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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明蓟镇长城石刻》是《明蓟镇长城——1981～1987年考古报告》的延续，也是这部报告最后一部书。以刻石和碑文的形式直接记录长城历史情况的重要实物文献，是以往任何一种文献所不能替代的。书中所录的碑刻有一部分早已离开长城原位，或为文物部门所搜集，或已毁坏或丢失不存。所以30多年前所拓的碑文拓片，如今已成孤本，更显其价值之珍贵，该书的出版弥补了考古报告的不足。

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
（一）长城碑刻的发现
（二）碑刻的制度形成与年代
（三）长城碑刻之分布
（四）长城碑刻搜集与整理
（五）长城碑刻的主要内容

一 明蓟镇边墙上的石刻文字
（一）碑刻文字的年代与分期
第一期 天顺一弘治时期
第二期 嘉靖一隆庆初年
第三期 隆庆二年（1568年）一万历十一年（1583年）
第四期 万历十一年（1583年）一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
第五期 天启一崇祯时期
（二）碑刻内容之分类
（三）长城碑刻中所反映的蓟镇组织系统和巡视边关人物
（四）几块摩崖石碑刻文字

二 明蓟镇边墙石刻
（一）明长城阅视碑
（二）明隆庆四年（1570年）夏长城阅视碑
（三）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山东左营春防修五座楼记事碑
（四）明万历砖文拓片
（五）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派修石塘路东水峪三等堡城记事碑
（六）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河间营派修曹家路将军台寨石堡城记事碑
（七）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宁山营修墙工程界碑
（八）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修台记事碑
（九）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修大水峪二龙戏珠三等敌台记事碑
（一〇）明隆庆四年（1570年）长城鼎建碑
（一一）明隆庆五年（1571年）长城阅视碑
（一二）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修砖墩碑
（一三）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长城记事碑
（一四）明修城残碑
（一五）明长城阅视碑
（一六）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修边墙记事碑
（一七）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河南营左部修莺咀头空心砖烽墩记事碑
（一八）明天顺七年（1463年）峨嵋山营石匾
（一九）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修长城记事碑
（二〇）明隆庆四年（1570年）上关长城阅视碑
（二一）墙子路“墙子雄关”北门门匾
（二二）鲇鱼池修敌台残碑
（二三）长城修建分界碑
（二四）马兰正关城北门石匾
（二五）修干家峪堡题记碑
（二六）罗文峪下营城东门（迎旭门）石匾
（二七）罗文峪下营城南门“献绣”石匾
（二八）干家峪城堡残碑
（二九）明万历二年（1574年）长城阅视碑记
（三〇）明天启五年（1625年）派修将军关敌台记事碑
（三一）明隆庆五年（1571年）长城鼎建碑
（三二）明万历二年（1574年）长城阅视碑
（三三）明隆庆四年（1570年）长城鼎建碑
（三四）明万历五年（1577年）洪山口城南门门匾
（三五）明隆庆四年（1570年）长城鼎建碑
（三六）明崇祯十年（1637年）派修松洪北山敌台碑记
（三七）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天津春防派修松棚路敌台碑记
（三八）明天启四年（1624年）松棚路春防修洪山口住城记事碑
（三九）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修台记事碑
（四〇）明长城记事碑
（四一）明残碑
（四二）明崇祯三年（1630年）修台记事碑
（四三）洪山口残碑
……

前言/序言

　　河北省是历代长城分布最多的省份之一，自北向南从蒙古高原的东南部边缘，即河北坝上、坝下交错地区起，向南有燕北长城，依次有秦、汉长城，北魏、北齐、隋长城，还有处于张北草原以北的金代界壕，时代较晚的明长城，则处于燕山、军都山到阴山南麓和太行山一线，明长城燕山一线则和燕北长城相距200多千米，北从草原起向南，中经热河冀北丘陵山地的燕山、军都山，形成东西近1500千米的长城地带，它东接辽东，西抵宣大延绥，绵延中国北部的群山连谷。这就是历史有名的中国长城地带。
　　大明王朝是中国最后一个修筑长城的朝代。元代晚期布衣领袖朱元璋率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于1368年建立了明朝，又经过多年的战争，终于彻底肃清了元朝旧部。从朱明王朝建立伊始，为站稳脚跟，数征北元巩固边防。建设北疆成为明朝的重要国策。洪武初年把北部边疆的经营分为内外两线，外线为营州（今朝阳）、大宁（内宁城大明城），西到开平（今正蓝旗）一线，内线则以北齐、隋长城为底线，沿燕山、军都山，西到阴山一线。首先在东部燕山一线利用隋长城旧关隘，洪武十五年（1382年）九月关隘“凡二百处，宜以各卫校卒戍守其地”①，实际是利用旧有关隘。永乐帝继承洪武遗志继续出塞，征服北方，所谓五出三犁虏廷，并提出沿边设总兵镇守并建立大墩和塞垣。他多次出征，但未能消灭北元势力，最终死于回征途中。永乐以后畀大宁、弃开平，外线不守，只能经营内线，进行全方位设守，形成“皇帝戍边”。由于北元势力逐渐强大，不时内侵，继之又建立了东北起辽东，西行为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最西到甘肃镇一线长城，各镇以皇子或挂将军印或总兵官驻守。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嘉靖三十年（1551年）又从蓟镇分出真保镇和昌镇进行经营，合为九边十一镇。这是一个庞大的军事防御工程，长城全长约7300多千米②。蓟镇为九边中重镇，位于燕山、军都山一线，外御强敌，内屏京陵，自然形势险要，所谓“国初号称腹里，自大宁内徙，宣、辽隔绝，沿边千里，与虏为邻”③。蓟镇主要是为防御兀良哈三卫，除洪武十五年（1382年）建的二百处关隘外，大将军太傅魏国公徐达“又间设关、营墩台以便守望”④。天顺六年（1462年），“命修各边墙、屯、堡、墩台、壕堑”⑤，大抵天顺时期蓟镇以西各边都普遍开始建城垣。
　　隆庆二年（1568年）戚继光主蓟门，隆庆三年（1569年）被正式任命为蓟镇总兵，大力加强了长城建设，改造平头薄墙，建砖墙，筑敌台、墩台、堡、寨等各种防御设施，到万历十年（1582年）前后边墙上各种防御工程达到高峰。戚继光调离蓟门以后，一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工程从未间断，只是到了明代晚期只保护、维修而已。
　　经1981~1987年的全面调查，蓟镇边墙长度为736374.2米，调查敌台2097座、城址201座，另有战台、附墙台、墩台、烽墩、炮台、关隘、便门、哨楼等多种遗迹和实物，其中一部分墙体、敌台和关隘、住堡中多存有碑刻或摩崖石刻，这是长城上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文物。关于明蓟镇长城总体情况，前已有报告发表，本书不另赘述，这里只就长城碑刻、摩崖石刻情况做一概要论述。
　　（一）长城碑刻的发现
　　河北明长城在古代长城中占了较大比重，包括蓟、宣、真保和昌镇（近北京市），总长度1900多千米。近半个世纪以来，经过几次文物普查，特别是对长城的专f-]性的大规模考古调查①，在敌台内墙体、住堡和群众手中发现了大量的残存碑刻文字。这些碑刻真实地记录了明长城修筑的历史背景、建造过程、施工年代等一系列情况，勘刻精细的碑刻规格、文体格式、文字大小，体现了它们不同的价值和作用，广泛而丰富的文字内容则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碑文记载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情况。这些碑刻对研究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北部边防，长城“九边”的历史，以及明与蒙古的关系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研究长城军事防御工程的唯一的实物文献。
　　长城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伟大军事防御工程，是世界奇迹之一，可是真正系统地记录和研究长城的书籍并不多，长城本身就是一部丰富的记述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史书，是伟大的实体文物，而记载这个实体文物情况的就是石刻文字。它们是无声的语言，是活着的历史，每块碑文都像书籍一样，记录着长城的沧桑变化，镌刻着祖国山川河流的自然变幻，记载着历史上风云人物叱咤长城、金戈铁马、逐鹿中原，说长城概括了中国半部地方民族史也不足为过。所以长城上遗留下来的文字即使是只言片语都不能遗漏。
　　明代记载长城的文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文献记载，二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量碑刻文字。另外，人民群众世代相传的口述中也有关于长城的相关资料，而文献、碑刻则是主要方面。
　　在文献方面，有明一代留有大量文献，除《明史》《明实录》《皇明经世文编》《武备志》《大明一统志》等许多官方文献外，九边长城几乎都有专志，如《全辽志》《四镇三关志》《大同府志》《宣府镇志》等篇幅浩繁；各地府、州、县志更是详备，地方长城情况多立专章节。明人杂记、野史等也包含了相当珍贵的史料。
　　碑刻文字是长城文献的另一来源，它是记录长城载体的直接材料，具体如长城附近的地质、地貌、自然环境，边墙墙体的规格、尺寸，边墙上的各种附属设施，如关隘、敌台、战台、哨楼、附墙台、炮位、房址、墩台、拦马墙（削坡）、水门、镇、路、关、营、堡、城址的分布等。正史或有关文献中有提及镇、路、城址、整体边墙工程、关隘贡道等，但记载极少，只是略提其名称，无具体内容，然碑文则不同，它详细记载了各墙体建筑形制、用料、尺寸等情况。长城考古就是在上述野外调查和研究基础上，利用保存下来的碑刻内容，证以历史文献而产生的，即查阅历史文献——野外考古调查——形成考古报告这样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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