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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敲开中国思想文化的大门，寻求中国智慧的捷径不可不读冯友兰。中国百年来伟大哲学家的经典代表作。陈寅恪先生评：“取材严谨，持论精严，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贞元六书建构了人生哲学的完整体系，发掘现实生活的哲学智慧。冯先生的著作，面向人生，联系生活，为人们的现实生活寻找智慧，为人们的心灵寻找寄托，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探索出路。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史德，极高明而道中庸，学究天人，毕生所寄：“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

内容简介

　　冯友兰是20世纪中国非常有影响的哲学家，以“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以道中庸”为座右铭，自称为“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12卷本的《冯友兰文集》，主要包括“三史”“六书”，还有《三松堂自序》、《人生哲学》。

作者简介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1920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伍德希里奇。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毕生著作可概括为“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为《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为《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并为回忆录《三松堂自序》。冯友兰是在中国学术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学者。

目录

《冯友兰文集（第一卷）：三松堂自序》：
《自序》之自序
第一篇 社会
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
第二章 民国时期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第二篇 哲学
第四章 二十年代
第五章 三十年代
第六章 四十年代
第七章 五十年代及以后

第三篇 大学
第八章 北京大学
第九章 清华大学
第十章 西南联合大学

第四篇 展望
第十一章 明志

《冯友兰文集（第二卷）：人生哲学》：
自序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哲学与人生
第二节 哲学及人生哲学
第三节 哲学家之“见”与“蔽”
第四节 人生哲学之派别

第二章 浪漫派——道家
第一节 所谓道德之意义
第二节 何为幸福
第三节 人为之害
第四节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第五节 个人之修养
第六节 纯粹经验之世界
第七节 万物一体
第八节 余论

第三章 理想派——柏拉图
第一节 柏拉图与其时代之问题
第二节 柏拉图对于此问题之解决
第三节 宿慧说与概念说
第四节 理智的世界与感觉的世界
第五节 灵魂与肉体
第六节 爱与哲学
第七节 灵魂之转变
第八节 概念说之困难
第九节 余论

第四章 虚无派——叔本华
第一节 叔本华哲学之来源
第二节 何为柏拉图的概念
第三节 概念与个体之关系
第四节 超越的知识
第五节 爱之事业
第六节 永久的公道（Etemal Justice）
第七节 “无
第八节 余论

第五章 快乐派——杨朱
第一节 杨朱与道家之关系
第二节 杨朱之人生观
第三节 杨朱之人生术
第四节 不顾社会制裁
第五节 不顾任何结果
第六节 救世之法
第七节 余论

第六章 功利派——墨家
第一节 普通原理
第二节 客观的标准
第三节 实验主义的方法
第四节 何为人民之大利
第五节 兼爱
……

《冯友兰文集（第三卷）：中国哲学史 上》
《冯友兰文集（第四卷）：中国哲学史 下》
《冯友兰文集（第五卷）：贞元六书 上》
《冯友兰文集（第六卷）：贞元六书 下》
《冯友兰文集（第七卷）：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文集（第八卷）：中国哲学史新编 第一册》
《冯友兰文集（第九卷）：中国哲学史新编 第二册》
《冯友兰文集（第十卷）：中国哲学史新编 第三册》
《冯友兰文集（第十一卷）：中国哲学史新编 第四册》
《冯友兰文集（第十二卷）：中国哲学史新编 第五册、第六册》

精彩书摘

　　就北京的故宫说，皇宫的本体是紫禁城。紫禁城的外围是皇城。皇城的正门是天安门。天安门还有一段前卫的皇城，横断长安街，一直延伸到离前门门楼不远的地方。这段城墙现在已经拆了，成为天安门广场。这段城墙横断长安街的地方，东西各留有三个门洞，称为“三座门”。这段墙的南端又有一座门，明朝称为“大明门”，清朝称为“大清门”，清朝亡了以后改称“中华门”。现在都已经拆了。“大明门”或“大清门”这些称号的意义，就等于县衙门大门竖匾上写的“某某县”的意义。“大明门”或“大清门”，表示这个门内的主人是明朝或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如同县衙门大门竖匾上写的“某某县”，表示这个衙门的主人就是这个县的统治者。在天安门和大清门中间那段前卫墙的外边，东西各有三座大衙门，东边三座就是吏、户、礼三部，西边三座就是兵、刑、工三部。这相当于县衙门大堂前边的东西两侧那两排房子。从天安门进去，经过端门、午门到太和殿，太和殿就是“大堂”，是皇帝正式坐朝的地方。从太和殿进去，中和殿是“二堂”，保和殿是“三堂”。保和殿后边是乾清门，乾清门就是“宅门”，此门以内，是皇帝的私宅。乾清门以外是外朝，以内是内廷。从乾清门进去，就是皇帝的私宅乾清宫，乾清宫就是“上房”。就格局和体制说，皇宫和县衙门是一致的。县衙门的格局和体制，表示县官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县官是封建政治机构中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官职，旧时称为“亲民之官”，它的地位很重要，权力也很大，是封建社会政治机构中的一个主要部分，至少在原来制定官制的人的意图中是如此。在每个朝代的末期，政治越来越腐败，当权的人不知道怎么样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而只是在上面多加机构，多设管官之官，在县官之上又增加些重叠机构，于是县官的地位就显得低了，县官的权力就显得小了，这是叠床架屋的政治机构造成的结果。
　　以上是我观察县衙门的格局、体制所得的一些猜想。再就衙门里的人说，县衙门里边住的是县官和他的家属以及由县官带来的幕僚和家人等。在新1日官交替的时候，县衙门完全是空的，原来的人都跟着旧官走了，新官带着自己的一班人马来接替。就我所看见的说，跟着我父亲来崇阳上任的有三位幕僚，当时称为“师爷”。一个是“刑钱师爷”，一个是“书启师爷”，一个是“教读师爷”。还有十几个家人。还有伺候家人的人，衙门里称为“三小子”。还有一个厨房，实际上是个小馆子，独立经营，给衙门里的人包饭，预备宴会筵席之类。总共算起来，总也有三四十人。这些人之中，除了厨房的人是由厨房老板负责之外，其余的人都是跟着官来的，他们的生活、工资都由官负责，他们都是官的私人，与国家政府没有关系。可以说，他们都是跟着官来吃崇阳县老百姓的。
　　在这些人之中，地位最高、工资最多的人是刑钱师爷。当时的官衙和老百姓的关系，主要是两件事情，一件是交粮纳税，一件是打官司。捐税这一类的事称为“钱谷”，讼狱这一类事称为“刑名”。这两类事情都是很细致很复杂的，无论什么出身的县官，都搞不清、管不了，都得请这方面的专家们来帮助。大县的衙门，需要两个师爷，一个叫刑名师爷，一个叫钱谷师爷。小县的衙门，一个师爷就兼管了，称为刑钱师爷。这一类的师爷，在衙门里地位很高，官见了他们也要称他“老夫子”。他们最瞧不起教读师爷，说教读师爷是少爷的先生，我是老爷的先生。他们工资最高，可是生活却很“苦”。照规矩，他们是不能跟衙门以外的人接触的，就是跟衙门以内的人也很少接触，他们只带着他们的眷属住在衙门内单独的小院子里，自家把自家隔离起来。那些家人们都没有工资，县官只给他们派职务，他们可以在他们职务范围之内，收些照例的收入。这些收入是公开的，送的人并不算贿赂，收的人也不算贪污。当时称之为“陋规”，虽然认为它“陋”，还是照此“规”行事。我们到了衙门的第二天，父亲在二堂上贴了一张用红纸写的手谕，派定跟来的家人的职务。我看见，家人看了这个手谕，有的很高兴，有的显出失望的样子，大概因为有的职务收入多，有的职务收入少。有些职务显然是不会有什么收入的，例如有一种职务叫“执帖”，在官出去拜客的时候管送片子（名片），投帖子，送手本。还有管签押房的倒茶送水的。这些职务显然是没有什么出息的。对于担任这一类职务的人，父亲在手谕中就批明向担任有收入的职务的人提成，或一二成，或三四成不等。这样调剂，担任没有收入的职务的人也有收入了，担任有收入的职务的人也不能独享其收入，也叫“有饭大家吃”吧。在这些职务中，专管词讼的最重要，收入也最多。老百姓的词讼，在六房中是刑房管，可是刑房也得通过管这种事的家人才能把案卷送到官面前。担任这种职务的家人，大概收入最多，作弊的可能也最大，他可以在整个过程中“上下其手”。总之，羊毛出在羊身上，家人们这些收入，归根到底还是都出在老百姓身上。总的看起来，衙门的各种事情，都得通过家人才能办理，而这些家人又都是县官的私人，他实际上是把统治一县的大权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里。照官制上看，也设置了一些“佐杂官”，帮助县官处理一县的事情，可是经过县官这样的集权，那些辅佐的官就没有事情可办了，成为闲员、冗官了。县官成为一县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后来我看到梁启超写的一篇文章，讲中国封建时代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治发展的过程。他从中央政府当权的官职名称上看出来封建君主越来越集权，越来越把权力收归他的私人掌握，实际上是归他一人掌握。一个县衙门中的集权的演变，也是如此，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家人们的收入都有安排了。师爷们的工资，衙门的一切费用，按说是从县官的工资里面开销了，县官的工资有多少呢？我在父亲的办公桌上看见一个往上报销的稿子，县官和那些佐杂官，都有所谓“养廉”。县官的“养廉”是每年四五两银子。顾名思义，“养廉”并不是俸禄，只是一种补贴。朝廷怕这些官们钱不够花，以致贪污，所以给他们一点补贴，养他们的廉。至于俸禄呢？据我当时所知道的，是没有的。县官、衙门的一切开销，还有县官一家的生活，怎么维持呢？母亲对我讲，原来老百姓向县官交粮，交的是铜钱。朝廷规矩的粮额，是按银子算的，每两银子折合铜钱两串（每串一千文）。县官收了老百姓的铜钱，拿铜钱去买银子，上缴国库。银子和铜钱的比价，是经常变动的。遇见银子便宜的时候，县官可以用少量的铜钱买多量的银子；银子贵的时候，县官只能用多量的铜钱买少量的银子。无论买多买少，用两串铜钱买一两银子，总有余额。这个余额就是县官的收入。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白银外流，银子的价钱越来越贵。在我们刚到武昌的时候，一两银子只值七八百铜钱。可是当父亲在崇阳的时候，要买一两银子就需要一千二三百铜钱。银价贵了，就使县官的收入减少了。县官的收入，无论增加或减少，朝廷是不管的。实际上，朝廷是把这一块地方包给县官了，县官只要把每年规定的银子定额上缴国库，就算尽职了。县官实际上等于一个封君，他所管的一县就是他的“采邑”。所不同于古代的封君者，就是古代的封君把采邑的收入全归自家享受，而县官则必须照定额向国库交银子。在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来古代分封制的残余痕迹。县官确实像个百里侯。我不知道湖北省内别的县是不是这个样子，更不知道别的省是不是这个样子。细节上可能有些不同，但是我猜想，基本精神大概是差不多的。
　　自从教读师爷（即我们的先生）到衙门以后，我们读书就上了轨道了。功课有四门：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经书不读了，只读古文，读本是吴汝纶所选的《桐城吴氏古文读本》，一开头就是贾谊的《过秦论》。读古文虽然还不能全懂，但是比经书容易懂多了；并且有声调，有气势，读起来觉得很有意思。算术是加减乘除从头学起。此外是写大字，每星期作文一次。功课不紧，往往一个上午就上完了。父亲不准我们出衙门闲逛乱跑，我们也从来没有出过衙门。我的大部分课外时间都消磨在父亲的签押房里。在签押房里有两大箱子书，还有一些新出的刊物，我在签押房总是趴在床上翻看那些新、旧书籍。当时有一种刊物，叫《外交报》，其中发表的文章，都是讲世界知识和国际情况，这些文章我很爱看。父亲见我在那里翻书，从不责怪，也不问我翻的都是些什么书。有时父亲不在签押房，我也在他的办公桌上翻看一些文件。上面所说的关于“养廉”的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翻看到的。
　　……

前言/序言

　　冯友兰先生在民国初年考入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毕业，后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冯先生归国后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1949年以前曾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达18年之久，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他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之一，他在3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中国哲学通史之作。
　　冯先生寿高九五，在他逝世的前半年，也就是1990年3月，他自拟了一幅95岁的预寿联，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是他在晚年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即将最后完成之时，对自己一生学问所作的总结。“三史”是指他的三部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分别代表了他在30年代、40年代、80年代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其中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叙述分析的范围不仅包括古代哲学，而且包括他对现代中国哲学的思考。“六书”是指《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是他在抗战期间所写的六部哲学著作，合称“贞元六书”。“三史”是哲学史著作，“六书”是哲学著作。“三史”“六书”概括了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也代表了他一生的学术贡献。由此可知，“三史”“六书”构成了冯先生全部著述的主体与核心，而冯先生的其他著述则可看作“三史”“六书”在不同时期的准备、衍展、扩大、反思。
　　从学术上看，“三史”中的《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在30年代初依据对古代中国哲学的文本、参照古代和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来理解和分析中国哲学的教科书；《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在40年代末用他自己的“新理学”体系解释和分析中国哲学的简本哲学史；而最后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冯先生经历了50年代到70年代的曲折，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建立的对中国哲学的说明和解释，其中融合了前两本哲学史的分析和观点。《新编》以一个人之力，把孔夫子到毛泽东的古今中国哲学史作了全面系统的论析，这在当代还是绝无仅有的。“三史释今古”的“释”字，一方面是指，在古代文献的利用上，冯先生的治中国哲学史与“信古”“疑古”的方法不同，采取的是“释古”的方法：另一方面则彰显出哲学史写作是对古代文献和思想历史的分析阐释，具有诠释的特性。“三史”所体现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成就，使得他无可争议地成为20世纪我国中国哲学史研究最有威望与成就的大师。
　　在“六书”中，《新理学》是专门分析共相和殊相（即一般和特殊）的纯哲学论著。《新事论》是以共相和殊相的哲学分析为基础来解决中西文化问题，主张中国学习西方是要学习其共相，共相即现代化。《新世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人的生活行为的基本规律，谋求从古代的圣人道德向现代的以个人为基础的道德生活的转变。《新原人》是关于人的境界论的体系性著作，论述人的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指出现代社会的人在不违反道德的生活方式之上，追求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意义。《新原道》论述了冯友兰所认识的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和主流，认为这个优良的传统和主流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即哲学的思考从不脱离人的社会生活。《新知言》是论述中国哲学的方法及其现代意义。这六部书构成的体系，是一个谋求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近代化的中国哲学体系，也是古典中国哲学传统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新发展。“六书纪贞元”是指构成了“新理学”体系的这六部书是抗战时期哲学家精神活动的写照，也是对这一民族生命转折时代的哲学见证。“新理学”的体系是现代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体系之一。
　　“三史”是“史”，“六书”是“论”，“三史”“六书”凝结了冯先生一生的思想学术。那么，“三史”与“六书”之间，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之道、一个始终不变的思想线索呢？回答是肯定的。“三史”与“六书”虽然各为史论，“三史”之间的跨度也达50年之久，但其间始终贯穿着他一贯的强烈的文化信念，这就是“旧邦新命”的观念，这一观念既是文化信念，也是政治信念。“旧邦新命”就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而这一主题是和中华民族在整个20世纪中从挫折中奋起的历史，是和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最悠久的文化从失落走向振兴的历史，和中国作为民族国家从前现代走向现代化的奋斗历程紧紧相联系的。“旧邦新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的特性在哲学家观念中的提炼。从这里可知，冯先生从来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他始终是把自己和民族生命与民族文化的兴亡联为一体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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