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走嚮平等：戰時重慶的外交界與中國現代外交的黎明曙光（1938—1946）》為中英雙語版。本書以戰時中國首都重慶多姿多彩的外交界為主要焦點，廣泛采用大量未曾披露的中文、英文、德文、法文、荷蘭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語種史料和極為珍貴的照片，全麵概述瞭以重慶為舞颱的中國外交界，重構瞭在中華民國的外國外交使團的發展與重大變化，他們在中國從搖搖欲墜的半殖民地中非凡崛起成為世界大國的進程中發揮瞭重要作用。書中介紹瞭約30個在華外交使團的大緻情況，以及在渝軍事使團、國際新聞界等其他一些有趣的外國人團體。本書所采用的所有照片，多由戰時在華的外國外交官拍攝，這是時隔70多年後，在本書中首次與讀者見麵，為這一曆史性迴顧著作增色不少。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對重慶非凡的過去引入瞭新的視角，首次展示瞭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中國與西方國傢不同層級的外交關係（大使級、公使級、代錶處，等等），係統地揭示瞭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及簽訂新約的過程。本書展現瞭中國從一個半殖民地國傢擺脫西方國傢在華治外法權體係，從而結束其半殖民地地位的曆史；展現瞭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前後的中國，是如何成為一個大國——戰時盟國“四大國”之一，戰後如何成為聯閤國創始會員國和常任理事國，開始朝著平等互惠的現代外交方嚮前進的曆程；展現瞭在戰時國際舞颱之一的中國戰時首都重慶，許多紛繁復雜的曆史事件和個性鮮明的潮流人物，從而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重新定義瞭在全球變革的風口浪尖上，重慶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一個主要國際中心，以及作為孕育當代中國的早期搖籃之一的獨特意義。

作者簡介

叢書總主編：章開沅，著名曆史學傢、教育傢，現任華中師範大學東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本書作者：周 勇 〔荷〕張剋雷/著。

周勇，曆史學教授、研究員，曾就讀於四川大學曆史係，並在中央黨校研究生院經濟管理專業學習。1983年以來，先後在中共重慶市委黨校、重慶行政學院、重慶市委宣傳部、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工作。現任西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重慶中國抗戰大後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

張剋雷（Vicent K. L. Chang，華裔荷蘭人，其祖父曾為戰時重慶國民政府外交部外交官），荷蘭律師、谘詢師，擁有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法學碩士學位，曾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哈斯汀法學院（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及中國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學習。1999年畢業後，供職於國際知名的富而德律師事務所（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阿姆斯特丹及香港分理處。現為重慶中國抗戰大後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人員。

目錄

總 序 章開沅i

本書摘要v

作者簡介ix

有關音譯的說明xv

圖片列錶 xxi

錶格列錶 xxxi

自 序3

前 言7

第一部分 序麯：變化大舞颱11

第一章 不平等條約與駐渝外國領事館（1890—1937年）13

第二章 派駐中華民國的外交使團 17

第一節 民國初年（1912—1927年）17

第二節 南京十年（1928—1937年）18

第三節 抗戰前夕（1937年）19

第三章 重慶國民政府外交部 21

第一節 源起與背景21

第二節 遷址重慶22

第三節 行政組織23

第四節 領導人物24

第五節 戰時政策與變化25

第二部分風雲變幻：戰時重慶外交界55

第四章 危險時代的先鋒（1937—1940年）57

第一節 國際背景57

第二節 在寜、漢外國外交使團（1937—1938年） 60

第三節 在渝外國外交使團（1938—1940年）63

第四節 重慶外交界與各國人士74

第五章 攜手抗日（1941—1942年）108

第一節 國際背景108

第二節 在渝外國外交使團110

第三節 重慶外交界與各國人士121

第六章 走嚮和平與戰後新秩序（1943—1946年）154

第一節 國際背景154

第二節 在渝外國外交使團157

第三節 終結在華治外法權的新條約166

第四節 重慶外交界與各國人士170

第七章 影子外交：中國共産黨在重慶的對外事務（1939—1946年）185

第一節 在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185

第二節 中共中央南方局與重慶外交界188

第三節 中共中央南方局與重慶外國新聞界192

結 論196

注 釋200

附錄一 主要事件年錶 （1840—1946年）569

附錄二 駐華外交使團一覽（1912—1946年）603

附錄三 駐渝外交使團一覽 （1938—1946年）605

附錄四 中外新條約一覽617

附錄五 所用原始資料一覽619

五-Ⅰ：1939—1940年間駐渝外國外交使團就人員及地址變更事宜緻重慶國民政府外交部外交照會及官方信函的副本621

五-Ⅱ：1940年1月版標注有在渝外國外交使團地址的重慶地圖628

五-Ⅲ：1940年6月有關重慶大轟炸的來源不明的英文新聞報道 631

五-Ⅳ：1940年7月19日日本駐滬總領事有關重新界定重慶“安全地帶”的信函633

五-Ⅴ：1943年3月19日中國國民政府外交部就荷蘭大使館秘書高羅佩抵達事宜緻荷蘭駐渝大使館的外交照會636

五-Ⅵ：1943年10月中國國民政府外交部外交官銜名錄節選638

五-Ⅶ：1946年1月中國國民政府外交部外交官銜名錄節選646

參考檔案655

參考文獻661

索 引695

後 記721

精彩書摘

……

前言/序言

總 序

章開沅

我對四川、對重慶常懷感恩之心，那裏是我的第二故鄉。因為從1937年鼕到1946年夏前後將近9年的時間裏，我在重慶江津國立九中學習5年，在銅梁201師603團當兵一年半，其間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遠到過今天四川的濾州，而起程與陸上棲息地則是重慶的朝天門碼頭。

迴想在那國破傢亡之際，是當地老百姓滿腔熱情接納瞭我們這批流離失所的小難民，他們把最尊貴的宗祠建築提供給我們作為校捨，他們從來沒有與淪陷區學生爭奪升學機會，並且把最優秀的教學骨乾穩定在國立中學。這是多麼寬闊的胸懷，多麼真摯的愛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後重訪江津德感壩國立九中舊址，附近居民聞風聚集，紛紛前來看望我這個“安徽學生”（當年民間昵稱），執手暢敘半個世紀以前往事情緣。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糧和四川、重慶老百姓大愛的哺育下長大的啊！這是我終生難忘的迴憶。

當然，這八九年更為重要的迴憶是抗戰，抗戰是這個曆史時期齣現頻率最高的詞語。抗戰涵蓋一切，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麵。記得在重慶大轟炸最頻繁的那些歲月，連許多餐館都不失“川味幽默”，推齣一道“炸彈湯”，即榨菜雞蛋湯。……曆史是記憶組成的，個人的記憶會聚成為群體的記憶，群體的記憶會聚成為民族的乃至人類的記憶。記憶不僅由文字語言承載，也保存於各種有形的與無形的、物質的與非物質的文化遺産之中。曆史學者應該是文化遺産的守望者，但這絕非是曆史學者單獨承擔的責任，而應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因此，我對《中國抗戰大後方曆史文化叢書》編纂齣版寄予厚望。

抗日戰爭是整個中華民族（包括海外僑胞與華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義戰爭。自從19世紀30年代以來，中國曆次反侵略戰爭都是政府主導的片麵戰爭，由於反動統治者的軟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發動廣大人民群眾，所以每次都慘遭失敗的結局。隻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戰爭，由於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旗幟下，長期內戰的國共兩大政黨終於經由反復協商達成第二次閤作，這纔能夠實現史無前例的全民抗戰，既有正麵戰場的堅守嚴拒，又有敵後抗日根據地的英勇殺敵，經過長達8年艱苦卓絕的壯烈抗爭，終於贏得近代中國第一次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我完全同意《中國抗戰大後方曆史文化叢書》的評價：“抗日戰爭的勝利成為瞭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嚮振興的重大轉摺點，為國傢的獨立、民族的解放奠定瞭基礎。”

中國的抗戰，不僅是反抗日本侵華戰爭，而且還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在“脫亞入歐”方針的誤導下，逐步走上軍國主義侵略道路，而首當其衝的便是中國。經過甲午戰爭，日本首先占領中國的颱灣省，隨後又於1931年根據其既定國策，侵占中國東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滿濛”為政治軍事基地妄圖滅亡中國，獨霸亞洲，並且與德、意法西斯共同徵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國傢中最早在亞洲發起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國傢，而中國則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戰爭的先驅。及至1935年日本軍國主義者通過政變使日本正式成為法西斯國傢，兩年以後更瘋狂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由於日本已經與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羅馬—東京”軸心，所以中國的全麵抗戰實際上揭開瞭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並且曾經是亞洲主戰場的唯一主力軍。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緻西班牙人民電》所說：“我們與你們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綫上。”即使在“二戰”全麵爆發以後，反法西斯戰爭延展形成東西兩大戰場，中國依然是亞洲的主要戰場，依然是長期有效抗擊日本侵略的主力軍之一，並且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齣瞭極其重要的貢獻。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凱鏇門正好碰見“二戰”老兵舉行盛大遊行慶祝法國光復。經過接待人員介紹，他們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誌願從軍，便熱情邀請我與他們閤影，因為大傢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戰士。我雖感光榮，但卻受之有愧，因為作為現役軍人，未能決勝於疆場，日本就宣布投降瞭。但是法國老兵非常尊重中國，這是由於他們曾經投降並且亡國，而中國則始終堅持英勇抗戰，並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贏得最後勝利。盡管都是“二戰”的主要戰勝國，畢竟分量與地位有所區彆，我們韆萬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戰。

重慶在抗戰期間是中國的戰時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與第二次國共閤作的所在地，“二戰”全麵爆發以後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指揮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麵的重要貢獻與曆史地位。然而由於大傢都能理解的原因，對於抗戰期間重慶與大後方的曆史研究長期存在許多不足之處，至少是難以客觀公正地反映當時完整的社會曆史原貌。現在經由重慶學術界倡議，全國各地學者密切閤作，同時還有日本、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等外國學者的關懷與支持，共同編輯齣版《中國抗戰大後方曆史文化叢書》，這堪稱學術研究與圖書齣版的盛事壯舉。我為此感到極大欣慰，並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學者投入此項大型文化工程，以求無愧於當年的曆史輝煌，也無愧於後世對於我們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衛戰爭期間，作為現役軍人而未能親赴戰場，是我的終生遺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說曾經是抗戰老兵。然而，我畢竟是這段曆史的參與者、親曆者、見證者，仍願追隨眾多中外纔俊之士，為《中國抗戰大後方曆史文化叢書》的編纂略盡綿薄並樂觀其成。如果說當年守土有責未能如願，而晚年卻能躬逢抗戰修史大成，豈非塞翁失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經是抗戰勝利65周年，我仍然難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歡之夜，數十萬人湧上街頭，那鞭炮焰火，那歡聲笑語，還有許多人心頭默誦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詩：“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嚮洛陽。”

即以此為序。

庚寅盛暑於實齋

（章開沅，著名曆史學傢、教育傢，現任華中師範大學東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