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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当代中国学术史系列：当代中国革命史研究》梳理和总结了1949年至近年来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状况。除了研究综述以外，主体部分有五章，包括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研究、苏维埃革命研究、抗日战争研究、解放战争研究。作者以严谨而客观的态度，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目录

绪论
一 1949-1978年的中国革命史研究
二 1979年以来的中国革命史研究
三 近年革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
四 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展望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
一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一）五四运动的领导权和性质问题
（二）五四运动是否“全盘性反传统”
（三）五四运动中的救亡与启蒙
二 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传播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的起始时间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主体和渠道
（三）关于“三次论战”问题
三 共产主义早期组织
（一）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名称
（二）上海发起组与革命局
（三）湖南、广州、四川等地早期共产党组织
（四）中共早期党组织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四 中共一大和二大
（一）中共一大的开会和闭幕日期
（二）中共一大的出席代表
（三）中共一大的发起与筹备
（四）中共一大的会址及会场突被巡捕搜查的原因
（五）中共二大的出席人员及名单
（六）中共二大的主题及意义
五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六 共产国际对中共建党的影响

第二章 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研究
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起点问题
（二）国共合作的动因与“党内合作”方式
（三）“党内合作”下的党际关系
（四）国民党改组问题
二 中共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
（一）五卅运动研究
（二）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及“左”倾问题
（三）农民运动研究
三 中共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一）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二）上海谈判和国民党二大的“让步”
（三）中山舰事件
（四）整理党务案
四 北伐战争
（一）北伐战争的时限问题
（二）北伐战争的发动及领导权问题
（三）国民革命军的性质与政治工作
（四）叶挺独立团
五 中共的理论建设和组织发展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
（二）对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初步探索
（三）中共的制度建设和组织发展
六 大革命的失败及其原因
（一）大革命的结局
（二）陈独秀、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的责任
（三）国共合作破裂的其他因素

第三章 苏维埃革命研究
一 苏维埃革命研究的总体进展
二 苏维埃革命的起源研究
三 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社会关系研究
四 苏维埃革命的开端与发展研究
五 “围剿”和反“围剿”研究
六 红军长征到陕北研究
七 国内形势的变化及西安事变研究

第四章 抗日战争研究
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二 敌后战场
三 抗日根据地
四 减租减息
五 新民主主义理论
六 延安整风
七 农民、农村党组织建设及其他

第五章 解放战争研究
一 国共和谈与军事较量
二 土地改革
三 解放区干部整改
四 解放区经济、教育文化与社会
五 新政协与共同纲领等
六 苏美国共关系

参考书目
后记

精彩书摘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当代中国学术史系列：当代中国革命史研究》：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上也被称为国民革命时期，或大革命时期。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两三年，不过是幼年时期，却和已经诞生多年的中国国民党一起，在苏俄与共产国际的支持与援助下，在中国历史上写了浓重的一笔。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最早者当推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他于1926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向中共旅俄支部作了长达5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报告，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从中共一大到四大的历史及经验教训，可谓是党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此后，曾亲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革命前辈也留下了不少相关论著，如李立三的《党史报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刘少奇的《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王若飞的《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的《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均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角度，对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历史有所介绍。1931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华岗出版了《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一书，叙述了大革命的性质、起因和经过，保留了不少丰富而珍贵的材料，但因受时代影响，其理论分析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大革命史的研究经历了起伏曲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6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在资料收集与整理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再版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影印发行了《向导》《前锋》《先驱》《新青年》《中国工人》《政治周报》《农民运动》等革命历史期刊，编辑出版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等。同时，出版了一些涉及大革命史的小册子或专著，如胡华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吴裴民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上海时代书局1950年版），王真、刘立凯的《1919-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工人出版社1953年版），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司绶延、林干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简史》（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叶蠖生、罗仰生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李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等。此外，还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出版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论集》（来新夏、魏宏运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对大革命史的经过、领导权问题、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工农运动等做了初步探讨，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定基础。
　　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十年。大革命史研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步入歧途，许多事实被歪曲和篡改。当时，只有《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史讲义》一书风行一时，把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斗争的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单地说成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较坏的影响。
　　第三个阶段，“文革”结束后至今，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大革命研究发生了飞跃式的变化，取得了丰硕成果。首先，在资料建设方面，中央档案馆整理出版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两个版本，与地方档案馆合作编印了各省市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并编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人民出版社除再版《毛泽东选集》之外，陆续再版或出版了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刘少奇、周恩来、张太雷、赵世炎、彭湃等早期革命领袖及领导人的政论著作，并影印了《中国青年》《政治生活》《中国军人》《战士》《中国农民》《犁头》《人民周刊》等有关大革命时期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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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何为中国近代史？这一发问如果是在20年前，甚至在10年前，回答是不同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起止时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的认识是不一致的。在绝大多数的研究机构、高校与教科书中，1919年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的终点，那以后的历史被称为“中国现代史”。近代史研究所率先把1840-1949年间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打破了1919年的藩篱。如今，多数人都会同意，中国近代史是1840-1949年间的中国历史。近代史时限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反映了人们对“近代”认识的深化。
　　“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系列”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研究，它以对1840-1949年间的历史的研究为考察对象，而无论这段历史研究在当时是被称为“近代史研究”，还是“现代史研究”。
　　民国年间，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已经起步，但近代史学科获得迅速发展并成为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在以往学人的认知中，研究距离太近的历史难称学问，因为这一研究既可能包含着执笔人难以摆脱的情感倾向，又受制于历史结果还没有充分显现的现实困境，其研究结果便难以避免不够客观和不够准确的风险。因此，过近的历史是不宜研究的。“厚今薄古”的倡导，改变了这一状况，近代史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获得空前发展。应该说，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不仅仅是一项人为的政策的推动，实际上是适应了一个变动的社会的需求。社会发展对重新解释新近的历史提出了要求，人们需要认识刚刚过去的历史，肯定未来的发展方向。简言之，社会需要造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踏步发展。
　　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大致与共和国的发展同步：当社会发展呈现繁荣景象时，学术发展亦呈现勃勃生机；当社会发展遭遇曲折时，学术研究亦出现曲折。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代史研究亦大致可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个大的发展时期。倘若细分，这两个大的时期内又可分为几个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对此，本丛书并未强求统一，而由各卷根据各自的学科发展特点来做分期研究。
　　总体而言，在前一阶段，中国近代史学科完成奠基并获得蓬勃发展。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确认，并日益发展为历史研究中的显学。研究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来观察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建立起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近代史学科体系，并对近代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展开了实证性研究，形成了近代史研究的初步繁荣景象。
　　任何学术都难以避免时代的影响。社会发展对于近代史研究的需求，形成了强大的学科发展推动力，其利弊兼而有之。一方面，它促进了近代史研究的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它的工具性要求，又不可避免地对近代史研究造成了困扰，这种困扰在前17年中便已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致，其弊端彻底显现。“影射史学”一度使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沦为路线斗争的阐释性工具，沦为空头政治的奴婢，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失去了自己的科学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使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新时期，也使近代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社会的开放、思想的解放，为学术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新论新知不断涌现，近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大发展，这一发展不仅表现在人们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历史进程，观念和结论不断更新，还大量表现在对历史细节的还原上，各类史实的更正俯拾皆是。可以说，你很难找到一个原封不动停滞不前的领域。若干史实的重现和基本观念的拨乱反正，大大推动了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使人们对于近代史的认识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近代史的研究领域也大为开阔，由比较偏重政治史的局面，发展成多领域百花盛开的局面，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完整的近代史研究体系。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研究新作迭出；原先基础较薄弱的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边疆史研究有了极大发展；以往几近空白的人口史、灾荒史、观念史等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在传统学科经历着知识更新的同时，新学科的发展势头迅猛，近代史研究整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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