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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中译本第二版）：一本书了解国际关系理论家的人生历程和学术思想。作者有丰富的教学和写作经验，又与这些思想大师中的许多人有私人交往，这使得本书极具可读性和可信性，既是国际关系理论初学者的入门书，又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和学生爱不释手的生动读物。

内容简介

　　《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中译本第二版）从四个方面对20世纪的18位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的人生历程和学术思想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评述。这四个方面分别是：规范思想、欧美的权力与政治观念、冷战冲突分析和世界秩序论。这18位理论家分别是：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约翰·考特尼·默里、马丁·怀特、E. H. 卡尔、汉斯·摩根索、尼古拉斯·斯拜克曼、阿诺德·沃尔弗斯、约翰·赫茨、卡尔·多伊奇、沃尔特·李普曼、乔治·凯南、路易斯·哈利、雷蒙·阿隆、昆西·赖特、戴维·米特兰尼、查理·德维舍和阿诺德·汤因比。

作者简介

　　肯尼思·汤普森（1921—2013），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威尔逊政府管理和外交事务学院教授，创立并领导了弗吉尼亚大学米勒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其著作主要有：《国际思想大师》（1980年）、《国际思想之父》（1994年）、《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1996年）以及《政治与外交中的传统和价值观》（1992年）、《政治现实主义与世界政治危机》（1960年）等。他还主持修订了汉斯·摩根索的经典教科书《国家间政治》。

目录

第一部分 探求政治的规范基础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1900—1979）
历史大视野5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1892—1971）
由神学到政治审慎19
约翰·考特尼·默里（1904—1967）
基督教与战争38
马丁·怀特（1913—1972）
西方文明的价值47

第二部分 权 力 与 政 治

E. H.卡尔（1892— ）
无处不在的权力标准71
汉斯·摩根索（1904— ）
政治现实主义诸原则85
尼古拉斯·斯拜克曼（1893—1943）
地理与权力98
阿诺德·沃尔弗斯（1892—1968）
概念化与寻求共识103
约翰·赫茨（1908— ）
调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115
卡尔·多伊奇（1912— ）
政治研究的科学方法121

第三部分 冲突与当前危机

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
理性主义与政治理性133
乔治·凯南（1904— ）
挑战法制至上和道德至上主义150
路易斯·哈利（1910— ）
从历史看危机166
雷蒙·阿隆（1905— ）
冲突与社会学的想象力177

第四部分 世界秩序理论家

昆西·赖特（1890—1970）
非同一般的战争研究191
戴维·米特兰尼（1888—1975）
以功能主义超越政治学211
查理·德维舍（1884—1973）
世界秩序与法律现实主义226
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
世界文明与世界政治235

精彩书摘

　　《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中译本第二版）》：
　　在他所有的历史著作中，他都提出过：一方面，历史诠释需要艰苦的探索研究，并能够重新体验“失去了的昔日生活”，能够运用累积起来的历史线索“去重新捕捉某个以往的时代，并将它转化成某种同时既是图画又是故事的东西”。为此目标，巴特菲尔德一直沿着师承自外交史学大师哈罗德·坦珀利的传统，致力于写作结构严谨、内容复杂的历史著作。另一方面，他认为，历史学家有责任认同于其所研究的对象，目的既不在于称颂，也不在于谴责，而在于理解历史人物所遭遇的环境。在研究拿破仑对抗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争中所发生的外交往来时，巴特菲尔德感到不能不参阅伦敦、巴黎和维也纳的重要档案，从普鲁士与俄罗斯档案中抽寻出来的函件，以及各国大使、部长和间谍人员向当时的各国领导人呈交的报告。他的目的是要忠实地反映当时重要人物们的思想，并揭示“掩盖在那场拿破仑战争背后的奇怪争论、隐秘活动和人格冲突”②。巴特菲尔德逐渐成熟的历史观甚至在他早期研究拿破仑的两部著作中就已轮廓分明了。由于人格变化多端，其相互作用的过程并不依照某个优越民族或所谓“必然进步”所预先确定的原则，也不合于那些显然与其意图相联系的结局，但却有些像是由上帝的神秘活动所导致的偏离，所以对他来说，演变中的历史既无法预测，也难以驾驭。
　　巴特菲尔德关于历史研究的基本思想在他31岁之前就已经完全定型了。他因其第一部著作《历史故事》而获得剑桥大学的“勒白思奖”，但是奠定后来其全部作品基础的却是他的第三部著作《辉格党人的历史观》。这些作品的基本主题是“人类变革的复杂性和人类的任何具体行为或决定其最终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历史学著述必须传达这种复杂性的基本结构。在巴特菲尔德看来，历史变革需要的是改良而非革命，因为革命难免给人类留下宿仇绵绵、人祸纷纷，甚至是万劫不复。
　　在他30岁出头时，巴特菲尔德就信服这样的观点：基督教的历史诠释者较之其他政治史学家更能抗拒最坏的幻想和对偶像的过度盲从，因为他的信仰让他对历史上的事变和意外不会感到突然。因为信上帝，他就可以免予受到诸如国家崇拜、进步观念或者某一抽象的政治意识形态等的畸形影响；因为献身于宗教的终极目的，历史学家就能够理解“时代与环境变迁所设下的圈套”①。上帝主宰人类，但是上帝并不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相反他倒是历史恩惠的泉源。尽管人间存在意志上的矛盾，这反映了人类引以为傲的和不灭的自我中心主义，却也能够服务于增进上帝的意志并明辨善恶。例如，美国革命就促使英国发明了一种新的、更文明化的帝国概念。人类最富创造力的成就往往产生自人类的灾难和精神压抑之中；建立在掠夺之上的政治系统如古罗马和英帝国时期的政治系统，说不定会适时地向着某种可以接受的正义与秩序发展演变。
　　因此，在巴特菲尔德看来，历史研究和神学都以关注人格为核心，两者具有一致性，实乃两贤相得益彰。但是，他对历史与宗教的双重重视却令他受到传统史家所未经受过的批判。有人批评他的宗教著述偏离了历史学家的主业：创作大部头的扎实的历史作品，其实如果他继续研究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和乔治三世的话，他是会有如此业绩的。作为学者型政治家的巴特菲尔德在剑桥大学校园服务超过半个世纪，其所受任命的顶点是从1959年至1961年担任剑桥大学的副校长。他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有赖于他那公认的对道德价值的全心关注。他在剑桥担任的各种职务和他在国内国际教育机构中担任的领导角色，以及他在德国、美国和英国特别就宗教论题所做的系列荣誉讲座，都让他分心，令他不能全力从事学术研究。彼得·盖尔及其他历史学家曾经向他表达质疑，认为他过于强调相沿成习的人类恶行和人类社会中的贪婪成性，并且他低估了正直之士通过可预见绪果的行为影响社会变革的能力。对于他怀疑政治人物的道德与理性目的的结果所作的这一批评，忽视了他与20世纪的英国史学家如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及其门徒的争论，他们才基本上把政治描绘成是一种攫取利益和私利的争斗。巴特菲尔德则认为，观念、态度和理性意图在政治中是与私利相互作用的，历史学家如果把所有人的政治和每个时代的政治都简化为同一水平上的政治，那就错了。在巴特菲尔德看来，纳米尔学派由于经常假定政治家不过是私利的渊薮，便误解了政治运动和政党，它们并非只顾谋求团体利益，它们也提倡价值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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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前言

爱默生曾写道：“宁赏一尾大鱼跳，不捉一串小鱼苗。”本书所写的人物，无一不有着广博的思维、开阔的视野，堪称国际思想界的“大鱼”。笔者按照国际问题研究的四大领域来讨论他们，即：规范思想、欧美的权力与政治观念、冷战冲突分析和世界秩序理论。笔者分析、探讨了这些思想家的主要研究方法、教育背景、理论前提和假设、理论概念、价值体系、思想发展阶段、他们对公共政策的贡献以及对未来的远见卓识。此外，笔者还讨论了那些影响了这些人物的其他思想家。在写作本书时，笔者所根据的是这些人物的著述、随笔、其他人对他们作品的批评与辩护、答记者问、回忆录、往来书信以及笔者本人与他们中的一些人的个人交往。在论述每位思想家之后，书中还开列了他们各自的主要作品以及对他们进行评论的作品的目录。
笔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与人共享国际关系学界领军人物的智慧与学识。他们的作品在过去三十年间使笔者目睹了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所以笔者挑选他们是有一定理由的，对此，别人可能会争论、批评甚至摒弃，但就笔者判断，无论我们要理解国际政治还是要建立一个具有活力、条理清晰的思想框架，他们的作品都是至关重要的。国际研究著述有时被认为不过是高级新闻编辑，也有人说国际研究不过是美化时事。本书所讨论的每一位作家都曾在国际研究领域中对某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思想方法做出过贡献，其思维模式都可以应用到对某个长时期内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和事件的分析上。
这些思想家的作品有着经久不衰的价值，让笔者难以抗拒。挑选并评价他们的作品不能够依照许多出版商和读者所用的营销成功与否的标准。本书所选的作家中几乎没有人曾经上过畅销书排行榜。除了一个例外，他们中也没有人获得过“每月一书”奖。然而，他们不像某些作家那样被描述为“麦迪逊大街制造”，这些思想大师的作品，甚至他们在五十年以前写的一些书，仍在决策者和学者中间被广为阅读。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挑选这些人显然既有客观依据也有本人的主观偏好。指出一些看起来客观的重要性标准是完全可能的，但不同的评估者对这些标准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客观标准就是这些作者的著作目录。尽管有些目录比别的要长，但每个目录中都有一大串精心挑选的重要作品。记者和学者们引用或引证这些作者，在谈到他们著作的重要性时，那肃然起敬的情形，恰如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在其专栏中向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爵士，或者戴维·布罗德尔(David Broder)向汉斯·摩根索，经常表示敬意时一样。另一个客观标准是学者的评论和学术会议上的反复讨论。第三个标准是学位论文、期刊文章，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在《代达罗斯》(Daedalus)1987年春季号上发表的国际研究述评，以及为纪念某个学者而出版的纪念性文集等。写作方家经常可以激起争鸣，也可能开辟新的研究园地，为思想界带来一个又一个“突破”。他们具有开创性的影响，并且当那些更时尚却更短暂的研究方法风行过去之后，他们仍旧能够备受青睐、历久弥新。
岁月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严格而准确的评估方式。某家期刊可能会不在意一位作家，某一出版商可能会拒绝出版他的作品，某一作品选集也可能会将他遗漏，甚至某些腐儒会对他的作品横加指责。然而，在文学界和哲学界，尽管岁月迁延，读者仍在阅读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在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阅读霍布斯和洛克。这里所论的思想大师及其作品可能无法与莎士比亚这样的不朽巨匠相提并论，但是很显然他们的作品仍为当代思想界所继续阅读。当《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为了评述过去25年到50年间的重要人物而挑选值得重视的思想家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总是位列国际关系类作家名单的前茅。在那些编制这种思想大师名单的人看来，他们的作品显然具有经久不衰的价值。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要估量这些思想家中某些人的影响力也许还嫌太早，还没法判断他们的作品是否经受得了时间的考验，因为它们差不多都是最近的作品。正规的国际政治研究在学术园地里还是一朵蓓蕾。当然，像沃尔特·李普曼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等人，他们的作品将来在学术文献中注定会占据一席重要位置，这绝非凭空妄言。
说到这里，笔者还应该承认，本人挑选这些作家时并不排除主观因素在内。笔者不仅了解这些思想家的作品，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跟这些人还很熟识。任何学术性的评价都难免掺入个人的偏好因素，因此在这里笔者也不否认个人因素的影响，否则就是自欺欺人。但是，不论他们的贡献有多大、他们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如何，笔者都没有因此而回避针对他们个人和他们学问的批评。在笔者看来，他们虽然大都是学问上的巨人，但他们毕竟还是人，不是神。如果笔者有过誉之处，还请他们宽容；如果笔者的批评有所不公，也请他们原谅。他们的学术信誉为笔者树立了榜样，促使笔者谨守诚实与坦率，笔者确信，对他们的伟大之处绝无盲目崇拜，更不至于顶礼膜拜、丧失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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