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通史/认知国学经典书系》是著名国学大师吕思勉先生的代表著作,以时间为主轴,梳理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在史实的选择、史实的组合、历史整体的构建、叙事情节的设计等方面都独具一格,从史实出发、突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关节的历史分期,是当时中国史研究中的创新性见解,对以后的通史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通史/认知国学经典书系》中的一些精彩议论与观点,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知识,开创了通史写作的新纪元。全书脉络清晰,逻辑性极强,不仅可以满足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兴替的需求,更有助于读者对社会变迁的宏观把握。
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家贫,12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研读史书。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等人。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作为我国现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其史学专著《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中国近代史》等,均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目录
《中国通史》导读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历史的定义和价值
第二章 我国民族的形成
第三章 中国疆域的沿革
第四章 中国史时期的划分
第二编 上古史
第一章 我国民族的起源
第二章 太古的文化和社会
第三章 唐虞的政治
第四章 夏代的政教
第五章 商代的政教
第六章 周初的政治
第七章 古代的封建制度
第八章 我国民族的滋大
第九章 春秋的霸业
第十章 战国的七雄
第十一章 中原文化的广播和疆域的拓展
第十二章 春秋战国的学术思想
第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政制改革
第十四章 上古的社会
第三编 中古史
第一章 秦之统一及其政策
第二章 秦汉之际
第三章 前汉的政治
第四章 新莽的改制
第五章 后汉的政治
第六章 两汉的制度
第七章 秦汉的武功
第八章 两汉对外的交通
第九章 两汉的学术
第十章 佛教和道教
第十一章 两汉的社会
第十二章 三国的鼎立
第十三章 晋的统一和内乱
第十四章 边徼民族和汉族的同化
第十五章 南北朝的对峙
第十六章 魏晋南北朝的制度
第十七章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
第十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
第十九章 隋之统一与政治
第二十章 唐的开国及其盛世
第二十一章 隋唐的武功
第二十二章 隋唐的对外交通
第二十三章 隋唐的制度
第二十四章 隋唐的学术和文艺
第二十五章 佛教的分宗和新教的输入
第二十六章 中外文化的接触
第二十七章 唐中叶以后的政局
第二十八章 隋唐的社会
第二十九章 五代的混乱
第三十章 宋的统一及其初年的政治
第三十一章 变法和党争
第三十二章 辽夏金的兴起
第三十三章 宋和辽夏的关系
第三十四章 宋和金的关系
第三十五章 宋的学术思想和文艺
第三十六章 宋的制度和社会
第三十七章 元的勃兴和各汗国的创建
第三十八章 中西文化的交通
第三十九章 元的制度
第四十章 元帝国的瓦解
第四十一章 明初的政局
第四十二章 明和北族的关系
第四十三章 明朝的殖民事业和外患
第四十四章 明末的政局
第四十五章 明的制度
第四十六章 元明的学术思想和文艺
第四十七章 元明的宗教和社会
第四编 近代史
第一章 明清之际
第二章 欧人的东略
第三章 基督教和西方科学的传入
第四章 清初的内政
第五章 清初的外交
第六章 清代的武功
第七章 清中叶的内乱
第八章 鸦片战争
第九章 太平天国和捻军之役
第十章 英法联军之役
第十一章 瑗珲条约和北京条约
第十二章 西北事变和中俄交涉
第十三章 晚清的政局
第十四章 中法战争和西南藩属的丧失
第十五章 中日战争
第十六章 中俄密约和沿海港湾的租借
第十七章 维新运动和戊戌政变
第十八章 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
第十九章 远东国际形势
第二十章 日俄战争和东三省
第二十一章 清末的宪政运动
第二十二章 清代的制度
第二十三章 清代的学术
第二十四章 清代的社会
第五编 现代史
第一章 革命思想的勃兴和孙中山先生
第二章 清季的革命运动
第三章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成立
第四章 二次革命的经过
第五章 民国初年的外交和蒙藏问题
第六章 帝制运动和护国军
第七章 “二十一条”的交涉
第八章 复辟之役和护法之战
第九章 参战的经过和山东问题
第十章 华盛顿会议和中国
第十一章 军阀的混战
第十二章 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政府的成立
第十三章 五卅惨案和中国民族运动的进展
第十四章 国民革命的经过
第十五章 五三惨案和对日之交涉
第十六章 关税自主的交涉经过
第十七章 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经过
第十八章 中俄的龃龉
第十九章 日本的侵略东北
第二十章 国民政府的政治
第二十一章 现代的经济和社会
第二十二章 现代的教育和学术
第六编 结论
第一章 我国民族发展的回顾
第二章 中国对于世界的使命
精彩书摘
《中国通史/认知国学经典书系》:
第一章 历史的定义和价值
历史是怎样一种学问?究竟有什么用处?
从前的人,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以为“不知来,视诸往”。前人所做的事情而得,我可奉以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为戒。这话粗听似乎有理,细想却就不然。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绝不能和以前的事情一样。病情已变而仍服陈方,岂唯无效,更恐不免加重。我们初和西洋人接触,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败的。
又有人说:历史是“据事直书”,使人知所“歆惧”的。因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坏,就不免“遗臭万年”。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顾惜名誉;强悍的人,就索性连名誉也不顾。况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难知道的。稍微重要的事情,众所共知的就不过是其表面;其内幕是永不能与人以共见的。又且事情愈大,则观察愈难。断没有一个人,能周知其全局。若说作史的人,能知其事之真相,而据以直书,那就非愚则诬了;又有一种议论,以为历史是讲褒贬、寓劝惩,以维持社会的正义的,其失亦与此同。
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学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情的法子。把旧话说起来,就是“明体”和“达用”。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什么是社会的真相呢?原来不论什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这绝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受过什么教育?共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情?这都与我有关系。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的一个我。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俗;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质,既不同于欧洲;欧洲人的性质,又不同于日本;凡此都绝非偶然的事。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须追溯到既往;现在是绝不能解释现在的。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
所以从前的人说:“史也者,记事者也。”这话自然不错。然而细想起来,却又有毛病。因为事情多着呢!一天的新闻纸,已经看不胜看了。然而所记的,不过是社会上所有的事的千万分之一。现在的历史,又不过是新闻纸的千万分之一。然则历史能记着什么事情呢?须知道:社会上的事情,固然记不胜记,却也不必尽记。我所以成其为我,自然和从前的事情,是有关系的;从前和我有关系的事情,都是使我成其为我的。我何尝都记得?然而我亦并未自忘其为我。然则社会已往的事情,亦用不着尽记;只须记得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事情,就够了。然则从前的历史,所记的事,能否尽合这个标准呢?
怕不能吧?因为往往有一件事,欲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得了。一事如此,而况社会的全体?然则从前历史的毛病,又是出在哪里呢?
我可一言以蔽之,说:其病,是由于不知社会的重要。唯不知社会的重要,所以专注重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如专描写英雄、记述政治和战役之类。殊不知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上的。有怎样的社会,才发生怎样的事情;而这事情既发生之后,又要影响到社会,而使之政变。特殊的人物和社会的关系,亦是如此。所以不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求其原因于社会,察其对于社会的结果。否则一切都成空中楼阁了。
从前的人不知道注意于社会,这也无怪其然。因为社会的变迁,是无迹象可见的。正和太阳影子的移动,无一息之停,人却永远不会觉得一样。于是寻常的人就发生一种误解。以为古今许多大人物,所做的事业不同,而其所根据的社会则一。像演剧一般,剧情屡变,演员屡换,而舞台则总是相同。于是以为现在艰难的时局,只要有古代的某某出来,一定能措置裕如,甚而以为只要用某某的方法,就可以措置裕如。遂至执陈方以药新病。殊不知道舞台是死的,社会是活物。
所以现在的研究历史,方法和前人不同。现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头变迁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一切可以说明社会变迁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来说明社会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就是进化。所以:“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
历史的定义既明,历史的价值,亦即在此。
……
前言/序言
正值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之际,雷原教授计划选择一批民国时期的书籍,附之以导读进行出版,我非常支持,很乐意为他的这一出版计划写几句话。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历史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农耕文化与西方商业文化的较量,历经一百八十年的西风东渐,西方商业文化已主导整个世界。然而西方商业文化主导下的世界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致使全世界也包括中国面临着生态危机、道德危机、异化危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已面临严重威胁。随着对西方商业文化认识的不断加深,人们开始关注东方,希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人类找到出路,这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带来巨大的历史机遇。
然而,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事业,许多人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疑虑,诸如反转基因农业问题、中医与西医选择问题、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与“君子喻于义”矛盾问题、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不外乎:第一,如何认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历史与文化,以“剔除糟粕,取其精华”这种简单化的二分法思维来对待中华几千年以来的历史文化是不行的。传统文化伴随历史的发展变化,有所损益或者创新,不能因为历史上的很多东西不能被今天的现实所用,就说它是糟粕,这种认识有悖于历史,也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述而不作的精神。第二,科学与自然之道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在自然之道与科学之间,我们应视科学为第一原则,还是视自然之道为第一原则呢?第三,在农与商之间,孰主孰次的问题,更确切地讲,在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谁是第一位的?两者兼顾自然是对的,但何者居于主导,何者处于从属?
上述这些问题,如果在今天都能得到深刻的反思,得到明确的答复,我想大概中华传统文化离真正复兴的日子就不远了。历史不能割断,我们不仅要对中华文化几千年之历史进行研究,从对历史的研究中、反思中形成我们今天的思想,还要借鉴历史中曾经有过的类似今天这些问题的研究与成果,使人们能更好地继承前人的经验。踩在前人的肩膀上会使我们少走弯路,也站得更高。
其实民国时期,对上述这些问题就有过争论,诸如科学与玄学的争论,玄学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自然之道;对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也进行了深刻的思辨;还有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
对民国时期人物及其著作进行梳理,有助于促进我们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也可以说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捷径。如果能借鉴民国时期的文化思想,一定会对今日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事业大有裨益。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非常赞同研究民国并出版相关民国的书籍,如果全社会能借助这些书籍对民国时期的思想有一个更深的认识,那么将有助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早日复兴。
楼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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