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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阶层分化中的联姻”为主题，分为三个部分，总报告从整体上论述了北京青年的婚恋行为和婚恋观念，是对全书观点的概括与总结；专题篇，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人口学和社会学理论，对青年婚恋问题的形成机理及状况进行深入探析；访谈篇通过对典型访谈案例资料进行汇编，从感性维度更立体地呈现当代大城市青年的婚恋问题。

作者简介

廉思，男，1980年6月生，北京市人。教授，全国青联委员，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国家“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万人计划）首批入选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北京市高校“青年英才计划”首批入选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兼研究生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管理、青年发展、社会运动等。兼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理事，北京青少年研究会顾问，中国人才研究会青年人才专委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等。

目录

Ⅰ　总报告
1　当代中国大城市青年婚恋问题调查报告
　　——来自北京市的实证分析【廉　思　周宇香　范文婷】／001
　　一　研究背景／002
　　二　北京青年的婚恋状况与特征分析／005
　　三　北京青年的婚恋观念／034
　　四　总结和政策建议／061

Ⅱ　专题篇
2　从结构与主体互动视角解读体制内青年婚恋难问题【张　洋】／070
3　情归何处？——大城市青年对门当户对的看法与婚配现实【周宇香】／086
4　“自我文化”下“90后”单身青年择偶观探析【周　媛】／110
5　从恋爱到婚姻的时间距离【祁　静】／129
6　大城市青年的结婚压力及其性别差异【范文婷】／147

Ⅲ　访谈篇
7　我的“奇葩”婚姻——“北京青年婚恋状况调查”访谈之一【梁晨曦】／171
8　艺术家的婚恋观——“北京青年婚恋状况调查”访谈之二【韩　伟】／181
9　“曾经沧海难为水”——“北京青年婚恋状况调查”访谈之三【冉珊川】／188
10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北京青年婚恋状况调查”访谈之四【许雅丽】／196
11　婚姻这杆秤——“北京青年婚恋状况调查”访谈之五【梁晨曦】／206
12　京二代的婚姻路——“北京青年婚恋状况调查”访谈之六【胡可可】／214

13　参考文献／223
Abstract／228
Contents／233

精彩书摘

　　《皮书系列·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NO.3》：
　　因此搭建平台，给不同青年人群提供沟通渠道和拓展他们的交友圈子非常重要。首先要努力构建青年沟通和交友的平台，如团市委可牵头搭建单身青年的信息库，促进各行业青年的交流，为其婚恋交友提供一定的参考信息，同时组织各种形式的联谊活动，创造不同单身青年认识的机会；其次要针对不同的青年需求进行分类，根据人群分类开展活动。
　　3.青年交友活动以兴趣爱好为出发点，在活动中规避“相亲”等容易引发“尴尬感”的表述
　　相亲是工作中的青年寻找对象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但在调查和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广大青年偏好的交友方式是在学习中和工作中自然而然的接触，而非各类相亲活动，如果非要他们选一项喜爱的相亲活动，排在首位的是熟人圈组织的相亲活动，其次是以单身青年为主的兴趣爱好活动，再次是政府组织的小型相亲活动，他们最不喜欢的是婚恋网站或者婚恋机构组织的活动。可见这种交友偏好是青年根据对于不同活动的信任度来排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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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自序：悄无声息的婚恋革命
廉　思

这本书是“青年蓝皮书”的第三本，在前两本蓝皮书中，我们的课题组围绕着当代中国青年高度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第一部蓝皮书的副标题是“城市新移民的崛起”，聚焦青年阶层流动的第一个关键词——“户籍”，讲述的是在大城市生活工作但没有取得大城市户口的年轻人，包括白领、蚁族和农民工。第二部蓝皮书的副标题是“流动时代下的安居”，聚焦青年阶层流动的第二个关键词——“住房”，讲述的是大城市青年的居住焦虑和住房分层。第三部蓝皮书的副标题是“阶层分化中的联姻”，聚焦青年阶层流动的第三个关键词——“婚恋”，讲述的是大城市青年的婚恋困境。我们试图通过这些青年阶层跃升中的不同关键词，来揭示转型中国社会中一代青年人的群像。
其实，在刚接到“北京青年婚恋问题研究”这个课题时，作为项目负责人，我的内心是忐忑的。我始终认为，社会学解决的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带有规律性的群体问题。就像当年研究“蚁族”时一样，如果是个体生活遇到困境，那不应是社会学研究的领域，需要去求助成功学和心灵鸡汤。只有像“蚁族”那样具有相似特点的大量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在一起，才能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范畴。同样，婚姻问题如果谈及个案，那是心理学家和婚恋专家探讨的问题，社会学关注的婚姻，一定是有大量共性的婚恋现象或新趋势的出现。
那么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全国共有558万对新婚夫妇，结婚率比上年同期下降7.5%，而2017年上半年有185万对夫妻离婚，离婚率比上年同期上升10.3%。中国离婚率前十的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厦门、台北、香港、大连、杭州和哈尔滨。离婚率最高的是北上深广，竟然与一线城市的排名完全吻合！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王宝强离婚案，还是WePhone开发者苏享茂自杀事件，无论是婚姻问题进入《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还是共青团中央、民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三部门联合发文《关于进一步做好青年婚恋工作的指导意见》，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可见，当代中国青年的婚姻关系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示它的到来，而是悄无声息地走到每个人的生活圈子里，让身处其中的你不经意间会发现早已“换了人间”。
人类结婚无疑是为了组成家庭，而“家庭”这一形式是人类需要共同生活的最佳诠释。纵观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信仰，是家庭而非个人，构筑了人类社会经济体系的基石，这符合人类发展的需求。正如生物进化学家所指出的，群居生活为最早期的人类社会成员创造了竞争优势，因为群居意味着安全与保护、获得食物，以及繁衍后代的机会。因此，通过婚姻关系组成家庭的结合形式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如果我们把历史拉长就会发现，与动物相比，人类的生命周期十分奇特。在人类早期的形态——智人物种中，就已经出现家庭的形态。家庭能够成为人类的一种核心的组织形态，是源于基本的生物事实：人类的后代在出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自食其力。这是因为人类食物的采集方式比动物要复杂得多，需要一整套社会系统来维持，后代需要学习的知识和技能也就复杂得多。人类后代的学习不仅是为了获取食物和住处，还为了学会将来在社会中所需的各种能力。这就导致人类的学习时间比动物长得多。断奶后的人类后代不仅需要成年人继续抚养，还需要成年人对其传授一二十年的知识。因此，人类的后代在较长的时间内都需要喂养、教育和保护，也就是说人类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照顾他们的后代。
因此，人类这种生存方式的特点，使得照顾后代不仅是母亲的责任，更需要父亲的参与。人类抚育后代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使得人类的男性必须同女性一起紧密地照看他们的后代和训练他们的后代，才有可能让他们的后代在这个世界存活下去，使基因得以传递。
为了保证男性能参与到保护和照顾后代的漫长过程之中，就必须使他们安心。而安心的核心在于让男性能够十分确定他哺育的后代就是他自己的孩子，否则他对孩子的长期投入和付出可能就是在帮其他男性传递基因。这就需要一个男性与一个女性保持稳定的交配行为和长期的伴侣关系。这种长期稳定的行为关系——婚姻，既可以让男性确定自己是孩子的父亲，也可以保证其能够承担起长期养育自己后代的责任。可见，人类复杂的生存系统产生了一套生活组织方式来使物种繁衍。人类在长期的进化演变中，逐渐采取了婚姻和家庭的方式，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更是人类发展的需要。
而动物就不同了，它们的食物采集方式相对简单，对于生存技能的要求也比人类简单得多，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要远远少于人类，因此大多数动物的雄性不会对他们的后代进行照顾，照顾后代的责任都落在了雌性身上。在黑猩猩的系统中，一个雌性个体一旦进入发情受精期，为了怀孕就可能会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与多个成年的雄性黑猩猩进行交配，这样的结果就是，雄性黑猩猩无法得知群体中哪个幼崽是自己的后代，也就不会对群体中的幼崽付出太多精力。但是对于黑猩猩种群来说，其实没有多大损失，群体的幼崽所需的生存技能只需要妈妈教授就足够了。因此，在黑猩猩物种中，没有发展出稳定的伴侣关系，也没有婚姻的结合形式，更无须采取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组织形态。
可见，人类的交配系统是建立在雄性和雌性结伴合作的基础之上，凭借着两性的合作以完成共同抚养后代和形成长期纽带的任务。合作的形态是家庭，合作的纽带则是婚姻。婚姻，这种人类特有的组织形态，其实质反映出人类社会组织的一个关键性特征——人类的雄性和雌性如果想让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基因）能够存活下来，就必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结成稳定的关系，彼此合作着一起抚养孩子。
可见，婚姻对人类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它使得人类繁衍生息、绵绵不绝，最终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物种。阿里斯多芬曾说：宙斯也害怕人类团结起来的力量，而将人们分裂成一半。据说，在分裂之前，每个人都有四只手、四条腿和一张双面脸，同时集合了男性与女性的特征。而今，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除非能够找到命定的另一半，否则将注定孤单。这个神话故事的世俗意义表明，婚姻已经成为我们个人身份建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虽然理论上丘比特之箭可以射中每一个人，但爱情和婚姻都不是盲目的。在婚姻这种神圣的仪式背后，是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基础。婚姻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几千年来，婚姻一直是增加资本、构建联盟、组织分工的主要手段，它甚至是人类建立所有关系的基石。人们通过婚姻获得最重要的东西——家庭。家庭所具有的两个主要功能是社会网络功能和个人需要功能，前者涉及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后者包括家庭成员个体的生理需要和情感需要。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婚姻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在十九世纪，即便是最发达的国家，人们也认为每个人都应当结婚，如果一个人没有结婚，社会往往给予严厉的谴责。以前，人们认为理想的婚姻形式应该是丈夫投身公共领域，领回工资供养家庭，扮演“养家糊口的人”或者“优秀的供养者”角色，而妻子则成为“家庭主妇”，全力照顾家庭成员和操持家务。而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房屋面积的增加、通信方式的变革及人类寿命的延长，人类的婚姻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人更强调双方共意的爱，一起为家庭付出。我们比过去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婚姻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更加多样化，如异性夫妻、同性夫妻、单亲家庭、混合家庭、单身家庭、有或者没有孩子的同居配偶等都已屡见不鲜，这反映了个人选择的多样性。当代婚姻比传统婚姻更有弹性和想象力，也更能适应一个多变的世界。
当代中国青年，其婚恋观的变化，更为特殊且剧烈。这是因为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如此短时间之内完成如此深度的市场化进程、如此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同时还要面临网络化和全球化这两大新变量的考验。这些变化也会对中国青年的婚恋观念产生深刻影响。为全面且深入地了解中国一线城市青年的婚恋状况，我们启动了北京青年婚恋状况调研。调研结果显示，一方面，当代青年人的婚恋观念、婚恋行为与其父辈相比，已经具有鲜明差异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小觑中华文化的巨大惯性力量。父母对子女婚姻的控制虽在消退，但影响仍在，中国传统的婚恋观仍在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因此，当前中国青年婚恋进程正处于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有三个突出特点。
1.个人主义的兴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迁，国家逐渐对社会松绑，从原先对生、老、病、死、工作、生活全面负责的状态中逐渐撤出，这一过程也势必要求个体承担更多的责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与此同时，个体开始追求与之相应的权利也变得理所当然，个体利益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尊重。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在价值观层面的自我主体意识和自我利益正当性也越来越强。“追求自己的幸福”、“坚持自己的选择”成为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原则。尽管这一观念被接受的程度会因人而异，但这个进程越来越快已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近年来，城镇化、网络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叠加影响，正将这一趋势迅速扩大。在个体化崛起的过程中，国家在其中扮演中心角色的志愿服务、义务劳动、集体活动和其他形式的组织化活动的边际效用逐渐递减，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以兴趣和爱好为核心的新型私人圈层。组织化社会强调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个人要服从于集体，而当代青年提倡个性和强调在非正式的社会空间情境中的个人需求。相应地，青年人公共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中心已经从体制内的大公共空间（如广场、礼堂、青年宫）转到了围绕某一主题的小型物理空间，比如密室逃脱、三国杀、乐跑、穿越，以及想象性的虚拟空间，如主播平台和直播间等细分的场景。这实际上是满足了当代青年一种新型的“小而美”的社会交往需求。这种“小而美”建立在一种高度的世俗性和个体性之上。它与任何“崇高”、“伟大”、“理想”、“英雄”都无关。“小而美”所反映的是青年一种特定的生活状态。“小而美”恰恰是对“大”与“强”的切割与隔离，唯其“小”，才能成就其“美”。
这种“小而美”的生活态度也会折射到青年的婚恋观中来。课题组曾询问参加大型相亲活动的青年人对于婚恋交友活动的看法，他们都表示，大型相亲活动自己并不喜欢，也不想参加。他们更喜欢有固定主题的小圈子社交，当然组织者可以限定来参加相亲活动的都是未婚的青年人。有受访者甚至开玩笑地和我们说：“能不能让我们年轻人在自然而然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感情？青年的爱情可不是在婚恋市场里生造出来的。”小众多元的价值观受到青年的推崇和珍视。可见，在婚恋问题上，我们要反思当前的相亲方式是不是受到青年真心的认同和喜爱。在活动的组织上，我们也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我们必须面对个体崛起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在婚姻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独居时代和不婚时代的到来。在北欧许多国家里，独居现象比较普遍。独自居住不仅是人们认可的现象，很多时候甚至是青年欣赏、重视甚至追求的生活方式。城市扩大了个人的视野，为个人提供了“社交进化”的可能，并令每个人可以自由地超越对于失去婚姻的恐惧，能依据个人兴趣爱好加入任何新兴的社会群体或亚文化。个人独处的私人时间令人们能重获力量，并产生投身社会公益的兴趣。
中国的独居现象也越来越普遍，“空巢青年”、“剩人社会”等概念的兴起，背后就反映了青年生活方式的变化。调研中很多青年人认为，独居的经验将令他们变得更为成熟和独立自主。追寻成功与快乐并不依赖于将个体与他人相连，个人最主要的义务在于对自身负责，而非对伴侣或者孩子负责。可见，当代中国青年对个人主义的热衷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
个人主义的兴起成为一种具有革新力量的社会现象，它改变了人们对自身及婚姻关系的理解，它影响着城市的建造和经济的变革，它甚至改变了人们成长的方式。当这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得到越来越多青年人认同的时候，当我们已有的社会群体经验无法再为生活提供保障时，我们将何去何从？个人主义兴起所引发的婚恋观变革，有可能会改变人类社会关系的质量与特性，进而导致更多的婚姻和心理问题。
2.传统婚姻观的颠覆
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带来居住选择、职业选择的多元，然后是事业发展方向的多元、生活方式的多元，最终导致价值观的多元。其直接后果就是道德标准的崩塌和传统权威的消亡。在许多具体的生活个案中，人们发现找不到有一个所有人都认可的关于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父辈们所认同的很多道德标准在青年中崩塌了，形成了新的伦理标准，在婚姻关系上也有所体现。如对试婚行为的理解、对同性婚姻的包容等都是价值观变迁的结果。
在此次调研中发现，对近年来为买房而假离婚的社会现象，就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假离婚”可规避一些房产限购限贷方面的政策，并降低贷款利率、购房税费等，其初衷虽是从降低家庭支出的角度出发的，但也颠覆了传统上人们对婚姻的认识。调研结果显示，只有25.82%的青年表示既不理解这种行为，自己也不会这么做；有46.76%的青年表示理解，但自己不会这么做；表示不理解但会这么做和理解并会这么做的青年有27.43%。与此对应的是，假离婚在年长者中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年长者认为“没有所谓的‘假’离婚一说，当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的那一刻，就已经是‘真’离婚了。”但是青年人则认为，这样理解离婚太过时了，离婚的定义如今已然发生变化：原来是感情不好才离婚，现在是感情好才离婚。如果有青年现在离婚，很可能是感情很好，而不是感情很差。
同时，基于不同利益的群体之间的价值观撕裂度越来越大。青年由于收入差别大、工作性质不同、生活方式迥异，以及各自的知识结构、思想认知、生活经历、利益诉求不同而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日益分化，差异日趋显著，有的完全对立，有的互不相容。一些婚恋事件也表明，对于同一个社会现象，不同阶层的青年表现出了迥异的价值判断。
在王宝强离婚案件中，大量的年轻人表达了对于马蓉和宋喆的愤怒，网络上的帖子大多是从道德评价和传统礼教角度对两人进行的抨击。在这几乎千夫所指的批判声中，也可以间或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这些发声者大多是具有较高知识层次或归国留学的青年，他们的核心观点可以归纳为三点：①王宝强给马蓉的公开信中提到：“宣布与妻子马蓉解除婚姻关系”。在离婚手续尚未办理的情况下，怎么能单方面宣布解除婚姻关系呢？王宝强这种话语和态度反映了其夫权思想严重，封建色彩浓厚。②王宝强给马蓉发信离婚，私下沟通即可，为什么要选择在网上公开发布？信中谈到的一些内容严重伤害子女的情感，让孩子以后如何面对社会的各种议论，长大后怎样看待自己的母亲？③马蓉和宋喆的行为是否有悖道德，旁人无权评价。感情最复杂，也最隐晦。王宝强、马蓉、宋喆三人之间，到底是真爱至上，还是家庭至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评判标准，除了当事人外，谁也没有权利做出审判，更不允许借用舆论进行道德绑架。可见，对于很多中产青年来说，夫妻平等、保护隐私、真爱至上，是看待这一现象的原则，这就与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产生了严重冲突。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我们传统观念中对婚姻关系有高度共识的一些价值准则正在被不同的群体重新定义，什么是真爱？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夫妻？什么是家庭？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千百年来，人们结婚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单个人仅靠自身力量去做每件事，将无法生存下去。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如今，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婚姻革命，而这场革命的主导者就是青年。在这场革命中，一种全新的道德标准也流行开来——青年们开始认同，寻找真爱与维护家庭是同等重要的事情。随着这一新价值观的兴起，很快建立了“无过失离婚”的相关标准。在以前，如果某人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而意欲离婚，他必须为此做出合理的说明。如今则完全相反，如果某人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他必须提出理由来说服自己维持这段婚姻。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开始以婚姻是否能促进个体发展和个体成长来评判婚姻纽带的健康和牢固与否。对传统观点的颠覆，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定义自己和另一半的关系？
3.阶层壁垒的强化
此次调研显示，当代青年对于“门当户对”的理解更倾向于双方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匹配，而非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相似。在观念上，青年人更看重非物质因素，对家庭经济地位等物质因素反而不看重。这种情况与现实中青年的婚恋行为之间有较大出入。此次调研表明，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青年在实际婚姻行为上，都十分看重户籍和房产的作用，而户籍和房产是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我们在婚恋观念上看到青年强调价值观念的一致性，但在婚恋行为上却看到青年追求家庭社会经济条件的匹配性。
如何来解释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我们的社会地位影响着我们对所爱的人的认识。受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我们配偶的可能性被大大地降低了。现实的情况是，当我们谈婚论嫁时，一些社会规则限制了我们的选择：我们只能选择那些我们能够联系上的人，受家庭、朋友和我们所属组织观念的影响，我们更容易被与我们相似的人所吸引。
比如，就住房而言，匹配于许多中产阶级的经济条件，如果不能为子女从小准备一间单独的卧室，那就是自己的无能和失职。家庭中单独卧室的普遍化，会对一个人的价值观念产生深远影响。经历了拥有私人卧室和大量独处时间的成长期后，青年人更容易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这种思想也会在他长大后的恋爱结婚中体现出来。可以说，住房对一个人婚恋观的影响在很小的时候就埋下了种子。
在中国，住房对婚恋的影响更大。房产相当于城市的股票。大城市的房产，相当于涨停板的股票。住房价格的不断上涨在青年中也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财富分配效果——“有产”的青年，即使不努力不奋斗，财富也会自动增加；“无产”的青年，即便再优秀再努力，工资的涨幅和房价的涨幅之间的差距也会越拉越大，拥有房产的机会越来越小。因此，如果没有家庭资源的支持，青年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越来 皮书系列·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NO.3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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