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对历史事件的回顾、解读、总结,理所当然也成为历史学研究中的重点。考察其背景、揭示其原因、观察其萌芽、梳理其过程、释读其高潮、了解其余波、总结其影响、分析其意义乃是众多历史工作者呕心沥血且又乐此不疲的使命。这是他们存在的意但是,更重要的是研究者主体基于自己的阅历、史识、立场、好恶、爱憎,而对客观的历史事件投射主观上的倾向性认知导致的偏差。《大写的历史(套装共3册)》是作者黄朴民在从历史学家的角度,通过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基础,对历史上一些具有争论性的谜团的深入独到的分析解读。
作者简介
黄朴民,先秦两汉军事史、《孙子兵法》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敦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会长。
专擅治史,更精国学;视野宏通,观点犀利。2013年在《百家讲坛》解读《孙子兵法》,引起全民讨论热潮。
所著《何休评传》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评论何休学术思想成就的专著。
主要著作:《春秋军事史》、《孙子兵法详斛》、《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大一统:中国历代统一战略研究》、《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
目录
《大写的历史·被忽略的历史文化》
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儒者果真高尚?
“儒”的文化史考察
门外说“礼”
品鉴三味:我读《论语》(五则)
兵者未必诡道
《武经七书》的文化密码
追求功利:《孙子兵法》的核心精神
《孙子兵法》与现代社会竞争
用兵真艺术,人生大智慧:读《孙子兵法》
汉简《孙子兵法》佚文的学术价值
兵儒异同与思想融汇
走出历史的丛林
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的重构——兼说儒家对上古战争历史的虚拟化解读
走出历史图谱化的认知误区
历史学研究中的四个误区
向何处寻觅——兵学思想史研究中的瓶颈及其突破
以史为镜
历史的相似性:三闾大学的镜子
治世与盛世
从普适性的视域重估中华文化的价值
从春秋历史看当前国际格局
附录
南辕北辙:关于研究生培养的断想
我的国学观
现代中国需要国学
《大写的历史·被遗忘的历史事件》
涂脂抹粉后的历史
真相难觅——“赵氏孤儿”背后的历史重构
孔门造圣运动
汉武帝“建元改制”的政治风波
汉代“独尊儒术”表象的背后
汉代“表章六经”的政治文化学意义
歧路彷徨:“党锢之祸”与汉末儒林群生相
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交锋
国策与国运——析汉武帝身后的政治走向
当虚幻的理想撞上坚硬的现实——王莽改制的悲剧
《隆中对》的怪圈
魏孝文帝“全盘汉化”的不归之路
政治博弈:魏孝文帝迁都
千古楷模:贞观之治
从“陈桥驿兵变”到“杯酒释兵权”的演进——赵匡胤的胆略与权谋
为人臣的智慧
未央宫的奇冤
功高震主,祸患将至——君逼将反的故事
君子斗不过小人
逐鹿中原,争霸天下
晋楚争霸战争的来龙去脉
战略均势与弭兵大会
从争霸到兼并——晋阳之战的标志性意义
中国古代王朝崛起战争中的战略指导——以秦汉时期为中心
晋景公与齐晋睾之战
柏举之战——争霸战争重心的南移
兵者,诡道也
兵无常势——韩信“背水阵”揭秘
“五兵之中,唯火最烈”——火攻与赤壁之战
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萨尔浒之战
先秦野战歼灭战的典范——长平之战
《大写的历史·被误解的历史人物》
从来胜者无侥幸
张弛有道称小霸——郑庄公的英雄本色
一匡天下之领袖风度——齐桓公的稳重
宿命之逆袭——晋文公的图霸战略
春秋霸主第一人——楚庄王的雄才大略
睿哲非凡的旷世明君——汉文帝
明君风范——刘秀的政治智慧与治国方略
悲壮的失败者
贵族优雅精神的绝唱——宋襄公之死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晋献公的成与败
有雄才而无大略——秦穆公的战略短见
创业容易守业难——晋裹公的无奈
抓一手好牌却最终亏输——善始却无法善终的晋厉公
令人唏嘘不已的正剧——晋悼公复霸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魏惠王战略方向选择的失误
识时务者为俊杰——苻坚的悲剧命运
事必躬亲未必优——隋文帝的政治格局
运去英雄不自由——不走运的马谡
做人不低调的危险——贺若弼英雄末路
孤忠悬白日,遗恨寄中原——岳飞为什么不得不死
政治牺牲品——戚继光的宦海沉浮
历史大咖们的另一面
岂敢称英雄——越王勾践的负面示范
喜怒哀乐形于色——孔夫子的人格魅力
扑朔迷离——孙子其人的来龙去脉
赤子本色——可亲可爱的子路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为何不当官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重用马谡看诸葛亮的圈子意识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也说李广
将权对皇权的屈服——卫青的圆滑
歌功颂德言天命——王齐.的男一面
事君数,斯辱矣——从胡惟庸到年羹尧
得麒麟才子得天下
东汉开国第一人——邓禹与他的《图天下策》
战略家谋划的典范——诸葛亮与《隆中对》
驾驭全局——羊祜《平吴疏》的战略指导思想
制敌命脉,混成一统——高颊《取陈策》解读
多方误敌,一战而克——贺若弼《御授平陈七策》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与他的“九字箴言”
运筹帷幄——韩信与他的《汉中对》
经生汉代知多少,屈指谁为王佐才——贾谊的政治大智慧
精彩书摘
《大写的历史·被遗忘的历史事件》
汉代“表章六经”的政治文化学意义
一、“表章六经”与独尊儒术的历史进程
汉帝国崛起并在武帝朝达到鼎盛,当然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但选取儒家作为帝国的统治思想,以儒家为主,整合法家、道家的思想文化政策,则是众多因素中十分重要的一条。这一思想文化制度的确立,对汉帝国制度的完善、伦理道德的确立、政治的运作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很显然,武帝朝的改革,首先是从思想文化人手的。因为不解决思想问题,改革不可能顺利进行;选择正确的统治思想,关乎王朝的长治久安。为解决黄老思潮所倡导的垂拱无为的政治风气,意欲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们把目光投向了一直在民间流传发展的儒学。儒学最擅长的就是制礼作乐,搞制度建设和伦理道德建设。黄老学说所短,正是儒家学说之所长。和黄老相比,儒家的学说是积极有为的,是进取的。统治阶层选取儒家学说作为官方学说,就是发出了大汉帝国的政治要由循默无为转变为积极有为的信号。
儒学的最早推手不是汉武帝,而是以窦太后的娘家侄子窦婴和田蚧为首的一个政治集团,建元元年(前140)十月,即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选拔帝国统治人才。就在这次人才选拔中,丞相卫绾提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建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卫绾提出这个建议,显然是透漏出当政者欲统一思想的意思。但此时朝廷大政仍然掌握在喜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手中,卫绾的举动是对她的权威的挑战,不久即遭到清算罢相。而其实卫绾背后的真正推手是窦婴和新贵田蚧。窦婴与田蚧二人“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在他们周围已形成一个儒学政治集团,他们是不会甘心于卫绾的废黜而放弃对掌控政局的尝试的。
但是,不久窦婴、田蚧、赵绾等人就和窦太后发生了激烈冲突:“太后好黄老言,而婴、蚧、赵绾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在罢免“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方正之后,继而“贬道家言”,向黄老之术开刀,这就接近独尊儒术了。但他们的行动遭到窦太后强有力的反击。建元二年(前139),赵绾奏请以后不再向窦太后奏事,欲将窦太后排斥出政局,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而免丞相婴、太尉蚧”,独尊儒术的行动遭遇挫折。
不过,窦婴、田蚧罢相以及赵绾、王臧下狱死,并没有影响整个独尊儒术运动的推行。一方面“务推隆儒术”的田蚧因与武帝母亲王太后关系密切,故仍然对朝政有着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一大批儒生通过招贤良文学进入到统治阶层,对朝政施加自己的影响。他们都是儒学的坚定拥护者和将儒学定为官方学说的强有力的推动者。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两位治“春秋公羊学”的专家董仲舒和公孙弘。
公孙弘可以说是推动儒学上升为官学的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但他本身在经学方面没有什么造诣,也不是什么正宗的春秋公羊学家,只是“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之所以打起“春秋公羊学”的旗帜,不过是他干禄的手段而已。
在汉武帝时举贤良文学,那时公孙弘已经六十岁了。老的政客总是容易哄小皇帝,公孙弘就很能哄汉武帝。他这个人非常工于心计,“外宽内深”,他做了一件事不仅使得窦婴、田蚧等推隆儒术的成果得以巩固,还作为历史的成果延续下去,那就是把博士官由皇帝的顾问官变成了教育官。他向汉武帝建议:“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如果说公孙弘运用政治手腕,让儒家的博士官控制了教育权,控制了候补文官的选拔权,从帝国政策方面奠定了儒学复兴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真正的“春秋学”大师董仲舒建议“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则是通过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专门教育机构来推广儒学。这两条措施,奠定了儒学在汉王朝的主流学说地位,从此遭秦始皇焚书坑儒大劫的儒学有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很快繁荣起来:“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此外,董仲舒还从理论上给予公孙弘呼应,在《天人三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建议,并从“天人感应”的角度做了说明。董仲舒与公孙弘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统一,完成了将儒学定为汉帝国官方学说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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