員或兼職教授，承擔有關單位的課題研究。研究方嚮主要是蘇聯史、中蘇關係史和冷戰史。

目錄

序　中蘇關係的曆史與中俄關係的未來
——寫在《中蘇關係史綱》齣版前的幾句話【李鳳林】
《中蘇關係史綱（增訂版）》序【陳　兼】
增訂版說明（代前言）【瀋誌華】
第三版修訂說明【李丹慧】
·上冊·
第一篇　難以確定的對手（1917～1949）
第一章　中蘇建交聲中的革命輸齣／003
第一節　十月革命對中國社會的衝擊／004
第二節　中國共産黨的形成／007
第三節　中蘇交涉一波三摺／013
第四節　解決兩國懸案的談判／019
第五節　孫中山革命化的推動力／025
第二章　蘇聯援助下的國民革命／030
第一節　孫中山的聯蘇容共政策／030
第二節　蘇聯乾涉與三二○事變／037
第三節　蘇聯顧問與北伐戰爭／043
第四節　“五月指示”與國共分傢／045
第三章　莫斯科與中國的蘇維埃革命／051
第一節　中共武裝暴動與中蘇絕交／053
第二節　中東路事件與“保衛蘇聯”／056
第三節　蘇聯的翻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061
第四節　蘇聯軍事顧問指導下的軍事失敗／066
第四章　戰爭威脅下的中蘇外交／070
第一節　九一八事變與中蘇關係／071
第二節　蘇聯外交轉嚮的連鎖效應／074
第三節　中蘇軍事同盟的秘密交涉／077
第四節　中共從“反蔣”到“聯蔣”／081
第五章　中蘇兩國的戰時閤作與衝突／086
第一節　蘇聯在中國抗戰初期的援助／087
第二節　中蘇兩黨關係的睏擾／092
第三節　蘇德戰爭與中蘇關係的逆轉／097
第四節　蘇聯對中國新疆地區的乾預／103
第五節　雅爾塔密約與中蘇條約談判／109
第六節　蘇軍大舉進兵中國東北／117
第六章　中國內戰與中蘇國共關係／121
第一節　斯大林推動國共重慶和談／122
第二節　中共奪取東北與蘇聯的幫助／126
第三節　冷戰後的蘇聯對華政策／133
第四節　兩黨互訪和新中國的建立／137
第二篇　同誌加兄弟（1949～1960）
第一章　同盟條約的簽訂及中蘇利益衝突／149
第一節　毛澤東堅持重新簽訂一個條約／150
第二節　蘇聯對中蘇新條約的精心設計／153
第三節　斯大林被迫再次做齣重大讓步／157
第四節　斯大林對中蘇關係的深層考慮／163
第二章　朝鮮戰爭與中蘇同盟的實質性進展／170
第一節　毛澤東毅然決定齣兵朝鮮／171
第二節　中蘇在軍事戰略上的協調和統一／173
第三節　斯大林對誌願軍的軍事援助／178
第四節　蘇聯嚮中國提供的經濟援助／182
第三章　蘇共二十大及其對中蘇關係的影響／187
第一節　蘇共二十大路綫及其實質／188
第二節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由來／193
第三節　蘇共二十大對中蘇關係的影響／198
第四章　蘇聯的經濟援助與中共的政治支持／210
第一節　赫魯曉夫增加對華經濟援助／211
第二節　中共協助蘇聯處理波匈事件／218
第三節　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政治支持／222
第五章　蘇聯對中國核武器研製的援助和限製／228
第一節　赫魯曉夫開啓中國原子能和平利用之窗／229
第二節　蘇聯對中國核援助方針齣現突破性轉變／239
第三節　蘇聯對中國研製核武器的幫助及其限度／247
第六章　毛澤東在共産黨莫斯科會議獨領風騷／253
第一節　毛澤東主張開會解決問題／254
第二節　中蘇攜手領導社會主義陣營／260
第三節　毛澤東的即席發言語驚四座／268
第七章　“大躍進”、人民公社與中蘇對內政策分歧／274
第一節　中國的實際目標是趕超蘇聯／275
第二節　蘇聯的支持、懷疑和反對態度／280
第三節　毛澤東在廬山嚮赫魯曉夫宣戰／286
第八章　軍事閤作、炮擊金門與中蘇對外政策分歧／291
第一節　中蘇軍事閤作的願望及矛盾／292
第二節　長波電颱和共同艦隊風波／298
第三節　炮擊金門引發的嚴重分歧／312
第四節　赫魯曉夫終止對中國的核援助／328
第九章　中蘇兩黨在理念和政策上難以彌閤的裂痕／336
第一節　中印衝突與蘇聯的中立聲明／337
第二節　中蘇領導人之間的激烈爭吵／349
第三節　中蘇在國際戰略上尖銳對立／356
·下冊·
第三篇　從分裂到對抗（1960～1978）
第一章　中蘇分歧公開化與短暫的緩和／371
第一節　對外方針分歧引發理論爭論／373
第二節　U-2飛機事件中的中蘇互動／387
第三節　世界工聯北京會議上的鬥爭／397
第四節　布加勒斯特會議期間的抗爭／405
第五節　蘇聯撕毀閤同撤走在華專傢／412
第六節　經濟睏難背景下的短暫緩和／424
第二章　兩黨關係破裂與兩國關係惡化／446
第一節　在蘇共二十二大上的明爭暗鬥／447
第二節　伊塔事件與兩國關係趨嚮惡化／459
第三節　毛澤東考慮全麵調整對蘇方針／470
第四節　中蘇在外交領域的新一輪較量／478
第五節　左派隊伍形成與大論戰的開始／488
第三章　中蘇同盟關係的徹底瓦解／502
第一節　毛澤東對蘇安全戰略思路的轉變／503
第二節　反修與鞏固政權的政治革命／512
第三節　中蘇第一次邊界談判的流産／518
第四節　周恩來訪蘇與兩黨會談破裂／536
第四章　國際共運分裂與中蘇走嚮對抗／551
第一節　莫斯科三月會議與國際共運分裂／552
第二節　雙方共同援越抗美中的矛盾衝突／565
第三節　珍寶島衝突與中蘇軍事對抗／577
第四節　中美化敵為友聯閤抗衡蘇聯／591
第四篇　走嚮“正常化”（1979～1991）
第一章　“正常化”問題的緣起／605
第一節　“正常化”的由來／606
第二節　對抗中的交集／611
第三節　緩和的開端／616
第二章　開啓“正常化”進程／625
第一節　勃列日涅夫塔什乾講話／626
第二節　打開“正常化”之門／635
第三節　政治磋商陷入僵局／652
第三章　雙邊關係逐步改善／660
第一節　“葬禮外交”／661
第二節　政治關係緩慢改善／666
第三節　恢復經貿科技文化閤作／674
第四章　走嚮“正常化”的轉摺／677
第一節　打破政治僵局／678
第二節　莫斯科改變政策／688
第三節　清除最後的障礙／695
第五章　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706
第一節　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706
第二節　嚮中俄關係過渡／711
跋　中蘇同盟破裂的內在原因／714
參考文獻／728
人名索引／757

前言/序言

　　序　中蘇關係的曆史與中俄關係的未來
　　——寫在《中蘇關係史綱》齣版前的幾句話
　　李鳳林
　　中國前駐俄羅斯大使。
　　一
　　多年來，一大批中國學者孜孜以求，力圖對中蘇關係發展的不同階段進行多視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討。但對於中蘇關係的個中原委和是非麯直的評說，目前國內外仍可謂見仁見智，難求一是。
　　作為中蘇關係和中俄關係發展的親曆者，我認為，“以史解史”終歸是迴顧和縷析中蘇（俄）關係發展史的一個比較客觀的方法。按照曆史的推演順序和發展框架，中蘇關係可以循著一些具有代錶性的重大曆史事件和關鍵性問題把握其發展的曆史軌跡。
　　十月革命以後的1917～1949年這一時期中，影響中蘇關係的兩個主要因素是，一方麵蘇聯共産黨幫助瞭中國的革命，抑或說中國革命的成功離不開蘇聯。當年蘇共中央操控下的共産國際從世界革命的角度齣發，希望中國革命能夠取得成功，並的確對中國革命進行瞭真誠的支持，這一點應該肯定。新近解密的檔案材料顯示，僅從1923～1927年，聯共中央政治局為討論中國問題而開會122次，通過瞭738個決議，平均兩天半通過一個決議。但另一方麵，共産國際對其支部中國共産黨的瞭解是極其間接和有限的，因而緻使其指導常常脫離中國國情，齣現偏差甚至錯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中國共産黨人特彆是毛澤東同誌在革命過程當中，發揮瞭獨立自主的精神，而不是一味遵循共産國際的指導行事，纔有瞭中國革命的勝利。
　　建國初期到整個20世紀50年代，這一時期中蘇關係的發展相對較好，但同時也齣現瞭並不十分和諧的苗頭。其中，對中蘇關係産生深遠影響的問題和方麵包括：第一，關於“一邊倒”的這個頗有爭議的問題。可以說，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嚮蘇聯“一邊倒”，同蘇聯結盟，這是曆史的必然選擇。對此毛澤東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當中已經闡述清楚。可問題在於，這種外交上的“一邊倒”最後泛化成瞭全方位的“一邊倒”，從兩國結盟一直到社會主義建設上，都全盤蘇化，照搬蘇聯模式，中國為此付齣瞭沉重的曆史代價。第二，蘇共二十大後，國際共運齣現混亂，中國圍繞反修而進行的反右鬥爭，直至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蘇聯國內對斯大林看法的反復以及在改革問題上躊躇不前，都同中蘇在思想意識方麵的分歧存在錯綜復雜的聯係。中蘇關係對於各自內政外交的復雜影響，由此可見一斑。第三，這個時期中蘇國傢間關係中也暗現不閤音符，比如《1950年中蘇條約》蘇簽訂時間一拖再拖，其關鍵性原因就在於斯大林不願放棄《雅爾塔協定》中有利於蘇聯的特權性規定。此外，令中國領導人毛澤東非常不滿的是，1950年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同時，還有一個秘密協定規定第三國人員不得進入中國的東北和新疆。而對中國國內建設“三麵紅旗”的提法和做法，蘇聯方麵也持不贊同和反對意見。
　　概括地講，這一時期，尤其是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政府的確為我國經濟建設提供瞭難得的援助，同時兩國在許多國際問題上也呈呼應配閤之勢；但是另一方麵，雙方之間的分歧也逐漸顯現，其根本原因在於中蘇關係中兩國地位和實力不對稱，兩國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盡管中蘇結盟對新中國的政權鞏固和國計民生都具有關鍵性意義，但是，從中國所處的被保護地位而言，中蘇關係是不平等的，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也是一個不平等條約。
　　赫魯曉夫上颱後，隨著矛盾和衝突的不斷齣現，中蘇兩國關係從半明半暗的分歧走嚮瞭公開的分裂。其間發生瞭很多影響深遠的重大曆史事件，諸如1959年的西藏叛亂；1959年8月的中印邊界衝突中蘇聯對印度采取瞭事實上的支持態度；1960年《紅旗》和《人民日報》發錶瞭具有風嚮標性質的文章，中蘇兩黨展開瞭口誅筆伐；1960年中蘇邊界齣現衝突；1962年新疆伊犁暴亂中有67000人逃往蘇聯；1963年美、蘇、英三國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1964年啓動中蘇邊界談判；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颱；等等。
　　備受矚目的是，這一時期中蘇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進一步加深，尤其是蘇聯入侵捷剋的“布拉格之春”發生後，中國更是將蘇聯斥之為“社會帝國主義”。直至1965年3月，蘇聯不顧中國的堅決反對召開國際共運會議，中蘇兩黨分裂大勢已趨。此外，中蘇對於國際形勢的判斷也齣現瞭不同甚至相悖的觀點。例如在對待越南戰爭的態度問題上，中蘇從各自的立場齣發提齣瞭完全不同的主張。
　　這一階段，由於互信基礎和機製完全缺失和齣於順應國內時勢的目的，中蘇雙方都做齣瞭一些不夠理智的舉動和決定。就蘇聯方麵而言，沿襲“老子黨”作風，將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和分歧推演到瞭雙邊國傢關係層麵，甚至不惜違約，將在中國參加援建的蘇聯專傢撤迴國內，並拒絕履行嚮中國提供原子彈樣本的承諾。這種失信的做法使雙邊矛盾更加激化，甚至成瞭中蘇關係惡化的主要導火索之一。而從中國方麵來看，因由弱勢地位的心理導緻防護和應激反應過於強烈，比如在1958年8月的“炮打金門”事件中並未預先通報蘇聯，以緻陷於被動局麵；在長波電颱和共同艦隊問題上，中方也未能從盟國角度齣發，而是以主權為由斷然拒絕蘇聯方麵的意嚮；中方開啓的公開論戰也是國內“左”的政策的延伸，但論戰反過來又把一切“左”的指導思想都係統化瞭，甚或為“文化大革命”提供瞭理論基礎。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正是中國打擊“蘇修”的高潮階段，這一時期中蘇關係達到瞭惡化的頂峰，中蘇之間的各種交往幾乎全部中斷。甚至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實行兩個“凡是”期間，中國在對外方針上仍將反“蘇修”置於重要地位，諸如“蘇修是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是我們最主要最危險的敵人”等提法盛極一時；而蘇聯方麵也同樣把中國視作其主要敵人，與反“蘇修”針鋒相對。蘇聯方麵的調子也很高，1976年蘇共二十五大勃列日涅夫的提法是“中國是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後備力量”，還有當時的蘇共中央書記波諾馬廖夫說“西方嚮中國轉讓某些技術裝備，是在通過自己的手幫助建立一個極其危險的發動世界大戰的策源地”，等等。
　　應該強調的是，受國內政治形勢的影響，我國的對外政策也陷入瞭“左”的迷途，走上瞭“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道路。徹底打擊“蘇修”，是源於支援世界革命的指導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側重打擊“蘇修”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齣於國傢安全利益方麵的考慮，因為當時我們對於國際形勢的判斷是，在全球態勢上是蘇攻美守，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北方。盡管從錶麵上看是因為思想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導緻瞭中蘇關係的惡化，但實質上是中國的國傢安全利益同蘇聯大國沙文主義之間的一種對撞。
　　另外一方麵，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中國首先跳齣瞭蘇美對立的兩極格局，這是一個曆史性的創舉。盡管中國並不是獨立的一極，但這也是中國走獨立自主外交道路所要經曆的一個過程。毋庸諱言，這一時期中國外交所邁齣的重大步伐和最大收獲就是開啓中美關係的破冰之旅。
　　經曆瞭風風雨雨之後，從1979年開始，適逢《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30年的期限已到，中方以此為契機提齣就國傢關係問題進行談判，由此開始瞭中蘇關係正常化的談判進程。中蘇關係正常化是中國外交戰略調整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其中鄧小平同誌無論是在戰略還是在策略的設計上都發揮瞭傑齣的作用。在整個中蘇關係正常化談判過程當中，鄧小平同誌的一個總體思路就是要為國內建設創造一個和平的環境，為此他著手改善同各個國傢的關係。鄧小平同誌在1989年，即戈爾巴喬夫訪華之前，同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在上海會談期間錶述瞭這一戰略思維。中蘇關係正常化談判過程中最主要的就是要解決三大障礙問題：第一，蘇聯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第二，蘇聯把中蘇邊界的駐軍恢復到1964年狀態，同時從濛古撤軍；第三，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後來，蘇聯方麵也不斷地采取瞭一些行動，包括從濛古撤軍、從阿富汗撤軍等。中蘇關係正常化中的三大障礙基本上得到瞭解決，到1989年的時候，中蘇關係實現瞭正常化。
　　對於中蘇關係的發展曆史，我們可以大緻做這樣一個小結。
　　——50年代，中蘇結盟時期。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對新中國的確立和生存具有關鍵的意義。蘇聯誠心幫助瞭我們。結盟本身錶明中國處於被保護的地位，中蘇關係是不平等的，1950年的中蘇條約也是不平等的。
　　——60年代，從分歧到分裂。分歧從何開始，一般認為是思想意識上的分歧，其實深層次的原因是國傢利益的矛盾。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看，中國首先跳齣瞭兩極格局，這是一個創舉。
　　——70年代，反帝反修，到反修統一戰綫。錶麵上的思想意識分歧，實際上是我國國傢安全利益同蘇聯大國沙文主義之間的對撞。
　　——80年代，關係正常化的10年談判。中國堅持提齣的“三大障礙”問題，是為國傢建設創造外部環境的戰略考慮。
　　二
　　通過上述迴顧，我們可以看齣，中國同蘇聯的關係，無疑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其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中蘇關係的廣度、深度和復雜程度要超過很多其他大國關係。中蘇關係集兩國關係、兩黨關係和兩國以及兩黨領導人之間的高層交往於一體，它同時包含瞭大國關係、社會主義國傢間關係、不同文明國傢間關係、新型民族國傢和歐洲傳統大國間的關係等廣泛內容，並且摻雜瞭在國際關係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國傢利益、意識形態等諸多因素。一部中蘇關係史的演變經曆瞭一個麯摺發展的過程：從50年代的“蜜”，到60年代的“爭”，再到70年代的“鬥”，最後過渡到80年代的“緩”，直至平穩過渡到中俄關係並形成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穩定”新格局。這段過程中，高開低走再迴歸正常的中蘇關係幾乎經曆瞭當今世界各種國傢關係形態的全部變體：從一般的國傢關係到親如兄弟的戰略同盟，進而搖身一變為勢不兩立的戰略對手，然後又經曆瞭艱難的正常化過程迴歸到友好國傢關係，最終在蘇聯解體後建立起可作為大國關係典範的新型戰略協作關係。中蘇之間這種從過於親密到過於敵視，從一個極端滑嚮另一個極端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國傢關係在當代國際關係上可謂罕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蘇關係在現代國際關係研究中是一個很有重要研究價值的樣本。
　　第二，中蘇關係的進程對中蘇兩國的內政和外交曾有著巨大的影響。對中國而言，中蘇關係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對中國社會發展所産生的影響是非同小可的。自中國建立現代國傢至20世紀70年代前，中國內政外交的許多重大事件都直接或間接地與中蘇關係的走嚮聯係在一起。正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瞭馬剋思主義。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産黨的創建、發展到最後取得政權，更和蘇聯和蘇共有著韆絲萬縷的聯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蘇兩國結成同盟，中國又奉蘇聯為樣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從50年代後期開始，蘇聯又成為中國反對的主要對象，兩國關係由同盟發展到對立、對抗乃至兵戎相見。正是在蘇聯強大的壓力之下，中國從70年代開始調整與美國等西方國傢關係，並進行改革開放，走上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可以說，不瞭解跌宕起伏的中蘇關係就無法很好地認識中國革命史和中國發展史。而對於蘇聯而言，盡管中蘇關係在蘇聯人心目中始終沒有占據主導地位，但中蘇關係的陰晴圓缺無疑也同其國內事務的演變具有相當密切的關聯，對其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發揮著相當重要的影響力。這正是中俄（蘇）關係所具有的與眾不同之處，而雙邊關係的研究也因此擁有瞭更為特殊的意義。
　　第三，中蘇關係的曆史軌跡與當代國際關係史的發展和演變具有很強的關聯性。這種關聯性在冷戰時期首先錶現為中蘇美大三角關係的互動及其所産生的廣泛政治影響。新中國成立後的40年中，中國外交的重點始終圍繞著如何處理同蘇聯的關係進行，並把中蘇關係帶進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傢參與的大博弈。從50年代的聯蘇抗美，60年代的既反蘇又反美，70年代的聯美抗蘇，直到80年代的不結盟都成為牽動大國關係演變的關鍵因素之一，可以說40餘年間每一次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莫不如是，每一次中蘇關係地位和模式的變化莫不如是。有學者精闢地指齣：“由於特彆的地緣政治原因，中美俄之間一直存在一種特殊的相互關聯性，此不僅錶現在雙邊關係的發展常常以第三國為考慮齣發點或歸宿……而且錶現在雙邊關係的變化自然而然會對第三國産生影響，也就是說，即使三國之間的雙邊關係並不以第三國為目標或對象，這種關係也會對第三國和它們的相互關係發生作用。”從曆史承繼性來看，冷戰結束前，中蘇、中美關係在中國外交戰略調整和外交實踐中都占有相當重要的核心地位。順延這一軌跡，在現階段以至未來發展中，中俄關係、中美關係依舊是我國外交當中兩對重要的雙邊關係。即使中、俄、美在進入21世紀後，三國之間事實上仍存在某種程度的相互牽動作用，盡管當前這種三邊互動關係明顯不同於冷戰時期中、蘇、美三角的互動。
　　三
　　在經曆瞭兩國關係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之後，作為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和中國在蘇聯解體後都成熟起來瞭，雙方都很現實，在普遍使用的國際關係準則基礎上建立起“君子之交”。從1992年相互視為友好國傢，經1994年確立為建設性夥伴關係，到1996年提升為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01年簽署《睦鄰友好閤作條約》，以及2004年兩國元首北京會晤最終解決邊界問題 中蘇關係史綱（第三版）(套裝上下冊)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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