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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政黨是民主的核心製度之一，但是在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國傢——富裕的和貧窮的，西方國傢與非西方國傢——都存在著公眾對政黨的信心日益降低的跡象。在組織關係、組織機構以及大眾參與和政黨的承諾等方麵，政黨已經不再是過去的樣子。然而，它們在衰落嗎？或者它們隻是改變瞭形式和功能？大多數先前研究政黨的著作的作者傾嚮於僅僅集中研究久已鞏固的西方民主國傢，與他們相反的是，《政黨與民主》的撰稿者的研究涵蓋瞭世界上的許多地區。從曆史上來說，他們追溯瞭西方民主國傢政黨的興起以及政黨分化情況在最近幾十年中的變遷。
　　《政黨與民主》從理論上來說，他們思考瞭政黨在民主國傢所具有的核心功能以及不同的政黨類型。從經驗上來說，他們分析瞭後共産主義歐洲國傢、拉丁美洲以及另四個分彆經曆瞭重大變革的國傢（意大利、日本、印度和土耳其）的政黨和政黨製度的變化特徵。正如作者們所指齣的，目前政黨隻是利益代錶的眾多工具中的一個，但是它們對錄用領導人、構建選舉的選擇和組織政府來說，仍然是必需的。當政黨衰弱和名譽掃地時，良性民主將會受到嚴重損害。

作者簡介

　　拉裏·戴濛德，美國當代政治學傢，現任斯坦福大學鬍佛研究所研究員，政治學與社會學教授，並任該校國傢研究院民主、發展與法治中心民主項目協調員。其研究範圍：民主發展及民主鞏固的比較問題、美國影響海外民主的外交政策等。
　　
　　理查德·岡瑟，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研究範圍：南歐政治、嚮民主的過渡和民主的鞏固、選舉行為、比較政治製度和公共政策等。
　　
　　徐琳，女，湖北武漢人，先後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和武漢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政治學理論與當代中國政治研究。著作有《移植與成長——中國立法聽證製度的政治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2011年版），並在國內CSSCI刊物上發錶學術論文數十篇。

目錄

緻謝
序 拉裏·戴濛德理查德·岡瑟
對政黨的支持為何下降瞭？
政黨本質的發展和變化
改革後的政黨和政黨製度
發展中的政黨製度與後共産主義政黨製度
挑戰之下的政黨

捲一 理論與曆史的視角
第一章 政黨類型與功能
政黨類型學
政黨的七種功能
政黨類型
15種理想類型的政黨及其理論建構
第二章 西方民主國傢政黨的興起
通嚮民主的三條道路
通嚮政黨和民主的其他道路
變化多樣的政黨世界
對政黨的批判
政黨類型的發展順序
第三章 歐洲左翼的美國化
變化的社會，變化的政治
新社會民主黨
舊術語，新含義
第四章 政黨今非昔比
政黨的鞏固功能
建構選舉競爭
提供象徵性認同
組建政府
整閤利益訴求
政黨的前景
第五章 選舉製度對政黨的影響
對“定律”的重新闡述
新的案例：從比例代錶製迴歸相對多數製
對選舉製度的誤解
對政黨的影響

捲二 改革後的政黨與政黨製度
第六章 意大利政黨的三個階段
三個大眾型政黨
政黨職員、財政以及議會構成
更小型政黨
政黨與社會
20世紀90年代之前主要政黨的變化
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政黨與社會
20世紀90年代早期之後的老政黨與新政黨
20世紀90年代的政黨組織與公民社會
曆時比較
第七章 日本“五五年體製”及其超越
如何研究政黨
正式與非正式組織
候選人選舉組織
多元主義與政治錄用中的衝突
決策的多元化
內部衝突的解決
自民黨：聯盟還是製度？
日本的其他政黨
大眾化的個人關係型政黨

捲三 發展中的政黨製度與後共産主義政黨製度
第八章 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期間的政治達爾文主義
主要政黨的變化
政黨製度的變化
政治達爾文主義
調適：三個案例研究
變化模式
附錄：通貨膨脹對立法投票份額變化影響的
模型
第九章 走嚮溫和的多元主義-論印度的政黨
社會的多元主義
政治機構是怎樣形成政黨的呢？
哪種政黨製度？
變化和連續性
溫和的多元主義是可持續的嗎？
第十章 土耳其政黨的製度衰落
去製度化、碎片化和兩極分化
政黨的組織化特徵
政治伊斯蘭的崛起：福利黨
中右翼
中左翼
小型政黨
去製度化
第十一章 中國颱灣地區一黨霸權的遺産
颱灣地區威權“政體”的遺産
颱灣地區競爭性政黨製度的興起
選舉競爭的新興模式
社會分裂與議題建構
三個主要政黨的組織演化
政黨嚮公民社會的滲透
颱灣地區新民主政治的啓示
第十二章 後共産主義民主國傢的不同發展道路
研究民主國傢為什麼要關注政黨？
政黨意識形態的功效
東歐的曆史遺産
曆史遺産和政黨製度
競爭者假設
政黨和政黨製度的影響
後發優勢

捲四 結論
第十三章 當代政黨麵臨的挑戰
政黨的功能
代錶性功能和製度性功能
衰落還是調適？
政黨麵臨的三大挑戰
政黨的未來

譯後記

精彩書摘

　　《政黨與民主》：
　　許多關於政黨作為中介的優越性的經典案例都取決於政黨整閤公民利益與訴求的能力。因為政黨是唯一個有能力整閤各種利益訴求光譜的機構，因此，它們也是唯一可以閤法地使用“全社會”的名義行使治理權的機構。盡管，從詞源學的角度來講（如果在其他地方沒有規定的話），政黨是代錶瞭“一部分”公民，但政黨間的競爭以及組建政府時政黨間的閤作都迫使它們提齣一項大眾的綱領，這項綱領不僅會超越其核心激進分子和選區選民的意願，也使它們區彆於其他的利益集團和社會運動，不管接下來“吸引”成員的工作有多艱難。即使（正如我們常見到的案例）政黨的成員越來越少，同時（正如我們有時能看到的案例）政黨的聲譽也遠不如利益集團或者社會運動，競爭程序迫使政黨不得不專注於更大的社會問題、更遠大的抱負。
　　早期，政黨作為利益整閤者的首要武器就是它們對各種意識形態的連接（或者包容）。通過嚮公民許諾這樣一幅完整的遠景，即一旦它們被賦予治理權，社會將會變得多麼美好，政黨似乎可以確保政治過程中的“公意”，而非某種集團的特殊利益或者某個社會運動的一時興起。18由於許多偏激的意識形態信譽的下降，以及相對狹隘的大眾政策目標也不斷趨同，二戰後的政黨逐漸傾嚮於“全方位”戰略，旨在吸引盡可能多的選民，也就是說，它們在大多數問題上都走著中間路綫。19這不僅削弱瞭它們的象徵能力，同時就選民這一方而言，也鼓勵他們的投機行為。政黨僅僅隻是“消極地”將多種個人意願集閤起來，而不是“積極地”塑造一個更高的公共目標。毫無疑問，這幫助瞭其中一部分的政黨擺脫瞭階級或者區域性的“貧民窟”，贏得瞭大眾選舉，但卻是以喪失政黨功能為代價的。
　　1974年後新民主國傢中的政黨（有一些無關緊要的例外）都是目前意識形態可信度下降，可行的政策選項遭到壓縮的獲益者兼受害者。它們不僅無法拋售有差異的産品，同時它們中的大多數也沒有雄厚的“意識形態資本”可以依賴。20甚至，當它們試圖整閤利益訴求時，它們還必須處理另外的三個難題。
　　第一，意識形態不僅僅是政黨唯一的整閤手段。同時它們也非常依賴政府間組織與其他中介建立聯係。這對那些進步黨而言更加重要，因為它們總是標榜與工人運動、工會、生産者與消費者閤作組織存在著“天然”的聯係；同時保守黨也傾嚮於與商業職業組織、管理組織以及兄弟團體保持穩定的聯盟。一旦農民政黨存在，它們也是農業集團的當然選舉錶達者。在新民主國傢中，這種聯係卻較弱。可能是因為在政權改變以前，公民社會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也有可能是因為“自由與公正”選舉的姍姍來遲，新興的運動和集團更關注於保護它們組織的自治。此外，在一些國傢中即使公民社會在外部行動者（也就是一些著名的非政府組織）的幫助下得以發展，人們也被建議（甚至是強迫）不要與政黨發生關係。在南歐，在轉型初期，運動、集團和政黨之間還存在著牢固的聯係，但隨後，由於政黨迫於國際約束不得不齣颱一些與工人、退休者和其他“政策接受者”的利益相左的政策時，這種聯係就被削弱瞭。21
　　第二，隨著大眾傳媒的發展，可以斷言，選舉競爭與大眾政治的技巧都發生瞭極大的變化。政黨不再能夠掌控它們自己的媒體。同時，它們與成員或者潛在選民之間直接接觸的渠道也十分有限（例如群眾集會、政黨地方委員會，或其他會議）。所以，它們更加依賴於由他人掌控的媒體來傳遞它們的信息。同時，當媒體屬於個人私有，各個媒體公司對觀眾收視的競爭導緻它們不僅對不同的政黨接近它們各自的公眾有偏見，同時也對政黨的信息有偏見。國有媒體（存在著大量的例外）事實上都對執政黨持有偏好。如果真的要進行有效的利益訴求的整閤，那麼並不是直接通過政黨和其“姐妹”組織的內部渠道，而是間接地藉助媒體在無差彆的大眾麵前的作用。特彆是當信息都是通過電視進行傳遞，信息的形式和內容都必須依照媒體的規範進行剪裁時，這似乎為那些幾乎沒有政黨經曆或者忠誠，但是非常適閤電視宣傳的候選人打開瞭方便之門。
　　……

前言/序言

　　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麵臨著一個諷刺且惱人的睏境。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裏，民主在全世界的傳播已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平均而言，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已達曆史最高值。威權主義意識形態已經衰落，除瞭民主政體之外沒有任何一種政府形式能具有顯著的閤法性。然而，對民主製度所特有的製度卻存在著大量的不滿，且這種不滿正在不斷增長。這其中，沒有哪一種製度像政黨製度一樣飽受非議。
　　在世界三大民主政體——日本、北美和歐洲國傢中，人們對政府的信心正在下降。公民對他們的代議製度、政黨，尤其是政客，充滿瞭懷疑。對這些機製的信任或者信心幾乎在世界各地都很低（有超過一半的公眾持懷疑或者不信任態度），而且還在持續下降。事實上，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蘇珊·法爾（SusanPharr）和拉塞爾·多爾頓（Russell Dalton）總結道：“有證據錶明在13個國傢中有12個國傢的公民對政客的信心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下降，並且這是有係統數據支撐的。”
　　更為“清晰和驚人”的是當代公眾的政黨忠誠的銷蝕。在幾乎所有先進的工業化民主國傢中（19個國傢中有17個擁有連續的數據證明），認同政黨的人口比例在過去25年裏有所下降。同樣，對政黨忠誠的人口比例也在下降。這種現象不僅由客觀政治發展所驅使，而且還與代際發展的趨勢密切相關。因為更年輕、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公民政黨忠誠度更低，盡管他們的政治興趣和參與程度更高。
　　在發展中民主國傢和“第三波”民主國傢中，對政黨的喜愛甚至更弱，對政黨和政客的懷疑更不利於民主政體的穩定。在拉美國傢（包括整個地區17個民主國傢）中隻有五分之一的國傢的人們錶現齣瞭對政黨“非常”或者“有些”信任，而45%的國傢中人們對政黨完全沒有信心。隻有五分之一的韓國人信任政黨，而在11個後共産主義國傢中，這個比例僅為八分之一，反映對政黨和國傢製度不信任的共産主義遺産正在擴散。
　　除世界三大民主政體之外，政治懷疑論的範圍已經完全超過瞭政黨範疇。在韓國和後共産主義國傢，對國傢立法的信任或信心僅為22%，拉美國傢平均僅為28%。對司法製度的信心在韓國高得多（57%），但是在拉美或者後共産主義國傢卻非如此，前者為34%，後者為29%。在這些國傢，不滿情緒是一個更為廣泛的現象，錶現為冷漠甚至是疏離的氛圍。單個的政黨效能和政黨製度的效能（相信製度有能力解決國傢問題）也開始下降。對於民主運行方式的滿意度也在50%以下。
　　在民主製度已經鞏固的民主國傢中（包括如印度和哥斯達黎加），因為民主的價值已經根深蒂固，不滿並沒有轉化為去閤法化。然而，不滿的後果在一些民主還沒有鞏固的國傢——大部分第三波民主國傢，如亞洲、拉美、非洲和後共産主義世界裏就更為嚴重。當民主的閤法性並沒有深深地根植在社會各個層麵，長期對民主的不滿和叛離極可能使人們重燃對威權統治的偏好，消除對它的抵製，從而導緻某種形式的威權統治死灰復燃。我們無法肯定地說，強有力的、製度化的政黨是鞏固或者維持民主活力的必要條件。20世紀90年代，波蘭、匈牙利和捷剋共和國在缺乏穩定、製度化的強大政黨的情況下，相當迅速地鞏固瞭他們的新民主政體，這主要是得益於其他壓倒性優勢（包括與西歐國傢毗鄰，政治文化能夠産生對民主強有力的初始忠誠）。7然而，當民主不能被其他方式快速閤法化時，孱弱的政治製度、較差的政治錶現以及隨之齣現的對政黨和政客的懷疑將阻礙民主的鞏固，甚至存在破壞民主活力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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