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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古典名著，古字、通假字、今文并存，读者阅读会很困难，必须借助工具书。而本系列书很好地解决了读者的烦恼：生字，注音；生词，注释；对照原文，严谨白话，免去查找工具书的烦恼。充满智慧的文字、新颖独特的版式、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设计理念，将阅读变成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全面提升欣赏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人人必备的理想藏书。

目录

卷一 五言古诗
张丸龄感遇二首
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月下独酌
春思
杜甫望岳
赠卫八处士
佳人
梦李白二首一
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
送别
青溪
渭川田家
西施咏
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
夏夕南亭怀辛大
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
王昌龄同从弟南斋玩月忆山阴崔少府
丘为寻西山隐者不遇
綦毋潜春泛若耶溪
常建宿王昌龄隐居
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元结贼退示官吏
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
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
寄全椒山中道士
长安遇冯著
夕次盱眙县
东郊
送杨氏女
柳宗元晨诣超师院读禅经
溪居
乐府
王昌龄塞上曲
塞下曲
李白关山月
子夜吴歌
长干行
孟郊烈女操
游子吟

卷二 七言古诗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李颀古意
送陈章甫
琴歌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
听安万善吹癣篥歌
孟浩然夜归鹿门歌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梦游天姥吟留别
金陵酒肆留别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把酒问月
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杜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
丹青引赠曹霸将军
寄韩谏议注
古柏行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
醉时歌
元结石鱼湖上醉歌并序
韩愈山石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
石鼓歌
柳宗元渔翁
白居易长恨歌
琵琶行
李商臆韩碑

卷三 七言乐府
高适燕歌行
李颀古从军行
王堆洛阳女儿行
老将行
桃源行
李白蜀道难
长相思二首
行路难
将进酒
牲甫兵车行
丽人行
哀江头
裒王孙

卷四 五言律诗
李隆基经鲁祭孔子而叹之
张九龄望月怀远
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
骆宾王在狱咏蝉
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沈俭期杂诗
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
王湾次北固山下
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岑参寄左省杜拾遗
李白赠盂浩然
渡荆门送别
送友人
听蜀僧涪弹琴
夜泊牛渚怀古
杜甫月夜
春望
春宿左省
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问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
月夜忆舍弟
天末怀李白
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
别房太尉墓
旅夜抒怀
登岳阳楼
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山居秋暝
归嵩山作
终南山
酬张少府
过香积寺
送梓州李使君
汉江临眺
终南别业
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与诸子登岘山
宴梅道土山房
岁暮归南山
过故人庄
秦中寄远上人
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留别王维
早寒有怀
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
送李中丞归汉阳别业
饯别王十一南游
寻南溪常道士
新年作
钱起送僧归日本
谷口书斋寄杨补阙
韦应物淮上喜会梁州故人
赋得暮雨送李胄
韩栩酬程近秋夜即事见赠
刘寄虚阙题
戴叔伦江乡故人偶集客舍
卢纶送李端
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
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
喜外弟卢纶见宿
贼平后送人北归
刘禹锡蜀先主庙
张籍没蕃故人
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杜牧旅宿
许浑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
早秋
李商隐蝉
风雨
落花
凉思
北青萝
温庭筠送人东归
马戴灞上秋居
楚江怀古
张乔书边事
崔涂除夜有怀
孤雁
杜荀鹤春官怨
韦庄章台夜思
僧皎然寻陆鸿渐不遇
……

卷五七言律诗
卷六五言绝句
卷七七言绝句

精彩书摘

　　《唐诗三百首（无障碍阅读典藏版）》：
　　【赏析】
　　观诗中“其年始改称元和”和“六年西顾空吟哦”两句意，此诗约写于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开篇四句点明缘起，张彻拿着石鼓文的拓片，请韩愈写诗为记，韩愈谦逊说“才薄将奈石鼓何”，然后下面就是正式的《石鼓歌》。石鼓约在唐初被发现，但并未受到多大重视，现存唐诗中，此前只有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然后韦应物也写过一首《石鼓歌》，正是在韦诗中，初判此为“周宣大猎兮岐之阳”时所制，而文字“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韩愈基本沿用了这一说法。虽然“辞严义密读难晓”，但韩愈认为这是难得的古物，对历史、文字、书法和儒学的研究都能起到很大作用，所以在元和元年（806年）向国子监祭酒提出将石鼓运回京城，妥善保护并加深研究的建议，可惜此事层层上报，最后却不了了之。韩愈整整等待了六年，内心遗憾、愤懑，因此才作了这首诗。
　　诗的主体是叙事，间以抒情，其实就内容和章法来看，很像一篇叙事文而非普通诗歌。就表面而言，此诗不过是为古物得不到保护而喟叹，其实皮里阳秋，别有深意。倒未必是诗人故意借题发挥，但这件事情的前后始末，对社会现实也存在着曲折的反映，韩愈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并将其完美地融入诗中。
　　首先，第一重深意，是韩愈沿用韦应物的判断，将石鼓制造的年代定为周宣王时期，从而加深他对石鼓之喜爱。西周鼎盛于成、康两代，昭、穆承其遗绪，然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到周厉王时代酿成了国人暴动，厉王之后宣王登基，国势略有所回升，然后幽王误国，遂使国灭。周宣王在位时“不籍千亩”，多次出兵征讨蛮夷却胜少败多，实在说不上有多么辉煌，但韩愈在诗中却对其大加赞颂——“宣王愤起挥天戈”、“诸侯剑佩鸣相磨”，颂其为中兴之英主。其实这是和社会现实紧密难分的，唐宪宗自即位以后，励精图治，重用贤良，改革弊政，取得了削藩的重大成果，他在位十五年，被后世誉为“元和中兴”，也即诗中所写“方今太平日无事”。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来看，唐宪宗之比周宣王，其实国势都并无太大起色，只是延后了败亡的时间而已，但身在局中，韩愈难免要对宪宗寄予更深的期望，所以他之美化周宣王，其实也是在歌颂唐宪宗。正因如此，韩愈才接受了石鼓产生于周宣王时代的说法，并且才会如此喜爱石鼓。
　　第二重深意，韩愈反对六朝以来靡丽而空洞的文风，反对重形式超过内容，提倡学古文，习古道，这也是和他重视古物、热爱石鼓分不开的。诗中把石鼓文抬到绝高的位置，慨叹“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认为就文而言，石鼓文足以列入大小雅，并且《诗经》中其他篇章与其相比，就如同群星之比日月一般。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这是把诗歌当论文来看了，诗歌允许夸张，更允许以夸张的手法借物咏事，韩愈不过是用崇石鼓来崇古，再用崇古来推动古文运动而已。他对石鼓文书法的哄抬就更明显，竟然说“羲之俗书趁姿媚”，仿佛对比石鼓文书法，就连“书圣”王羲之都要甘拜下风，王羲之的字不仅“俗”而且媚俗。其实韩愈之意是说今不如古，王羲之的字写得再好，都是今字（楷书），而非“不类隶与蝌”（应该算大篆）的石鼓文。倘若真以为韩愈因爱好而双眼蒙蔽，认为那些“读难晓”的文字强过诗三百，那些“有缺画”的书体强过“书圣”所写，那真是不理解诗歌为何物，夸张又为何意了。
　　第三重深意，是痛斥“中朝大老”的因循苟且，“老于事”就字面来看，是指经验丰富、做事严谨，但结合上下文便可明白，这不过是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心态和行为处事的嘲讽罢了。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内有宦官弄权，外有藩镇割据，国势每况愈下，宪宗稍一振作，就定四川、平淮西，虽然未能根本上解决问题，却也对桀骜不驯地藩镇造成了沉重打击。可见韩愈认为，只要肯任事肯做事，国家定有起色，所以元和之前国势不振，元和之后恢复速度也不够快的病根，就在那些“中朝大老”身上。虽然这样理解整个社会局势，未免有些简单、天真，但对于胸怀大志却沉沦下僚，在广东、湖北做了多年小官，好不容易回朝却只做国子博士，无法进入中枢，无法施展抱负的韩愈来说，有这种认识和牢骚，也是非常正常和自然的事情。
　　所以诗人其实是把石鼓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相结合了起来，结句“呜呼吾意其蹉跎”就是明证，他最痛恨的不是石鼓不受重视，而是自己要求保护石鼓的建议不受重视。石鼓是难得的古物，韩愈认为可比“郜鼎”，但却“牧童敲火牛砺角”、“日销月铄就埋没”，他自己的遭际难道不是与此很相似吗？
　　全诗一韵到底，铿锵激越，朗吟上口，尤其描写石鼓文风采的一些比喻句，比如“快剑斫断生蛟鼍”、“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等等，想象力丰富，语言生动骏逸，更见笔力不凡。然而吟咏古物，故求古意，也偶尔怪险生僻，乃至诘屈聱牙，比如“遮罗”、“撝呵”、“委蛇”、“臼科”、“填咽”、“节角”、“媕娿”等词汇的运用，就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全诗的流畅性，甚至有凑韵之嫌，可谓是此诗的白璧微瑕。
　　……

前言/序言

　　孙洙，字临西，一字芩西，号蘅塘，晚号退士，世称蘅塘退士，江苏无锡人。早年人京师国子监学习，乾隆九年（1744年）中举，乾隆十一年（1746年）出任江苏上元县学教谕。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以后历任顺天府大城县知县、直隶卢龙县知县、山东邹平县知县、江宁府学教授等职。在任知县期间，孙洙深入民间访问疾苦，视百姓如家人父子，每当卸任之时，百姓攀辕哭泣，为他送行。直至告老还乡，仍两袖清风。
　　孙洙鉴于当时通行诗歌选本《千家诗》“工拙莫辨”，因此决定编辑一部唐诗选集取而代之。在继室徐兰英的协助下，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编成《唐诗三百首》，以“蘅塘退士”署名。
　　唐朝承接隋朝，历经将近三百年，无论文治武功，还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巅峰，曾出现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封建社会最鼎盛时期，也曾有“安史之乱…’泾原兵变”等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况。单从文学而言，中国是诗的国度，唐朝是中国诗歌的巅峰，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云蒸霞蔚，名家辈出。诗歌是当时文学的最高代表，成为中国传统文学坚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亮丽的风景线。唐诗与宋词、元曲并称，题材宽泛，众体兼备，格调高雅，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奇迹，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历朝历代的文人都视唐诗为圭臬，奉唐人为典范。
　　早在唐代，流传的唐诗选本就已有了不少品种，宋、元、明、清各代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类型和版本的唐诗选本，众多选本中，以孙洙的《唐诗三百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风行海内，老幼皆宜，雅俗共赏。
　　唐诗数量极多，清代康熙年间编订的《全唐诗》，收录诗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而此书中仍有不少遗漏。自然，如此巨量的诗句，常人难以全读。此后，沈德潜以《全唐诗》为蓝本，编选《唐诗别裁》，收录诗一千九百二十八首，普通人也难以全读。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自序》指出，“唐诗选本经大量散佚，至今尚存三百余种。当中最流行而家传户晓的，要算《唐诗三百首》。”
　　孙洙以《唐诗别裁》为蓝本，编选《唐诗三百首》，收录诗三百一十首，成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唐诗普及读本。《唐诗三百首》共选人唐代诗人七十七位，总计三百一十首诗，包括五言古诗、乐府、七言古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等。在诗人的选择上，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都有入选，展现了唐诗各个时期的精髓之作。
　　《唐诗三百首》以务实的编法、简易适中的篇幅、通俗大众的观点、入选的精美诗歌打动着读者，成为成功的启蒙教材、了解中国文化的模范读本。
　　本书在对孙洙的选本加以注释、语译、赏析之外，还对许多作品进行了“扩展阅读”，或是从格律人手，或是从义理解说，使读者既能深入理解，又能拓展阅读，使读者学诗时没有偏颇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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