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人文始祖皇帝》是解讀《史記》開篇《五帝本紀》的疏證，以及對皇帝的評說。五帝是中國上古父係氏族傳說時代的五個聖王。司馬遷修證《史記》斷限，上起皇帝，因皇帝用暴力統一諸侯實現古代的大一統。由於皇帝用暴力結束瞭上古時代的諸侯紛爭，即部落混戰，草創國傢，國傢機構日益得到完善。通過皇帝身體力行，強兵樹德，為後王做齣瞭光輝的榜樣。在《史記》中，司馬遷排除神秘色彩，把皇帝寫成一個與人民打成一片，同甘共苦的創業帝王形象、皇帝擒滅蚩尤，兼並炎帝，統一天下，草創國傢，中華文明社會就從這裏開始。

作者簡介

張大可，1940年生，重慶長壽人，196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古典文獻專業。曾任蘭州大學曆史係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係教授兼中文係副主任，現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中國史記研究會會長、中國曆史文獻研究會常務理事、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主要從事中國曆史文獻學和秦漢三國史的教學與研究，為新中國成立後第*個齣版三國史與史記研究個人專集的學者，在這兩個學術領域獨樹一幟，享譽學界。曾發錶論文100餘篇，齣版學術專著20餘部，主編學術論著10餘部，其中有6種論著或國傢及省部社科優秀圖書奬。在個人學術專著齣版方麵，史記研究有：《史記研究》、《史記新注》、《史記文獻研究》、《史記精言妙語》、《史記論贊輯釋》、《司馬遷評傳》等；三國史研究有：《三國史》、《三國史研究》等；文獻學研究有：《中國文獻學》等。

硃枝富，江蘇省海外發展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史記研究會理事。

目錄

二、人文始祖黃帝……………………………………………………… 193

《五帝本紀》講析………………………………………………… 195

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黃帝…………………………………… 202

黃帝與蚩尤………………………………………………………… 206

精彩書摘

題 評

《五帝本紀》載父係傳說時代帝係相承，同姓而非一傢，不是一個王朝。本篇述史寓含司馬遷的卓越曆史觀，是《史記》全書的一個縮影。儒傢經典《尚書》記事起於堯，宣揚讓德；司馬遷嚮前推至黃帝，是宣揚天下大一統。五帝時代約當公元前二十四、前二十三世紀，距今四韆多年，正當原始公社進入軍事民主部落聯盟時代，司馬遷的記載符閤曆史進程。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五帝禪讓相承，典禮製度一步步完善。黃帝用戰爭統一諸侯，錶明平亂世要用暴力。堯、舜二帝舉賢任能，天下大治，錶明治國要用德，故篇末總括說：“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黃帝草創國傢，虞帝時製度大備，鮮明地錶現瞭司馬遷進化論的曆史觀。

韓兆琦曰：司馬遷敘述中華民族的曆史由五帝開始， 《史記》全書也由《五帝本紀》開篇。本篇係兼采《尚書》之二典，古本的《五帝德》、《帝係姓》以及《國語》、《左傳》、《世本》、《莊子》、《孟子》、《韓非子》、《戰國策》、《呂氏春鞦》、《禮記》、《淮南子》等書的資料熔鑄而成，其中蘊含瞭司馬遷對世界的基本看法和全部社會曆史觀，也錶達瞭他的述史主旨和貫穿全書的主要幾個方麵的思想，因而具有總序的性質。具體而言，有如下幾點：

第一，明祖先。該篇講述瞭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黃帝死，其孫顓頊繼位。黃帝曾孫帝嚳又接替顓頊，帝嚳又是顓頊族子。帝嚳死，其子放勛即位，是為帝堯。而帝舜是黃帝的八世孫。擴而言之，凡《史記》中所載三代天子世係、列國世傢祖先、各地少數民族來曆，追本溯源，其氏姓來源皆本於黃帝。作者意在說明中國境內各民族都是“黃帝子孫”。自此以後，中華民族就血統而論，都是同一祖先的後裔；就曆史文化論，都是在此基礎上發展進步的。“黃帝子孫”或“炎黃子孫”之稱，遂成為韆百年來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維護多民族國傢的統一，增強民族嚮心力和凝聚力的象徵。

第二，明道德。文載黃帝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黃帝乃“習用乾戈以徵不享”，又勝炎帝，殺蚩尤，以武力實現瞭統一。作者特彆強調黃帝“修德振兵”而有天下，以說明平亂世要憑武力，治天下要用德政。作者高度贊揚黃帝以後的繼位者們以德治國的豐功偉績，“顓頊有盛德焉”，帝嚳“知民之急”， “撫教萬民而利誨之”，以至“其色鬱鬱，其德嶷嶷”。作者用大量篇幅詳載堯、舜舉賢、愛民、仁孝的美德。堯紀雲：“堯知子丹硃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硃病，授丹硃則天下病而丹硃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堯死，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又寫舜時“四海之內鹹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錶明國傢太平全憑德治。值得注意的是《史記正義》引《竹書紀年》卻說：“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說：“舜囚堯，復偃塞丹硃，使不與父相見也。”作者於此均棄之不取，而采禪讓之說以明天下為公的道德理想。很顯然，作者將五帝的禪讓和治理歸結到瞭儒傢的道德上麵，故篇末總結說：“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其德。”用來說明民族曆史初始時期道德發展的趨勢和作者在曆史記述中的道德所係。

第三，明人事。生活在“天人感應”、“陰陽災異”等神學迷信盛行時代的司馬遷，欲以《史記》“究天人之際”，毅然將中國曆史的記述由黃帝開始，並大膽屏棄神化黃帝的那些荒誕離奇的百傢之言。在他的筆下，黃帝有名有姓有稱號，上有父，下有子孫，生有所自，死有所歸；還設官分職，建立製度，組織生産。總之，從黃帝開始，中國的曆史纔真正成為人類社會的曆史。文中作者完全以人的麵目頌其功德，述其事跡，刻意塑造齣一個富於進取精神和創造力的古代英雄形象。此外，作者纂述《五帝本紀》首稱黃帝，無疑還具有諷刺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以求長生不死的荒唐行為的用意。所以李鄴嗣說：“《黃帝本紀》實太史公之諫書也，當與《封禪書》並讀，即可見矣。自漢初學者多治黃老言，至孝武皇帝時始鄉儒術，而帝更好言神仙。神仙者，道傢之外乘也，其言亦本諸黃老。至軒轅古帝大聖人，又世絕遠，可以極言附會，竦人主之聽，於是諸方士競進其說。今史公所作《黃帝本紀》，簡而雅，質而不侉。至後書黃帝崩，葬橋山，而世所傳鼎湖上仙及諸荒怪不經，盡可不辨而見矣。餘嘗考《漢書·藝文誌》，道傢載《黃帝書》一百篇，神仙傢載《黃帝書》六十一捲，所謂百傢言黃帝，俱一時方士詭撰以欺人主，薦紳先生難言之。今《本紀》盡削不載，而彆於《封禪書》俱述

前說，而直斷之曰：‘海上怪迂之方士、阿諛苟閤之徒，所言不經無驗者。’蓋一以徵信，一以斥誣，使人主開捲惕然，知黃帝憂勞，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如此。太史公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而凡《封禪書》所載方士之怪迂語，其文不雅馴，當不使復陳於人主之前矣。且上雖好神仙，而酷吏峻刑，更相繼起，人臣救過不贍，史公特於《老子傳》附以申不害、韓非，使知黃老之學一變而為刑名，其弊固然也。”（《杲堂文鈔》捲四）

第四，明製度。司馬遷認為五帝是一切人間製度、法規的始創者，他們奠定瞭中國文明的基礎。文載黃帝初創製度，遵循天時四季的變化和地利來安排人民的生産生活和祭祀山川鬼神的活動，組建軍隊作為國傢機器從事徵伐戰爭，並以“雲”命官名“為雲師”， “置左右大監”，建立官僚係統。至堯舜時有“四嶽”、“十二牧”，還設有司空、稷、司徒、士、工、虞、秩宗、典樂、納言等官佐，並修五禮，定巡狩之製，同律度量衡，建立法典，製五刑。天文曆法也初步確立，能推算齣“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從此，各種政治、經濟、文化製度初步完備，中華民族開始在安定中過上有組織的文化生活。文章注意記述從黃帝創立國傢到堯、舜完備製度的發展過程，體現齣司馬遷進化論的社會曆史觀。

第五，明一統。作者注意錶述五帝時國境四界的意圖非常明顯。言黃帝“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閤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顓頊“北至於幽隆，南至於交阯，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帝堯時“肇十有二州”。虞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疆域之大，令人驚異。司馬遷開闊的胸襟和遼闊的視野往往體現在他對曆史的記述之中。他敘黃帝“撫萬民，度四方”而“萬國和”；述顓頊稱“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帝嚳“溉執中而遍天下”；堯能“閤和萬國”，舜時“四海之內，鹹戴帝舜之功”。這些敘述雖不盡可信，卻說明當時所知的世界範圍已經進入司馬遷的視野之中瞭。這種恢宏的氣魄和包舉宇內、囊括四海的博大胸懷，正是西漢大一統的時代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體現。司馬遷記述中國曆史起於黃帝，迄於漢武帝，係統迴顧瞭中華民族由氏族社會部落聯盟逐步走嚮大一統的曆程，熱情謳歌瞭五帝對人類曆史的偉大貢獻。這是司馬遷“通古今之變”，撰述《史記》的基點之一，也是他屏棄《尚書》以堯為曆史起點而上推黃帝的主要用意所在。

第六，明義例。司馬遷在贊語中交代瞭《史記》全書的纂述方法和義例以及有關古史考信的基本立場。它和《三代世錶序》、《孔子世傢贊》、《伯夷列傳》一起構成司馬遷有關曆史記述的理論體係和總原則。司馬遷提齣對古文獻資料的記載，一是要“考信於六藝”（《伯夷列傳》），“摺中於夫子” （《孔子世傢贊》）。二是選擇史料要“擇其言尤雅者”，“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對於沒有把握的史料則闕者記闕，“疑則傳疑” （《三代世錶序》）。三是實地調查，取證以補充、驗證文獻資料。有關中國曆史的起點問題，曆來諸傢錶述各異。孔子序《尚書》斷自堯舜，而《五帝德》、《帝係姓》則始於黃帝，黃帝以前，司馬遷已知的古帝王還有伏羲（《太史公自序》）、神農（《五帝本紀》）、無懷氏和泰帝（《封禪書》）等，但散見於群書，文多繆悠不經，因此，司馬遷不取。而《五帝德》、《帝係姓》傳自孔子， 《春鞦》、《國語》多發明其旨，而且四方風教，長老所稱，又與古文相閤，都可以兼采摺中，所以作者去“其文不雅馴”而“擇其言尤雅者”，以黃帝為本書的開端。至於文獻中年代、世係上的矛盾抵牾之處，作者一因舊文，所謂“疑則傳疑，蓋其慎也”。這種方法是符閤孔子次《春鞦》，序《尚書》之意的。其中既包含著作者嚴謹、求實的治學作風，也集中體現瞭司馬遷貫穿《史記》全書的尊孔子、崇六經的指導思想。

黃帝、堯、舜等都是我國古代傳說中的人物，堯、舜被儒傢稱為“聖人”，見之於儒傢著作的說法較多，尤其堯、舜“禪讓”的故事更被後世傳為美談。作者寫此紀所依據的《尚書·堯典》，據考證大抵産生於戰國後期，作者依之寫成堯、舜兩位古代帝王，從中寄托瞭自己的政治理想，並使之與秦、漢以來的專製政治形成對照。其用意是顯而易見的，堯、舜無疑是《史記》中最使作者尊崇的大公無私的理想帝王。可喜的是近年來的考古發掘，已經證實瞭堯、舜時代的存在。楊國勇《山西上古史新探》中說，如果把夏朝的開始年代定在公元前2070年，則約當公元前2500年—前1900年的陶寺文化早期當與唐堯、虞舜時代有關。“陶寺文化被視為唐堯部族的遺存，史籍中屢見‘堯都平陽’的記載，唐堯建立的唐國被稱為‘中國’，認識陶寺文化，研究古唐國文明的誕生和年代，也就意味著探索中華文明的起源，無論在考古發現和文獻研究方麵均有重大意義。”“在堯、舜的時代，晉南特彆是襄汾陶寺一帶是諸多大小‘酋邦’以至‘城邦’國傢的共主所在之地，是國中之國，王中之王，因而堪當中國之稱。” “無論舜，還是禹、皋陶、伯益、冥等這些《堯典》上提到的大臣們，他們應該都是各邦國的首領人物，他們都有自己的國傢作後盾，被堯甚至堯的先輩招緻在門下，在一個朝廷裏共襄盛舉。他們大概都屬後世盟友的性質，閤則留，不閤則去。”

至於“黃帝”，孔子、孟子並沒有對他說過更多的話，在先秦儒傢的古書中隻有《五帝德》、《帝係姓》中說到瞭他。作者依據這兩個材料，並吸取瞭其他學派，甚至還有些秦漢之際的方士的說法，將之寫成瞭華夏民族的始祖，這是具有開創性的。有關黃帝其人的種種事跡，自然無從考辨，作者將其寫之於史，這隻能說明我國古代有這樣一些說法，而對於傳說中的曆史進行記錄也就隻能如此瞭。根據近年來在長江流域發現的古先民遺址，那裏的人們早在距今七韆年前至距今五韆年前就已經懂得種植水稻，這比黃帝的傳說還要早得多。另外在福建、廣東、雲南等地發現的古先民遺址，也都不比黃帝的傳說時代更晚。這說明《史記》作者將黃帝說成是我國各族人民共同祖先的說法未必科學，但是“黃帝”作為華夏民族的始祖在《史記》中得以確立，其意義是巨大的。李景星曰：“孔子刪《書》，斷自二典，詳政治也；太史公史，始於五帝，重種族也，蓋五帝始於黃帝，為我國種族之所自齣。”從此黃帝便成瞭中華民族的一麵旗幟，成為我國境內各族人民共同皈依的偶像，成為散居世界各地的華夏後裔們凝聚的核心。如果說在過去的兩韆多年裏，這種凝聚力還主要是錶現在我國國境之內的話，今後隨著曆史的發展，隨著華夏子孫遍布在世界各地，隨著我國在國際舞颱所處地位的不斷提高，那麼這麵旗幟、這種凝聚力所起的作用也就會顯得越來越突齣。

關於本篇作品的作者，據糅閤瞭司馬氏父子兩代人共同思想的《太史公自序》看，司馬談原來的計劃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獲麟止”，也就是上起唐堯，下至武帝元狩年間。而司馬遷後來實際完成的情況是“述曆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也就是上起黃帝，下至武帝太初年間。即此而言，則本篇中有關堯、舜的部分可能是司馬談的原作，而黃帝、顓頊、帝嚳三個人物的部分則肯定是司馬遷後來所追加

精彩內文選讀

北方強敵匈奴在漢初冒頓單於當政時達於鼎盛，長期為患於邊。漢傢創業皇帝漢高祖劉邦受睏平城之辱籠罩漢朝君臣幾代人。高後屈辱求和，忍受冒頓單於戲弄的狂悖書信，更是國恥。漢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臣服大宛，威震西域，漢武帝下詔書布告天下，說：“高皇帝遺聯平城之憂，高後時單於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鞦》大之。”這時漢武帝徹底擊敗匈奴，徵大宛斷匈奴右臂，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漢朝揚眉吐氣。但漢文帝時，黎民切盼休養生息，反擊匈奴的條件尚未成熟。戰爭是綜閤國力的較量。綜閤國力的要素有三：政治力、經濟力、軍事實力。優越的政治力與經濟力，可以持續作戰，是取勝之根本。但陣前交鋒，優越的軍事實力是綜閤國力的核心要素。匈奴是馬背民族，漢朝要製勝匈奴，要有足夠的騎兵，邊境要有足夠的糧食儲備。這些條件，漢文帝時尚不具備。《孫子兵法》說：“倍者守之，三者攻之，五者圍之。”又說：“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 雙方決戰，實力相當，兩敗俱傷，一方實力三倍於敵，乃至五倍、十倍於敵，占有絕對優勢，纔可以用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勝利。漢文帝時，綜閤國力強於匈奴，軍事實力大體相當，漢朝防禦有餘而齣擊不足。漢文帝尊重實力，對匈奴高掛免戰牌，在漢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漢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漢文帝後元三年（公元前161年），三次與匈奴和親，先後與冒頓單於、老上單於、軍臣單於等三代單於訂立和親條約，漢朝饋贈匈奴大量財物，漢宗室公主齣嫁單於。但匈奴百約百叛，漢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入寇上郡，丞相灌嬰率領車騎八萬五韆擊走匈奴。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十四萬騎入寇朝那，殺北地郡尉孫卬，漢文帝派張相如等三將軍擊走匈奴，也曾一度要禦駕親徵。漢文帝後元六年（公元前158年）鼕，匈奴騎兵六萬大入上郡、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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