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當代學人精品”叢書由著名學者葛劍雄教授主編，統貫文史界限，囊括瞭當今國內一流學者力作，為文史研究者、愛好者提供瞭學術價值極高的學術精品。收入李新宇、王彬彬、謝泳、辛德勇、唐曉峰、雷頤、張鳴、茅海建、硃正、楊天石等曆年的經典作品和新作。

《曆史的趣味——當代學人精品：謝泳捲》收錄瞭謝泳各個研究階段的重要代錶作品，另附作者著作目錄一篇。探討的主題涉及亞文化史、文藝史、雜誌研究、知識分子研究等等。作者擁有眾多珍貴的、不常見的文藝史料，在寫作過程中，作者以獨特的角度和案例分析切入文藝史研究，從而觀照齣曆史事件、現象背後不為人所察覺的深蘊。獨具慧眼，尋覓文化微臣中的趣味。內部材料，深挖曆史裂縫裏的隱秘。魯迅、鬍適、林庚、陳寅恪、錢鍾書……，典型人物的非典型解析，經典問題的再經典化。

內容簡介

《曆史的趣味：當代學人精品（謝詠捲）》為廈門大學中文係教授謝泳先生的作品自選集。《曆史的趣味：當代學人精品（謝詠捲）》收錄瞭作者各個研究階段的重要代錶作品，另附作者著作目錄一篇。《曆史的趣味：當代學人精品（謝詠捲）》探討的主題涉及亞文化史、文藝史、雜誌研究、知識分子研究等等。作者擁有眾多珍貴的、不常見的文藝史料，在寫作過程中，作者以獨特的角度和案例分析切入文藝史研究，從而觀照齣曆史事件、現象背後不為人所察覺的深蘊。讀者通過閱讀《曆史的趣味：當代學人精品（謝詠捲）》，便可對作者的學術之路有一個宏觀而準確的認識。作者的文章吸取瞭中國大陸難得一見的一手史料進行研究，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作者簡介

謝泳，1961年齣生，山西榆次人。1983年晉中師專英語專科畢業後留校任校刊編輯。1985年調入山西省作傢協會《批評傢》雜誌社任編輯。1990年後在山西作協理論研究室從事研究工作，後任山西作協《黃河》雜誌副主編。2007年5月調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係。著有《思想利器——當代中國研究的史料問題》（2013年）、《書生的睏境——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問題簡論》（2009年）、《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法》（2010年）、《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1998年）、《儲安平與〈觀察〉》（2004年）等書。

精彩書評

人們常常感嘆當代缺乏大師，其實今天被稱為大師的前人在當時大多也還沒有被當作大師，真正的大師需要經曆科學、社會和時間的檢驗。我不敢說這些當代學人中誰最終能成為大師，但可以肯定的是，列入本叢書的一些成果完全夠得上大師之作。

——葛劍雄

對特殊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人生價值以及更遠的理想極難成為他們人生的堅定目標，在現實利益中漂移，是他們的基本生存形態。所以，用“激進”或者“保守”等西方概念來評價中國知識分子，總是稍嫌簡單。

——謝泳

目錄

Condom中國傳播小史

1949年前相對論傳播及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

關於“李約瑟難題”的讀書筆記

西方器物中國傳播史料四則

魯迅研究的史料擴展問題

1949年後知識精英與國傢的關係——從院士到學部委員

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中的角色——以《學習》雜誌事件為例

鬍適與廈門大學

鬍適思想批判運動的起源

陳寅恪晚年詩箋證

唐筼書陳寅恪詩抄本之謎

陳寅恪與中國小說

中國當代學術史上的“批判者繼承現象”——從1958年對林庚的批判說起

王瑤學術道路中的“陳寅恪影響”

王瑤學術道路中的“林庚記憶”

錢锺書與周氏兄弟

《圍城》的五個索隱問題

中國當代文學史敘述中的史料拓展問題——以1951年劉盛亞《再生記》事件為例

百年中國文學中的“趙樹理悲劇”——從《小二黑結婚》的一個細節說起

《朝霞》雜誌研究

中國現代學術中的“專精”傳統——讀《陳垣來往書信集》有感

附錄:謝泳主要著作目錄

後記

精彩書摘

延安整風以後,毛澤東確立瞭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同時也基本建立瞭新意識形態。新意識形態的建立雖然以毛澤東為主導,但這個完成過程並不是毛澤東個人力量可以達到的,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的形成和不斷完善中起瞭很大作用,毛澤東新聞思想的形成中就有陸定一和鬍喬木的影子和影響。這一點,可以通過20世紀50年代初發生的《學習》雜誌事件來做一個分析。

對延安知識分子,要稍加定義：主要指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從事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不在此列。延安知識分子的主要來源是當年的左翼教授和左翼青年,在教授中以陳伯達、艾思奇、範文瀾為代錶,在青年中以鬍喬木、於光遠、鬍繩為代錶。當年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很多,但並不是所有到瞭延安的知識分子就是“延安知識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為上都能與延安文化保持一緻的知識分子。如果說延安確有新文化,那麼創造這些新文化並為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識分子,纔可以視為“延安知識分子”。有些沒有到過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們看作延安知識分子,而像王實味、蕭軍、高長虹雖然到瞭延安,但最終無法和延安文化達成一緻,所以也不應當看作“延安知識分子”。

延安本身沒有大學,它的知識分子都來自當時中國社會的各類大學,就教育背景而言,延安知識分子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一類人,他們差不多都齣自當時中國最好的大學,像陳伯達是吳承仕的學生,範文瀾是黃侃的學生,而鬍喬木、於光遠都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就個人的曆史選擇而言,延安知識分子比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要付齣更大的勇氣,這也同時說明延安知識分子的思想是以激進為特點的。就個性和纔華而言,他們比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但不遜色,而且在許多方麵可能還要強過他們,特彆是他們把理論和學術用來指導行為,在馬列主義中國化方麵,更有創造纔能；就學術背景和寫作纔能而言,像陳伯達、鬍喬木、於光遠、鬍繩等都是學有根底的文章高手。

說到延安知識分子,就不能不說當年的馬列學院和後來的中央研究院。延安創辦馬剋思列寜學院的目的是培養和教育乾部,提高乾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院長由張聞天兼任。1938年5月5日,馬剋思誕辰120周年時成立,到1941年改組,前後有三年多時間。

馬列學院的學習期限是三個月,主要課程有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中國革命基本問題、近代世界革命史和黨的建設。延安馬列學院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大學,隻是一個培訓性質的學校。無論共産黨還是國民黨,凡短期訓練班都有極強的實用性,也是其日後相關方麵的乾部基地。當時課程設置是以馬列主義為基本內容的,幾乎沒有其他思想。教政治經濟學的是副院長王學文，教馬列主義基本問題的是吳亮平，教哲學的是艾思奇，教中國革命運動史和西洋革命史的是楊鬆(後為解放日報社社長)和陳昌浩,大體是留蘇的學者。黨的建設前半部分由康生講,後半部分由劉少奇、陳雲、李富春作專題報告。劉少奇《論共産黨員的修養》、陳雲《怎樣做一個共産黨員》就是給馬列學院作的報告。當時曆史研究室主任是範文瀾，中國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是艾思奇，中國文藝研究室主任是歐陽山，國際問題研究室主任是柯伯年，俄語教研究室主任是師哲，中國教育研究室和中國新聞研究室主任由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李維漢兼任。

第一期結業後,留下來做教員和管理骨乾的有宋平、鄧力群、馬洪、王光偉、田傢英、曾彥修、李清等。馬列學院前後共培養瞭近韆名乾部,他們後來成瞭各條戰綫的骨乾。1949年以後中共領導的秘書和負責理論宣傳方麵的乾部,以齣身馬列學院的人為多。

馬列學院雖然是為建立新意識形態而設立的一所學校,但毛澤東對它並不滿意,也許是與它的校長有關。張聞天在中共早期領導人當中是較有知識分子氣質的,雖然他也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剋”中的一個。許多人對他在馬列學院時的工作評價很高,主要是他的作風比較民主,他也鼓勵學員自由討論和獨立思考。

因為馬列學院偏重於理論學習,就學術訓練而言,這些學員確實有很大提高,這一點從其1949年以後的學術生涯中得到瞭證明。但毛澤東的用意並不在此,因為馬列學院的目的不是讓學員學會理論和有學術訓練,而是要能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閤,也就是說,是要學員能準確理解和掌握他的思想方法。可惜初期的馬列學院沒有做到這一點。當時對它的指責是：“馬列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1942年張聞天在晉西調查期間收到毛澤東的一封信,後者指齣馬列學院的教學方針有問題,也就是還沒有達到後來延安整風時所要求的高度,毛澤東認為他們是教條主義的。

1941年5月,毛澤東發錶《改造我們的學習》,要求確立以馬列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的教育方針,有許多地方就是衝著馬列學院而來的。就在同年7月,馬列學院改組為馬列研究院；8月,又改組為中央研究院,院長仍為張聞天。從馬列學院到中央研究院,看起來是一次更名,實際是一次根本性的改造。不久中央發布《關於延安乾部學校的決定》,確立瞭這樣的目的：“中央研究院為培養黨的理論乾部的高級研究機關。”後來對延安馬列學院的評價是,毛澤東在報告中批評的現象在馬列學院確實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的,但是如果由此而認為馬列學院教學方針有問題,甚至一言以蔽之為“教條主義大本營”,顯然是不恰當的。張聞天辦學的指導思想和三年辦學的實踐都是一貫重視理論與實踐的結閤,是很強調理論聯係實際的。整體上貫徹瞭理論與實際相結閤的方針而又存在著若乾理論與實際脫節的毛病,馬列學院工作中的這種矛盾性,應該從黨的思想路綫的發展中得到解釋。“馬列學院實際上是我黨在政治路綫成熟之後嚮著解決思想路綫過渡中的一個産物,如果說它的産生是適應瞭全黨普遍加強理論學習的要求,那麼它的改組又是適應瞭全黨在理論與實際上的深入與提高。”

李維漢也認為,那時的教學工作存在一些缺點和問題,主要是馬列主義基礎理論的教學中有教條主義,不懂得如何使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閤,齣現單純地為學理論而學理論,學用脫節的現象。1941年5月,毛澤東發齣瞭“改造我們的學習”的號召,要求確立以馬列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的教育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列主義的方法。延安馬列學院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改組為馬列研究院。同年8月1日,中央發布《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要求“嚮各級在職乾部與訓練乾部的學校,進行關於瞭解各地情況(敵友我三方)的教育”,“使這種瞭解情況,注意政策的風氣與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風氣密切聯係起來”。為瞭貫徹決定精神,加強對中國的現狀和曆史的研究,馬列研究院又改組為中央研究院。原馬列學院的一部分骨乾和有可能培養成理論工作乾部的學員,留瞭下來。

應該說,初期延安馬列學院更接近於傳統意義上的大學,但這與毛澤東的想法相去甚遠,後來它的改組也可以看作是對張聞天辦學思想的否定,雖然張聞天當時也接受瞭批評,但張聞天與毛澤東在文化上的隔閡,在思想深處是很難彌閤的。張聞天60年代寫齣“肇慶文稿”,也不是偶然的,與他長於理論思考的氣質有關。參見張培森主編：《張聞天研究文集》,北京：中共黨史資料齣版社,1990年,第416頁。在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中,當年齣身馬列學院的人起瞭很大作用,90年代他們的情況又復雜一些。當年被批評為教條主義的馬列學院,多少年以後的曆史證明,加強理論興趣培養和學術訓練,對學員還是起瞭很大作用的,為他們晚年反思曆史提供瞭一個知識基礎；倒是那些徹底接受瞭延安整風以後意識形態的人,在新意識形態的建立和維護過程中,起瞭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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