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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宽容的主流：中国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建立在史学、社会学和音乐学三位一体的结构上，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流行音乐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史学上不但谈上世纪80年代，也从整个近现代史谈社会、谈文化、谈音乐，具备了历史上的纵深感。在社会学角度，《宽容的主流：中国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没有将中国流行音乐看作孤立的文化现象，而多地强调了它可以“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同时作者也用了一定的篇幅进行音乐学分析，特别注重探讨了中国流行音乐与传统音乐、西方音乐在美学和技法上的异同，线索清晰。

作者简介

　　钱丽娟，苏州人，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博士后研究员。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民族音乐学博士（师从AndrewKillick博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硕士（师从杨燕迪教授）。曾任职于四川师范大学。先后获得英国政府海外研究生奖学金、谢菲尔德大学奖学金和杰出交换学者奖金、中国国家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以及爱尔兰政府博士后项目。研究领域为流行音乐、大众文化和电视传媒。已发表译著一本，各类文章约二十篇，并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精彩书评

　　★那是一个剧烈变化的年代，我们在那十年里所经历的欢愉和痛楚，比其他任何年代都要真切都要炽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注定要被牢牢铭记，要被深深反思。那些歌，则是我们记忆的路标，思索的回波。本书作者以冷峻的理性，精细地耙梳，所呈现的却是那个年代的火热灵魂。
　　——陶辛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钱丽娟女士采取“解释的”“深描的”研究方式，试图从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多维视角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中的“精英意识”与“时代精神”，以期达到认识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当代社会发展模式的深层目的。对这样的学术努力，我表示认同，并希望该书的出版能一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领域多年来的沉寂，促使多的成果问世。
　　——王思琦 河南大学教授

目录

1引言
7第一章政治场景下的抒情歌曲
11抒情歌曲的革命意识形态
23经济改革下的抒情歌曲演变
42第二章“文化热”下的流行歌曲
44大陆流行歌曲的变迁
61新一代流行音乐家
84第三章文化再平衡： 传统与西化
86民族主义 vs. 现代化
97中西音乐的交融
103被选择的传统文化
115现代性的支点
124第四章回应历史： 从革命到改革
128北方民间音调的传统
153抒情歌曲的模式
166第五章精英还是大众？民间文化的精英阐释
168精英和大众的聚拢
175农耕文化的城市化
184流行文化的精英式样
199第六章登上政治舞台的人道主义者
203集体主义的隐喻
221被解决的历史伤痕
239结语复杂的平衡： 融合和协商
245参考文献
271后记

精彩书摘

　　《宽容的主流：中国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
　　1985年，刘伟仁不再满足于国有公司相对固守的体制。他和北京录音器材厂的八位同事一起，设立了一个半私人化的公司——中国国际声像艺术公司。这是一家校办企业，隶属于一个公立学校，建立在集体所有制的经济模式之上。与其他国有公司不同的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刘伟仁在一些方面拥有决定权，例如，可以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在资金方面，他们必须自筹经费，公司的大部分利润必须上交给公司所附属的学校。
　　这家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音像公司在1985年到1988年的四年间取得了瞩目的成功。这一时期也是磁带工业在中国的鼎盛时期。当时，百姓主要的休闲方式是看电影、看电视和听音乐。在北京，只有三个电视频道，音乐节目非常少。歌舞厅以及卡拉OK还没有成为主流。CD和播放器也相对昂贵。所以听磁带成为当时人们收听音乐的主要方式。因为对于磁带的巨大需求，这家音像公司有时需要同时指定四家工厂来生产磁带，公司则只负责制作母带以及销售。
　　自八十年代中期起，这些带有实验性经济模式的音乐公司以及自由职业音乐家的出现刺激和鼓励了本土流行音乐的创作。与当时很多流行音乐家一样，刘伟仁也受到文化热的影响。他们怀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意识，渴望能够创作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和音乐风格，而不仅仅像早些年那样一味地模仿西方和港台。当国际声像获得成功以后，他开始对一些歌手培训机构提供经济支持，还组织了一个流行音乐创作沙龙，举办各类西方音乐或者传统音乐的音乐会。
　　刘伟仁的公司还与当时的一家声乐培训机构——谷建芬声乐培训中心长期合作。谷建芬声乐培训中心也是一家半私人公司，隶属于中央民族歌舞团。两家公司合作的模式今天看来有点不平等。谷建芬声乐培训中心的歌手可以被国际声像无偿使用，以回馈它的经济支持。国际声像聘请了专职作曲家为歌手量身创作歌曲，并且为这些歌手提供好的包装和市场推广。部分因为受益于这样的合作，很多歌手日后获得巨大的成功。在八十年代，音乐产品的流通还处在一个非常原始的阶段。很多小型的磁带店通常都在门口放上两个大喇叭，不断播放当时新推出的歌曲，听众觉得好听，就会进去买这些磁带。
　　当时，国际声像聚集了一个强大的专业作曲家队伍，分成专职和业余两类。这些作曲家获得的薪酬按照当时的标准看非常可观。例如，作曲家李黎夫是公司的正式员工。当时，他配器的专辑，每张专辑每销售超过十万张就可以得到五千元人民币。相较于当时普通人一二百元人民币的月收入，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数字。除了高收入，李黎夫还得到了公司分发的一套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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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钱丽娟女士的《宽容的主流：中国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即将付梓了，邀我为序。我近年很少动笔，不得已而遵命，是因为在钱女士写作她的博士论文过程中，我们有过不少愉快的交流，也算是“当事人”之一吧。
　　流行音乐进入学术界，是较晚的事情，尽管从上世纪70年代末流行音乐又出现在大陆开始，关于流行音乐的争论就从没停止过，但大多是存在于报纸刊物等相对大众化的媒体上。在当时的情况下，流行音乐很难也不大可能进入高等学府的视野。早如武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开设流行音乐专业也仅是限于演唱领域。对中国流行音乐的专业化研究倒是来自国外，上个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生安德鲁·琼斯来中国留学，研究中国流行音乐，此后据说他关于中国流行音乐的研究使他成为西方第一人。此后则是以色列学者尼姆罗德·巴拉诺维奇撰写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新声音：流行音乐、民族与政治》。上世纪末，才开始看到一些以流行音乐为题的硕士、博士论文出现。其中，河南大学王思琦、中央音乐学院项筱刚、首都师范大学雷美琴等是较早的几位，钱丽娟女士则稍晚一些。
　　中国流行音乐能够进入学术界视野实在是一件重要的事，因为，多少年来，中国流行音乐就在“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状态中苟且并奔向远方。缺乏了理性的观照，它永远是“妾身不分明”。也在此意义上，我一直对流行音乐进入学术界视野持有厚望。
　　钱丽娟女士此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关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流行音乐的专论。再次阅读，有几点感受可作导读吧。
　　一、钱女士此书建立在大量田野工作的基础上，从印证中可以看到为本书写作，作者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尤其重要的是，不仅是文献搜集，更重要的是她对乐坛一些重要人物的实地采访。时下有些人对“口述史”研究方式颇有微词，我却以为，对于流行音乐这一特殊学科来说，“口述史”实际上是极为重要的一种工具，不少鲜活的史料留待后人去做总有难以追补的遗憾。自然当事人的回忆未必精准，但我的体会是，就算人人都在撒谎，把谎言放在一起真实就会呈现。本书中大量引用付林、徐沛东、陈哲等人的实地采访，本身即是功绩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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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一种记忆，好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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