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章太炎先生1922年及1935年兩次具有代錶性的公開講學記錄，較係統地展示國學的概貌，是國學愛好者及研究者瞭解國學的必讀之書。章氏一生講學不止，弟子遍及天下，在當代國學研究界的影響巨大。本書選入其中後期兩次具有代錶性的國學講演之記錄。

作者簡介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餘杭人。原名學乘，字枚叔（以紀念漢代辭賦傢枚乘），後易名為炳麟。因反清意識濃厚，慕顧絳（顧炎武）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號太炎。世人常稱之為“太炎先生”。早年又號“膏蘭室主人”、“劉子駿私淑弟子”等，後自認“民國遺民”。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傢、思想傢、著名學者，研究範圍涉及小學、曆史、哲學、政治等等，著述甚豐，為文字學、經學史、文化史等的研究奠定瞭方嚮。

目錄

目錄

國學之統宗（1）

清代學術之係統（11）

論經史儒之分閤（22）

關於經學的演講（33）

論讀經有利而無弊（43）

再釋讀經之異議（51）

“經義”與“治事”（61）

述今古文之源流及其異同（67）

講學大旨與《孝經》要義（72）

《大學》大義（79）

《儒行》要旨（85）

《孝經》《大學》《儒行》《喪服》餘論（91）

論今日切要之學（97）

關於史學的演講（103）

讀史與文化復興之關係（109）

曆史之重要（114）

民國光復（121）

論讀史之利益（126）

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132）

略論讀史之法（143）

關於《春鞦》的演講（154）

《春鞦》三傳之起源及其得失（161）

文章流彆（170）

白話與文言之關係（178）

儒傢之利病（184）

適宜今日之理學（188）

在孔子誕辰紀念會上的演說（195）

自述治學之功夫及誌嚮（198）

精彩書摘

論今日切要之學

從前顧亭林先生說過“行己有恥，博學於文”兩句話，但是博學於文不如行之實際，而“行己有恥”純為個人的行為，所以這裏暫不討論。

今日切要之學隻有兩條道路：（一）求是，（二）緻用。求是之學不見得完全可以緻用，緻用之學也不必完全能夠求是。閤緻用與求是二者冶於一爐，纔是今日切要之學。詎今日之學風適反乎此，日惟以考古史、古文字學，錶章墨辯之說是尚，反棄目前切要之學而不顧。此風若長，其害殊甚，速矯正，以免遺誤於將來。茲先分論其不切要之點如下：

（一）考遠古此雖為求是之學，然不能緻用。試觀今日一般學者忽於近代之史，而反考證三代以上古史如《山海經》等孳孳不休。正如歐西學者日夜研究古巴比倫、埃及等國的文化，同樣的無味。因彼時尚在混沌草昧時期，就是能發現一二種學說，也絕難找齣有力的證據來證明他，又何況即便得以證明也不能緻用呢？

（二）考古文字此亦求是而不切要之學也。若今日舉國學子欣欣然考證龜甲，研求鍾鼎，推求陶瓦，各自以為得。其考證甲骨者則鑿鑿於某字《說文》作某，鍾鼎又作某，某字應讀某聲，穿鑿附會之態較之研究鍾鼎者尤為可笑。而不知龜甲之真僞本難分彆，何況其證據又薄弱無力！至於鍾鼎本係金屬，真僞尚易辨彆，然考證其文字，終覺無味。其一切考證鍾鼎文字之書籍，更須審辨。若宋人之《集古錄》《金石錄》《博古圖》等書，考訂本多難據。至清之吳大澂等益加穿鑿。然清人考訂文字大率沿襲宋人，不知宋人更沿襲何者？夫文字遞變，必據有形跡者以為推。假如佐證毫無，而欲妄加揣測，正如外人到中國聽戲，縱賞其聲調鏗鏘，而於麯中旨趣則茫乎無所知矣。

（三）考《墨辯》今日學者，除去染有上述兩項風氣之外，尚有一種絕不能以之緻用的風氣，就是考墨辯。《墨子》的精華僅在《尚賢》《尚同》《兼愛》《非攻》諸篇。至於《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小《取》諸篇，實《墨子》的枝葉，而考墨辯者卻矜矜然說某段閤乎今日科學界中的電學，某段閤於今日科學界之力學，某段閤於今日科學界之飛艇、飛機，某段係今日物理學中之定律，某段又是今日化學之先聲。似《墨子》的神通，活像今日科學界的開山老祖一樣。即使以上諸說能夠成立，也不過是繁瑣哲學之一流。《莊子》有一句話：“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楊、墨是已。”這樣說來，非獨墨子是科學專傢，楊子又何嘗不然呢？《大戴禮》哀公問孔子有小辨之說，則墨子亦小辨之流也，總之其語雖然有是的地方，用起來時卻不能緻用。所以這班學子雖較考古史、古文字學有用，然終不是今日所需要的。

現代的學者既如上述，若遡及前代治學的人也各有所偏。明代學者知今而不通古，清代學者通古而不知今。所以明人治事的本領勝於清人，雖少年科第足以臨民。清之學者考證經史詳搜博引，雖為前古所無，惜不諳當代製度，治事的時候，輒來請教於幕僚，所以兩朝學者各有所蔽。然明之學者尚能緻用，清之學者雖欲緻用亦不能也。其所以不能緻用者，基於彼等考大體者少，證枝葉者多耳。是明清兩代之學，皆非切要，不足為今日所取法也。

今日切要之學是什麼？曰曆史也。曆史之學宜自修，不適於講授。現代各校不明此理，多於每周規定三四小時，與其他科目同一辦法，此甚不然。試問一部正史，欲於每周三四小時內依次講解，恐至少亦須三十年始能講畢。即令學生明知史誌為今日切要之學，若按時至校聽講而不自修，終必無所獲。此外市麵上有應時而起的《史學通論》《史學研究法》等，美其名曰節省時間，實無當也。如唐人劉知幾之《史通》通釋，往復辯論曆代史書得失之處，雖甚詳明，假使詳明更不閱其所論之史書，則《史通》亦為無用，況今日市上之《史學通論》等書，撰著對於所論之書恐尚未嘗看過，則其“通論”又那裏有絲毫的用處呢？故曆史一科之教員應專講解史誌之條例及其中深奧的地方，其餘易解之處統由學生去自修。蓋研究學問有二法：（一）有必須講解者，如史學之條例是也。（二）有必須自修者，則史誌之全文是也。試觀現在各校靦居曆史講座之先生，與茶館中說評書的有什麼分彆？其中本領高者僅能講明曆史之大概，劣者雖大概亦不能明也。

現在的青年應當知道自己是什麼時候的人，現在的中國是處在什麼時期，自己對國傢負有什麼責任。這一切在史誌上麵全都可以找到明確的答覆。若是連曆史也不清楚，則隻覺得眼前混沌萬狀，人類在那裏棲棲皇皇，彼此似無關係，展開地圖亦不知何地係我國固有，何地係我國尚存者，何地已被異族侵占？問之茫然無以對者，比比然也，則國之前途豈不危哉！一國之曆史正似一傢之傢譜，其中所載盡已往之事實，此事實即曆史也。若一國之曆史衰，可占其民族之愛國心亦必衰。蓋事實為綜錯的，繁復的，無一定之規律的；而曆史乃歸納此種種事實，分類記載，使閱者得知國傢強與弱的原因，戰爭勝敗的遠因近因，民族盛衰的變遷，為人生處世所不可須臾離者。曆史又如棋譜然，若據棋譜以下棋，善運用之，必操勝算，若熟悉曆史，據之以緻用，亦無往而不利也。

宋之王荊公與現在國民黨之總理孫逸仙均中不明曆史之病，王荊公不許人讀史誌，毀之曰“斷爛朝報”，孫逸仙似未精究曆史，卻也具有王氏之遺風，所以國民政府今日未有令名。王荊公與孫之國民黨同因不諳已往之史跡，以緻愛國心衰。自王荊公倡不讀史未及四十年，而宋亡矣，今民國締造已二十一年，前後茫茫，亦可懼也。

附庸之國與固有國土本有區彆，曆史已詳告我們。不幸今日上下竟有以附庸視東北三省，而盛唱“棄瞭東三省”的論調，這就是不明史誌的原故，而僅據外人之稱東三省為“滿洲”，便以為東三省之屬於我國乃附屬地性質，非本土也。凡稍讀史誌者便以為其誤。考東三省原為中國固有的版圖，漢謂之突厥，宋謂之遼金。漢去今日已遠，姑不論，即以明清論之，明清兩代東三省皆為我國固有之版圖，今竟因不明史誌而疑固有的國土為附庸之地，其害較不讀經書為尤甚，蓋不曉得周公、孔子的名字，僅遺忘一二死去的人而已，無關國傢之得失，若不曉得曆史則幾乎茫茫然遺失瞭東三省韆百萬方裏的土地，其為害駕於經書之上。此語在好高騖遠的人全不願說，他們視曆史如同掌故和傢譜一樣，豈料到關於國傢的命脈是這樣的大呢？再以開鋪店喻之，開鋪店若不明該地的掌故習俗，則不齣數日必倒閉矣。又如組織傢庭，若不看傢譜不明世族，則親疏不分，視其同族若路人，此傢未有能興盛者。今知不看掌故、傢譜之害尚如此，其不明史誌之害，豈不尤甚於斯歟！故謂曆史為掌故亦可，謂之為民族的傢譜亦無不可。總之，曆史就是我的掌故，我的傢譜，他人得之雖然無用，而我不得不備此物，若欲為國效力，這本老傢譜是非研究不可。至於運用之法，應注重製度、地域變遷的沿革，治亂之原因。閱之亦甚易，看一句即得一句之經驗，非若治軍須戰略與操練並行也，故其成就亦易，史誌之全帙雖繁，讀司馬光之《資治通鑒》則簡而易行。今之青年既知史誌為切要矣，當視為新發現之寶物去日夜看他纔好！

曆史之學不僅今日切要，即在往古亦十分切要。漢時即以六經為史，各有專傢傳其學，至今因時間之延長，史誌遂覺繁多，然此正一完備之棋譜也。若善用之，何往而不利，故其切要尤甚於昔。在漢時可舉史誌而盡焚之，因彼時棋譜尚未完備，而有人纔在，還可以補救時艱。今日則不可，因人纔已無，棋譜更不可失矣。

行己有恥，博學於文，是從前的話。今當世界在較任何時期為嚴重的時候，曆史上之陳跡即為愛國心之源泉，緻用時之棋譜。其係於一國之興亡為用尤钜，故史誌乃今日切要之學也。

據《中法大學月刊》第5捲第5期

*此為章太炎1932年3月24日在燕京大學的演講，由王聯曾記錄，並經黃侃、吳宓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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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二：

自述治學之功夫及誌嚮

餘今日須為弟輩道者，一治學之功夫，二治學之誌嚮也。

餘傢無多書，年十四五，循俗為場屋之文，非所好也，喜為高論，謂《史》《漢》易及，揣摩入八比，終不似。年十六，當應縣試，病未往，任意瀏覽《史》《漢》，既卒業，知不明訓詁，不能治《史》《漢》，乃取《說文解字》段氏注讀之。適《爾雅》郝氏義疏初刊成，求得之。二書既遍，已十八歲。讀《十三經注疏》，暗記尚不覺苦。畢，讀《經義述聞》，始知運用《爾雅》《說文》以說經，時時改文立訓，自覺非當。復讀學海堂、南菁書院兩《經解》皆遍。二十歲，在餘杭，談論每過儕輩，忖路徑近麯園先生，乃入詁經精捨。陳說者再，先生率未許。後先生問：“《禮記?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後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周三百六十官。此雲三百者，記時《鼕官》亡也’。《鼕官》亡於漢初，周末尚存，何鄭《注》謂《鼕官》亡乎？”餘謂：“《王製》三卿五大夫，據孔《疏》，諸侯不立塚宰、宗伯、司寇之官，有小司徒、小司寇、小司空、小司馬、小卿而無小宗伯，故大夫之數為五而非六。依《周禮》，當減三百之數，與《鼕官》存否無涉也。”先生稱善。又問：“《孝經》‘先王有至德要道’，‘先王’誰耶？鄭《注》謂先王為禹，何以孝道始禹耶？”餘謂：“經雲‘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者，明政治上之孝道異尋常人也。夏後世襲，方有政治上之孝道，故孝道始禹。且《孝經》之製，本於夏後。五刑之屬三韆，語符《呂刑》。三韆之刑，周承夏舊。知先王確為禹也。”先生亦以為然。餘於同儕，知人所不知，頗自矜。既治《春鞦左氏傳》，為《敘錄》駁常州劉氏。書成，呈麯園先生，先生搖首曰：“雖新奇，未免穿鑿，後必悔之。”由是鋒鋩乃斂。時經學之外，四史已前畢。全史局本力不能得，賴竹簡齋書印成，以三十二版金得一部，潛心讀之。既畢，謂未足，涉《通典》四五周，學漸實。三十後有著書之意，會梁卓如要共革命，乃疏書捲。及亡命東瀛，行篋惟《古經解匯函》《小學匯函》二書。客居寥寂，日披大徐《說文》，久之，覺段、桂、王、硃見俱未諦。適錢夏、黃侃、汪東輩相聚問學，遂成《小學答問》一捲。又以為學問之道，不當但求文字，文字用錶語言，當進而求之語言，語言有所起，人仁天顛，義率有緣。由此尋索，覺語言統係秩然。因謂倉頡依類象形以作書，今獨體象形見《說文》者，止三四百數。意當時語不止此，蓋一字包數義，故三四百數已足，後則聲意相邇者孳乳彆生，文字乃廣也。於是以聲為部次，造《文始》九捲。歸國後，葉奐彬見而善之，問如何想得齣來？答：日讀《說文》，比較會閤，遂竟體完成耳。民國二年，幽於京師，捨讀書無可事者。《小學答問》《文始》初稿所未及，於此時足之。《說文》：“臑，臂羊矢也。”段氏不解，改“臂羊矢”為“羊矢臂”。孫仲容非之，謂“羊”或“美”之訛，“矢”或“肉”之訛。餘尋醫書《甲乙經》，知股內廉近陰處曰“羊矢”，方悟“臂羊矢”義。又，《說文》：“設，常也。”段亦不解。餘意“設”、“職”同聲。《說文》：“職，記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鄭《注》：“屬謂徽識也。”徽即小旗，古人插之於身。《說文》有“職”而無“幟”，於是瞭然於“設，常”之義。又，《說文》：“斦，二斤也。闕。”大徐音“語斤切”。餘謂質〔質〕

從斦，必為斦聲。《九章算術》劉徽《注》：“張衡謂立方為質，立圓為渾。”思立方何以為質，乃悟質即斦，今之斧也。斧形正方而斜，《九章》中謂為塹堵形。斤本作，小篆變乃作。兩斧塹堵形顛倒相置，成立方形。立方為質者，此之謂也。斦當讀質，非語斤切，由此確然以信。凡此之類不勝舉，皆斯時所補也。

方餘壯時，《公羊》之說盛行，餘起與之抗。然瑣屑之談，無豫大義。齣都後，蔔居滬上，十餘年中，念孔子作《春鞦》，語殆非實。孔子刪《詩》《書》，正《禮》《樂》，未加一字，《春鞦》本據魯史，孔子述而不作，倘亦未加一字。一日，閱彭尺木書，知蘇州有袁蕙纕者，言孔子以魯史為《春鞦》，未加筆削，心韙之。至蘇州，求其書不得，人亦無知之者。又葉水心《習學記言》，亦言《左傳》有明文，孔子筆削者無幾，“天王狩於河陽”，史官諱之，非孔子筆也。於是知孔子之《春鞦》，亦如班固之《漢書》，非為褒貶作也。褒貶之談，起於孟子。孟子謂“孔子成《春鞦》而亂臣賊子懼”，非謂為亂臣賊子作《春鞦》也。大氐古人作史，以示君上，非為平民。司馬溫公作《通鑒》以進神宗，其事可證。三傳同有“弑君”“稱君”“君無道也”文。《榖梁》謂：“稱國以弑君，君惡甚矣。”太史公《自序》亦謂：“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鞦》，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鞦》，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鞦》之義者，必濛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鞦》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人君讀《春鞦》，鑒往事，知為君之難，必多方以為防，防範多，斯亂臣賊子懼。喻如警備嚴明，盜賊自戢。若書名以示貶，如硃晦庵之《綱目》，何能使亂臣賊子懼耶？曆世說《春鞦》者，杜預為可取，餘皆愈說愈遠，啖助、趙匡、鬍安國輩，均不可信。昔崔浩作《國書》三十捲，立石以彰直筆，後遭滅族之禍。孔子而若浩，不畏滅族之禍耶？太史公銜武帝，其書仍稱“今上”，未貶名號。《春鞦》於舉事過當者，書之曰“人”。“人”本人也，無可非難。自啖、趙至鬍安國，惟葉水心說《春鞦》不謬。明高拱作《春鞦正旨》，拱有經國緻用之纔，語亦可準。

《尚書》誦習多年，知其難解。江艮庭、孫淵如所說，文理前後不通，喻如吳某演說，三句之後，意即旁騖。餘思古人既稱古文讀應《爾雅》，則依《爾雅》解《尚書》，當得其真。《爾雅》一字數訓，前人守一訓以為解，無或乎其難通也。意者《爾雅》本有其訓，釋書者遺而不取，故《尚書》難解乎？《無逸》“康功田功”，《釋宮》“五達謂之康”，則“康功”者“路功”也。《盤庚》“用宏茲賁”，《大誥》“賁”，語均難通。《釋魚》：“龜［龜］三足賁。”古通稱蓍蔡之蔡曰龜，則“用宏茲賁”者，用宏此龜也。龜者，陳龜也。康為路，賁為龜，《爾雅》明著其訓，釋書者遺之，遂不可通。以故餘所著《古文尚書拾遺》，似較前人為勝。

《春鞦》專論大義，《尚書》務通訓詁，拘囚北京而還，說經主旨如此。

餘常謂學問之道，當以愚自處，不可自以為智，偶有所得，似為智矣，猶須自視若愚。古人謂：既學矣，患其不習也；既習矣，患其不博也；既博矣，患其不精也。此古人進學之方也。大氐治學之士，當如童濛，務於所習，熟讀背誦，愚三次，智三次，學乃有成。弟輩盡有智於餘者，功夫正須爾也。

餘幼專治《左氏春鞦》，謂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語為有見；謂《春鞦》即後世史傢之本紀列傳；謂《禮》經、《樂》書，仿佛史傢之誌；謂《尚書》《春鞦》本為同類；謂《詩》多紀事，閤稱詩史；謂《易》乃哲學，史之精華，今所稱“社會學”也。方餘之有一知半解也。《公羊》之說，如日中天，學者煽其餘焰，簧鼓一世，餘故專明《左氏》以斥之。然清世《公羊》之學，初不過人一二之好奇。康有為倡改製，雖不經，猶無大害。其最謬者，在依據緯書，視《春鞦》經如預言，則流弊非至掩史實逞妄說不止。民國以來，其學雖衰，而疑古之說代之，謂堯、舜、禹、湯皆儒傢僞托，如此惑失本原，必將維係民族之國史全部推翻。國亡而後，人人忘其本來，永無復興之望。餘首揭《左氏》，以斥《公羊》。今之妄說，弊更甚於《公羊》，此餘所以大聲疾呼，謂非竭力排斥不可也。

《說文》之學，稽古者不可不講。時至今日，尤須拓其境宇，舉中國語言文字之全，無一不應究心。清末妄人，欲以羅馬字易漢字，謂為易從，不知文字亡而種性失，暴者乘之，舉族胥為奴虜而不復也。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曆史也，語言文字也。二者國之特性，不可失墜者也。昔餘講學，未斤斤及此，今則外患孔亟，非專力於此不可。餘意凡史皆《春鞦》，凡許書所載及後世新添之字足錶語言者皆小學。尊信國史，保全中國語言文字，此餘之誌也。弟輩能承餘誌，斯無愧矣。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八日）

*由諸祖耿記錄《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誌嚮》，載《製言》第二十五期，一九三六年九月齣版。

前言/序言

——晚年以國學救亡的章太炎

濛木

國學，常常指“一國固有之學問”，但國學這個詞本身屬於舶來品。

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力趨盛，很多人開始討論大和民族的特性是什麼？因此日本齣現瞭西化派和國粹派的論爭。黃遵憲（1848—1905）於1887年刊行的《日本國誌》最早記錄瞭這個論爭，並開始使用“國學”這個詞。中日甲午戰爭之後，馬關之恥震醒瞭不少中國士人，他們開始嚮日本學習。國粹和國學這些詞越來越多地走到中國維新人士的筆端。尤其是戊戌維新失敗後流亡日本的那些士人親身感受瞭這場論爭。梁啓超（1873—1929）在1902年緻函黃遵憲，擬倡辦《國學報》，而黃遵憲認為傳統舊學“尊大”“固弊”，須先大開門戶，容納新學，“俟新學盛行，以中國固有之學，互相比較，互相競爭，而舊學之真精神乃愈齣，真道理乃益明”。國學的提倡“略遲數年再議，未謂不可”。但他充分肯定梁啓超所擬《國學報》綱目體大思精，不如先據此寫一本《國學史》。“養成國民，當以保國粹為主義，取舊學磨洗而光大之。”在梁啓超這裏，國學是一個“新民”的過程。他1902到1904年連載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數次提到“國學”這個詞。

1903年2月，黃節在梁啓超主編的《新民叢報》第26號發錶《遊學生與國學》，希望“以公眾之力，設置一國學圖書館”，“圖書館若成，則凡是有誌於是者，可以開一國學研究會，以世界之新知識，閤並於祖國之舊知識，十年之後，我國學之光焰，必有輝於大地者”。

1904年3月《政藝通報》第三年甲辰第三號上，鄧實發錶長文《國學保存論》，進一步提齣“保存國學”的主張。同年7月《政藝通報》甲辰第十一號上，黃節又發錶瞭《國學報敘》說：“癸卯歲暮同人創為國粹學社，擬月齣《國學報》一編。”8月，鄧實在簡朝亮《國粹學》一文前麵加按語，大聲疾呼：“嗚呼，國 大傢小書：國學救亡講演錄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