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如果没有哲学史史料的整理发现，那么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将停留于对既有材料反复颠倒咀嚼而无法推陈出新的囧境中。本书不仅系统梳理了中国从古至近代的哲学史料，还能教你掌握发掘、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史料的方法。
内容简介
本书采用了以每个时代主要思潮为经，以人物或著作为纬的写法。本书首先确立了中华民族古史的价值与意义，表达了他的古史观及文化观，不局限于“信古派”与“疑古派”的观点。本书介绍了中国传统治学方法，朴学的主要成就与近代学者对朴学的进一步发展。本书强调了地下考古的各种文字与新材料和经学为代表的上古文献的重要性。作者善于从各学科史料中发现哲学史的新材料。本书反映了萧先生对于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认识，开辟了宽阔的研究路径，表达了他广博的胸襟与“通观儒、释、道，涵化印、中、西”的学术追求。
作者简介
萧萐父（1924-2008），祖籍四川井研，出生于成都，哲学家与哲学史家。194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1951年入华西大学，后任四川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1956年到中央党校高级理论班深造，1957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同年秋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此后一直在该系任教，曾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他是国际知名学者，是国家重点学科——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创建者与学术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首任主任。社会兼职有：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联顾问，国际道联学术委员，中国《周易》学会顾问，国际中国哲学会国际学术顾问团成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著名的船山学和“明清早期启蒙学”专家，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要著作有《吹沙集》《吹沙二集》《吹沙三集》《船山哲学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合著有《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王夫之评传》等，主编《哲学史方法论研究》等。与李锦全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曾获原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目录
恩师的《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新版序
弁言
第一讲引论
一、明确本课要旨
二、珍视优良传统
三、正确对待民族文化遗产
第二讲古史祛疑
一、问题的提出
二、从考古新发现看我国文明史的开端
三、我国奴隶制形成的历史特点及其在古文献中
的反映
第三讲朴学简介
一、朴学源流
二、关于语言学
三、关于目录学
四、关于版本学
五、关于校勘学
六、关于辨伪学
七、关于辑佚学
八、关于工具书
第四讲原始文字与古史文献举要
一、地下考古的文字资料
二、关于传世的古史文献
三、一些关于古史的旁证材料
第五讲周秦之际哲学史料（上）
一、《周易》与早期阴阳家言
二、《论语》与先秦儒家言
三、《墨子》与先秦墨家言
四、《老子》与先秦道家言
第六讲周秦之际哲学史料（下）
五、《管子》与先秦法家言
六、《邓析子》与先秦名家言
七、《孙子》与先秦兵家言
八、关于先秦诸子的通考名著
第七讲秦汉哲学史料
一、时代特点及思想动向
二、秦汉之际的三种思潮
三、秦汉之际的自然科学思潮
四、王充及汉末社会批判思潮
五、原始道教史料
第八讲魏晋南北朝哲学史料
一、时代特点和思想阵线
二、玄学思潮
三、反玄学思潮
四、佛教兴盛与反佛思潮
五、道教与科学文献
六、美学与文艺批评
第九讲隋唐五代哲学史料
一、时代特点和思想气度
二、总集性史料举要
三、唐初无神论思潮
四、儒学正宗与史学巨擘
五、道教理论著作
六、佛教哲学论著
七、晚唐五代批判思潮
第十讲宋元明哲学史料
一、时代特点
二、哲学特点
三、史料举要
第十一讲明清之际哲学史料
一、总集性著作
二、明末清初道学余波的史料
三、清初反道学思潮的史料
四、18世纪汉学家著作中的哲学史料
五、17、18世纪自然科学家的著作
六、耶稣会士来华译著
第十二讲近现代哲学史料
上篇19世纪中国哲学史料
一、综合性资料
二、个案性资料
下篇20世纪中国哲学史料
一、综合性资料
二、专题性资料
三、科学主义思潮
四、人文主义思潮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
六、现代佛学思潮
附录
萧萐父先生与“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课
《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的意义
精彩书摘
三、清初反道学思潮的史料
明末清初，伴随着经济的变动和政治的变局，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批判思潮，首先从宋明道学的内部分化中衍生出抨击宋明道学的思潮，同时遍及各个学术领域都有“破块启蒙”的突破，从而引起整个学风的变异和学术路线的转轨。这一时期，南北呼应，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早期启蒙思想家。为追溯早期启蒙思潮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故从李贽、何心隐说起。
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人。1552年中举，历任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等职。1585年后弃官住湖北麻城龙湖芝佛院，从事讲学、著书和反道学的活动。1602年被下狱自杀。其生平事迹，除自述如《焚书》中的《卓吾论略》《自赞》《感慨平生》等之外，有袁中道《李温陵传》见《珂雪斋近集》卷七。、汪可受《卓吾老子墓碑》见《畿辅丛书》卷一百六十六。、清代钱谦益等所写李贽传记外，直到近代吴虞有《明李卓吾评传》见《吴虞文录》。，容肇祖有《李卓吾评传》（1937年商务印书馆版）、《李贽年谱》（1957年三联书店版），朱谦之有《李贽》（195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版），1957年以来福建及泉州曾出版多辑《李贽研究参考资料》。李贽著作流传甚多，达四十余种，多被明清两代列为“禁书”，而仍在民间流传，有些著作的真伪问题还有待考辨。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为《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易因》《四书评》《初谭集》等。
何心隐（1517—1579年）原名梁汝元，字夫山，江西永丰人。从颜山农学，为泰州学派中往异端发展的代表人物之一。弃科举业，专意聚徒讲学，终以异端罪被捕杖杀。著作有《爨桐集》，凡四卷，五十九篇，另补遗二篇。1960年中华书局有新校补本，名《何心隐集》。
黄宗羲及浙东学派：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浙江余姚人。他以师承刘宗周自命，实是冲破“囚缚”的启蒙学者。他学识非常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历法、数学，都有独到研究，尤其注重史学，可谓开创清代浙东史学的新风。他写下许多著作，共有一千三百多卷，现存39种，佚失42种。他于1663年完成光辉著作《明夷待访录》（因禁忌未全部刊布，未刻部分为《南雷黄子留书》）。“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离（火）下，坤（地）上，象征沉沉大地下，隐伏着燃烧的火种。在这本书中，黄宗羲处处采取历史比较法，对封建专制主义作了深刻批判，充分反映了早期市民运动影响下早期启蒙改革派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可称作“17世纪中国的民权宣言”。近在浙江新发现未刊入《明夷待访录》的佚文《文质》《封建》二篇，已附入《全集》第1卷，十分宝贵。
他的《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哲学史论著作。它叙录了明代哲学思潮，立十七个学案，每个学案选录了哲学家本人的著述，再按一定尺度予以分析和评价，初步具有了哲学史的雏形。
黄宗羲完成了《明儒学案》后，又着手编辑《宋元学案》，书未完成就逝世了。其子黄百家继续编辑，亦未完成。后全祖望继续这一工作，才完成大体的规模，定全书为一百卷，并做出每一卷的序录。最后经王梓材和冯云濠的补充，才成定本。《宋元学案》将宋元两代的哲学思想，按不同派别加以系统整理。每个学案先列一表，列举师友、弟子，以明学术渊源；其次叙述哲学家的生平、著作、思想，末附逸事及后人评论。
他的哲学著作还有《南雷文案》《文定》《文约》《孟子师说》《易学象数论》等。此外还写了《授时历假如》《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圆解》《今水经》等自然科学著作，可惜大都散失了。黄宗羲的著作后人编为《梨洲遗著汇刊》，有民国刊本。现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黄宗羲全集》，已出齐，共八卷及《南雷杂著稿真迹》。又黄炳垕所作《黄梨洲年谱》三卷，可参。
黄宗羲的学术由其弟子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人的发挥而形成了浙东史学派。万斯大（1633—1683年）字充宗，晚号跛翁，浙江鄞县人。他认为非通诸经则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著书达三百卷，《经学五书》中说礼者四，有《学礼质疑》《仪礼商》《周官辨非》《礼记偶笺》及《学春秋随笔》等。万斯同（1638—1702年）字季野，斯大之弟。曾赴京修撰《明史》，认为写史必须“事信而言文”。著有《历代史表》《儒林宗派》等。全祖望（1705—1755年）字绍衣，浙江鄞县人，乾隆进士。研治宋末和南明史事，留心乡土文献，著有《鲒埼亭集》。并续修黄宗羲《宋元学案》。邵廷采（1648—1711年）字念鲁，浙江余姚人。生平足迹未出乡里，而博学精识。著有《思复堂集》十卷。
存《绍兴先正丛书》中。
其书一、二、三卷全是明人传记，附《宋遗民所知传》，又有《史论》十篇（卷八）、《史略》六篇（卷九）。全祖望在《鲒埼亭集外集》中对邵氏有介绍。章学诚说他：“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义理，乃在子史之间。”《章氏遗书·邵与桐别传》。其所著书还有《东南纪事》《西南纪事》各十二卷。
顾炎武（1613—1682年）初名绛，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佣，江苏昆山亭林镇人，故又号亭林。他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诸子百家、音韵训诂之学，无不探究原委。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之风。他的哲学代表作为《日知录》三十二卷，书中肯定气本论，反对空谈心、性，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是其阅读了二十一史和全国各郡县志书之后，为关心国计民生而写的。《肇域志》一百卷，是一部重要的地理著作。《亭林文集》六十五卷，其中《蒋山佣残稿》三卷，原存日本大阪府图书馆，现收入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和1983年出版有《顾亭林诗文集》点校本。清代考据家何焯的《菰中随笔序》曾提到顾炎武另有《区言》五十卷，惜已佚失。此外清人黄汝诚撰有《日知录集释》，近人黄侃著有《日知录校记》（依清初抄本校补），今人张舜徽写有《顾亭林学记》等书，有参考价值。
方以智（1611—1671年）字密之，号浮山愚者，又号药地、极丸等，安徽桐城人。崇祯时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学识渊博，“凡天人、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著书数十万言《桐城耆旧传·方以智传》。”。他早年倾心自然科学，认为“质测即藏通几”，写了《通雅》《物理小识》等代表作。晚年潜心研究哲学，提出了“合二而一”等重要思想。这方面主要著作有《东西均》《浮山前集》《药地炮庄》《博依集》《愚者智禅师语录》《周易时论合编》等。他的著作还有顺治、康熙年间的抄本《浮山后集》《易余》《性故》《一贯问答》等。另外《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清末刊本）中也有方以智的著作《向言》《膝寓信笔》《稽古堂文集》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冒怀辛校点编辑的《方以智全集》，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又号船山，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麓，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学术研究，其哲学思想是我国朴素形态的唯物辩证法发展的高峰。王夫之留下著作一百多种，四百多卷，汇集为《船山遗书》。此书主要有两个本子，一个是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金陵编刻的，收有著作六十三种，被称为曾刻本。另一个是上海太平洋书店排印的，收有著作七十种，三百五十八卷，被称为排印本。王夫之的主要哲学著作为：
《周易内传》（附《发例》）和《周易外传》《周易大象解》，根据易理，系统发挥他自己的哲学思想。
《尚书引义》《诗广传》《续春秋左氏传博议》，较多地阐述自己的哲学认识论及价值论。
《张子正蒙注》《思问录》以及《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等，对宋明以来一系列哲学问题的复杂争论进行独立的反思和批判的总结，而《思问录》外篇更涉及不少自然科学问题。
《黄书》《俟解》《搔首问》，系针对现实的政论。
《春秋世论》《读通鉴论》《宋论》等，系引古筹今的系统史论，阐述了他的历史哲学。
《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以及《相宗络索》等，系对老庄哲学和佛家哲学的疏释和批判。
王夫之著述宏富，存世的七十余种，散佚的尚有十九种。湖南岳麓书社杨坚等重新校点编印《船山全书》，共计精装十六卷，已出版，辑录传记、年谱及评论等，甚丰富。
陈确（1604—1677年）字乾初，浙江海宁人，曾与黄宗羲同学于刘宗周。主要著作有《大学辩》《瞽言》等。《大学辩》，充分揭露《大学》中自相矛盾处，证其非圣经贤传，乃“末学之夸词，伪士之肤说”。《瞽言》中关于人性发展变化的观点与王夫之的“习成而性与成”的观点不谋而合，在论性问题上曾与黄宗羲有争论，而黄以后为陈确写《墓志铭》时，三易其稿，承认了陈确的创见。中华书局编有《陈确集》。
潘平格（1610—1677年）字用微，浙江慈溪人。他最早指出“朱子道，陆子禅”，并称“周、程、张、朱、象山、阳明、学皆杂佛老，无一真儒”，对宋明道学全面攻击，主张在日用实际中去求真理。潘平格著作有《求仁录》《著道录》等。归玄恭文集中有《与潘用微先生书》《与吴修龄书》等引及潘平格的观点，值得参阅。
唐甄（1630—1704年）初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甄，号圃亭，四川达州人。顺治十四年举人。他著有《潜书》（原名《衡书》），此书分上下篇，上篇主要论学，下篇主要论政，其中有不少具有启蒙性质的新思想。
朱之瑜（1600—1682年）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曾参加抗清，失败后逃到日本、南洋等地，最后客死于日本。其思想在日本有重要影响，他本人一直受到日本学者高度尊敬。朱之瑜的著作被后人辑为《舜水遗书》，其中最重要的是《阳九述略》，总结明亡教训，并在哲学上反对空谈性命，提倡“事功”，并从“事功”角度来称赞王阳明，所以不少日本学者将其思想归于阳明学。中华书局出有《朱舜水集》。
傅山（1607—1684年）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青主，山西阳曲（今太原）人。顺治时因为参加反清活动，入狱受刑，几死；康熙中征举博学鸿词，被逼至京，又以死拒试。博通经史诸子和佛道之学，兼工诗文、书画、金石，又精医学。用佛学解释《庄子》，用训诂诠注《墨经》等，时有新义阐发。他打破儒家正统之见，提倡“经子不分”，实开清代子学研究之先河。傅山著作为《霜红龛集》《荀子评注》。太原博物馆现藏有傅山的大量未刊手稿。
费密（1623—1699年）字此度，号燕峰，四川新繁人。他主张“道”要能“致用”，反对空谈道德性命的理学，曾大声疾呼：“宋以来天下之大患即理学也!”著作为《费氏遗书》，其中重要的有《弘道书》《荒书》等篇。《荒书》记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的事迹。
熊伯龙（1617—1669年）字次侯，号塞斋，湖北汉阳人。顺治五年榜眼，历官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熟习西方天文算学。著作为《无何集》。《荀子·天论》曰：“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熊伯龙故取“无何”二字作书名，表明其无神论主张。《无何集》把王充《论衡》驳斥谶纬、破除迷信的论辩，重新组织、编排，并附以《论衡》以后出现的无神论言论，加上自己对宗教和迷信的批判，从而形成了一部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的汇编。
胡承诺（1607—1681年）字君信，号东柯、固斋，又号隐矶渔人，晚号石庄，自称石庄老人，湖北天门人。一生以著述为事，致力于抨击程朱理学。著有《绎志》六十一卷等。
刘献廷（1648—1695年）字继庄，一字君贤，别号广阳子，顺天大兴（今北京市）人。性喜游历，治地理学，尤精音韵。通梵文、拉丁文、阿拉伯文、满文等多种语文，是我国最早从事比较语言和提倡实行拼音文字的人。著作为《广阳杂记》，其中有不少与王夫之相似的思想、言论。
屈大均（1630—1696年）字介于，号翁山，广东番禺人。参加过抗清战斗，败后削发为僧，不久还俗，北游关中、山西，与明遗民顾炎武等交往。诗文沉郁，富有民族意识，关心当时新经济的萌芽。著有《广东新语》《翁山文抄》《道援堂集》。
颜元、李塨及其学派。颜元（1635—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自号习斋，河北博野人。幼家贫，为朱姓养子，长期参加“耕田灌园”等农业劳动；后行医、教书，终生不仕。在哲学上，他重“习行”，倡“实学”，抨击道学“普天昏梦，不归程朱，则归陆王”，对当时和以后的思想文化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主要著作有《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和《习斋记余》。他的学生所编《颜习斋先生言行录》《习斋先生年谱》等书，也保留了不少思想资料。
李塨（1659—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是颜元的大弟子，并大力宣扬颜元思想，且提出学习西方的天文、数学等。李塨的著作有《大学辨业》《周易传注》《论语传注》等。后人又称他们为“颜李学派”，将他们的主要著作汇集为《颜李遗书》或《颜李丛书》。
颜元弟子王源（1648—1710年）字崑绳，大兴人。著有《居业堂文集》《平书》等。李塨作《平书订》，明确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思想。程廷祚（1691—1767年）号绵庄，推崇颜李，属此学派。其著作有《大易择言》《易通》《青溪文集》。戴望（1837—1873年）晚清今文经学家，以公羊义释《论语》，又著《颜氏学记》，是颜李学派学术著作的选辑，可供参阅。
……
前言/序言
这是一本可供文科研究生试用的教材或自学参考书。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为武汉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的历届研究生开设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课。由于常有文科其他系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也来选修或旁听，为照顾听课的对象，在讲授中不免适当扩充内容，以介绍哲学史料为中心而往往涉及其他文史知识；更由于中国古代学术尚未分化，哲学史料往往羼杂于其他非哲学的学术资料之中，需经鉴别、筛选和考订，才能清理出来，因而本课不可能单是介绍现成史料，而必须考索源流，辨析真伪，故其内容近于目录学、校雠学、文献学、史源学之综合。
本课经多次讲授，初拟讲纲，后写成讲义，再打印发给学员，最后修订成为此书。本书在教学实践中积累而成，仍保留讲义形式，从古到今，分十二讲，自为经纬，纲举目张。如用作教材，大体适应一学期每周4学时的授课，并注意到将一些论述仅标出一定体例，便于讲授者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发挥。本书内容如有某些特点，除上述在清理、评介史料中注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外，主要还表现在论述中熔铸了较丰富的文史考古知识，并特别注意评介五四以来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使研究生继踵前修，尽快地进入学术前沿；同时，特别强调义必征实，言必有据，提倡严谨笃实的学风。
本书其所以题名《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因中国哲学文化史料之繁富，可谓浩瀚无涯；其源流考辨也异说纷纭，难以穷举。这本小书只能是一斑窥豹，略举其要而已。一些问题虽有所引发，而浚求博证则只能寄希望于来者。
本书第十二讲“近现代哲学史料”由李维武教授执笔，谨志心感。
用户评价
这是一本读起来需要“搭把手”的书。当我试图用传统的史学叙事逻辑去套用它时，常常会感到挫败。它不是一本线性的、从A点到B点的历史讲述。更像是一张巨大的、没有明显边框的网，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重要的文献或思想家，而作者的工作，更多的是用极其精确但又相对简短的文字，把这些节点之间的潜在连接和可能的影响路径给标注出来。比如，当你读到某个时期对“性”的讨论时，它不会深入展开那个时代的伦理辩论，而是精准地告诉你：关于“性”的讨论，最早的明确提法出现在《XXX》的卷四，其核心观点在《YYY》中被首次系统性地反驳，而这种反驳在后来的佛学传入后又产生了怎样的微妙变化。这种“举要”的笔法，使得书中的信息密度极高，稍有走神，可能就会错过一个至关重要的文献对比。我感觉自己像是在进行一场高强度的文献检索训练，而不是享受轻松的阅读体验。它更像是为已经有一定基础的学徒准备的“高级速查手册”。
评分这本书，说实话，刚拿到手的时候，我对它的期望值其实挺高的，毕竟“史料源流举要”这几个字摆在那里，听起来就很有分量，像是要把中国哲学几千年的脉络，用最扎实的文献基础给梳理出来一样。然而，在翻阅的过程中，我发现它更像是一份精妙的目录，或者说是给一个宏大工程搭建的脚手架，而不是最终的华丽殿堂。作者的叙述方式非常克制，几乎没有那种慷慨激昂的理论阐发或者对后世影响的宏大评判，更多的是一种冷静的文献考据。比如，当谈到先秦诸子的时候，它会细致地列出主要的文本版本流变，不同时期学者的不同辑录方式，这对于做深入研究的人来说，无疑是极其宝贵的指引，可以直接指向第一手资料。但对于我这种希望快速建立起对中国哲学整体认知框架的普通读者来说，这种过于细致的“源流”展示，反而使得整体的画面有些模糊，好像被无数细小的沙砾填满了，看不清大江的走向。我常常需要停下来，去回想一下，这些零散的史料点究竟是如何串联起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这本书在学术价值上是毋庸置疑的，但阅读体验上，更像是徜徉在一座巨大的图书馆的档案室，你需要自己去整理线索，而不是有人为你铺设好一条清晰的导览路线。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感觉，简直就像是走进了某位老学者的书房，那里堆满了泛黄的古籍和密密麻麻的批注，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厚重的、只属于时间的味道。它的叙述节奏非常缓慢，仿佛作者生怕遗漏了任何一个细微的脉络变化。我尤其欣赏它在处理一些关键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语义漂移时的那种审慎态度。很多哲学史著作会直接给出“某某思想在宋明理学中发展为XXX”，但这本书却倾向于展示：在汉代，这段话的原意是什么？在唐代，是通过哪几位注疏家的解读才被赋予了新的侧重？这种“举要”并非是对内容的简单概括，而更像是一种对“理解的演变”的细致描摹。这让我想起做考古发掘，你不能直接拿出成品，你得一步步地去剥离泥土，展示每一层结构是如何被后来的侵蚀和覆盖所塑造的。读到后面，我不得不承认，它强迫我放慢了思考的速度，去尊重历史文本自身的复杂性，而不是用现代的眼光去强行裁剪和简化。这是一种对知识的敬畏，也是对阅读者专注力的极高要求。
评分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的行文风格极其古朴、严谨，带着一种古典学术的范式。如果你期待看到对中国哲学核心命题（如“天人合一”、“心物关系”）的现代性解读或者精彩的辩论片段，那么你可能会失望。这本书的重点在于“史料”和“源流”，它聚焦的不是“说什么”，而是“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过”。它像是一个极其耐心的园丁，关注的不是花朵盛开的绚烂，而是每一根枝条的生长轨迹，以及它们曾经依附于哪一块岩石或哪一棵老树。例如，对于一个关键思想的讨论，它会细致地追踪其在甲、乙、丙三部典籍中的不同表述，然后指出这种差异性如何影响了后世对该概念的理解。这种对细微差异的捕捉，耗费了作者极大的心力，也使得读者在阅读时必须全神贯注，否则很容易被那些看似无关的文献脚注所分散注意力。总而言之，它是一部建立在深厚文献功底之上的“溯源录”，其价值在于提供了最坚实的起点和路径参考，而非一个轻松易读的哲学地图。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它在梳理“源流”的过程中，似乎有意地淡化了某一学派的“终极真理”光环。很多哲学史著作写到道家或儒家时，总会有一种不自觉的“导向性”，好像所有的分支最终都汇聚到了某个宏伟的顶点。但这本书的笔调却非常中性，它只是忠实地记录了这些思想在历史长河中如何“发生”和“被接收”的过程。比如，当它提到某个学派的观点被统治者采纳，从而获得了官方地位时，它只是客观地陈述了文献的变动，并没有附加任何关于“功德”或“历史必然性”的价值判断。这种近乎冰冷的记录方式，反而带来了一种别样的震撼力——它让你意识到，哲学史的流变，很大程度上是权力、地域、以及文本偶然性的共同作用。读者必须自己去填补关于“为什么会这样”的情感和批判性思考。它提供的史料链条坚固无比，但链条两端的解释权，则完全交还给了读者自己，这对于习惯了被喂养观点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次思想上的“断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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