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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道衡先生知识渊博，学养深厚。他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于中古文学研究，在史料考释与整体建构等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十卷本《曹道衡文集》，集合了曹先生一生的研究成果，他以史料整理为起点，以大量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专题研究为根基，并在体例上寻求创新，代表了曹道衡先生在不同时期对文学史研究的思考、创新和实践。全套书装帧设计古朴典雅，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先生为本书题签。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华书局编审程毅中先生为本书撰写序言，文集的出版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

内容简介

《曹道衡文集》将曹道衡先生的学术成果首次系统整理出版，供学术界参考。文集分十卷。一至三卷为论文集。卷一为《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合并原《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中不重出篇目），卷二维《中古文史丛稿》，卷三为《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这些文章钩沉索隐，考证严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是曹先生 zui 为看重的著作。四至七卷为文学史专著。卷四为《汉魏六朝辞赋》与《魏晋文学》，卷五为《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与《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卷六为《南北朝文学史》（与沈玉成合著），卷七为《萧统评传》（与傅刚合著）。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作者对南北朝文学的总体把握以及对中古文学史构建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八至十卷为资料考据性著作。卷八为《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与刘跃进合著），卷九为《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与沈玉成合著），卷十为《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与刘跃进合著）。《中古文学史料丛考》梳理作家生平史料，考证作品写作年代，资料翔实，文思细密；《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具有史料和史识双重价值，特别是有关佛教、道教文学编年以及北朝文学系年，过去的文学史较少涉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目录

卷一 中古文学史论文集

卷二 中古文史丛稿

卷三 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

卷四 汉魏六朝辞赋 魏晋文学

卷五 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 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

卷六 南北朝文学史

卷七 萧统评传

卷八 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

卷九 中古文学史料丛考

卷十 南北朝文学编年史

精彩书摘

总 序

曹道衡先生是我的大学长，当1952年我从燕京大学合并到北京大学时，他已经毕业了。作为校友，他是前辈，我们是在离校之后才认识的。那时他在文学研究所帮助陈翔鹤先生编《文学遗产》专刊，我有幸作为《文学遗产》培养的青年作者，有时还帮编辑部看一些初审稿。因此，有机会和他一起参加座谈会和通讯员会议。一谈起来，我们都是苏州人，虽然不是他乡遇故知，但也算是老乡见老乡了。他的年龄、辈分都比我长，交谊自当在师友之间，不过他一向谦恭待人，我在他面前也就敢于忘乎所以，信口开河了。道衡学长为人极其淳厚，朴实无华，具备了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风。因此老朋友都称他为“夫子”，有时我也跟着那么叫他，觉得名实相副，毫无调笑之意。

　　道衡学长知识渊博，学养深厚。他的学术成就，我所知极少，因为自己的知识太偏太窄,他的书有些还读不懂，对他的成长历程却略有所闻。他出生于苏州的书香门第，曾祖是有名的御医曹沧洲（名元恒），祖父、父亲也都是名医，但他却从小就专心读经史名著，决定弃医学文，幼年就熟读《说文》《尔雅》等国学经典，后来考上唐文治先生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历史系，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应该是插班上了三年级），专治中国文学史。这恐怕主要是受了母系家族的熏陶。他外祖出自苏州有名的潘氏世家，即“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的潘世恩后裔。他母舅潘景郑（名承弼）和姨夫顾起潜(名廷龙）都是著名的藏书家和文献学专家。当然，曹家也是儒医世家，他的曾叔祖曹福元、曹元弼（字叔彦）都是经学家和清朝的翰林院编修，对他也不会毫无影响。叔彦先生的八妹元燕女士和我祖母是朋友，我也曾登门拜见过曹三先生，并蒙赐题了一首诗。因此我们一谈起苏州的学术传统和文坛掌故，就有许多共同语言了。

　　道衡学长研究文学史，非常注意文学家族的传承和兴衰，如专著《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及《南朝文学史上的王谢两族》等文章，都充分论证了世家大族的文化素养，对文学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他在中古文学史的深入研究中，就创造性地论证了文学流变与家族、地域的有机联系。这种研究方法是得到了许多同道的赞许和钦佩的。他自身的学术历程，可能也有家学传承的因素。当然，更重要的还应该说是个人的选择和追求，加上敬业精神和学术兴趣。道衡学长在北京大学师从游国恩先生研习先秦两汉文学，本来是以上古文学史为主攻方向的。但进入文学研究所后，接受的任务却非常广泛，而且还偏重于清代文学。我读到他第一篇论文是《从明末清初科举制度看〈儒林外史〉》，稍后是很有分量的《关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及其与〈红楼梦〉的关系》，当时就显露头角，引人注意，我还以为他是专攻清代文学史了。当然，他是当代少见的“通人”，对古代文学可以全面应对，左右逢源，能够适应领导安排而完成学术难点和填补空白的任务。随后，他协助余冠英先生编写中国文学史中古文学这一段，就使他大展才能，成为中古文学领域的开拓者，对中古文学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大家都知道他熟读经史，根柢深厚，学识渊博，特别是对经学包括传统的“小学”有独到的造诣。上世纪“五四”以后出生的知识分子，像他那样能背诵四书五经的人是很少见的了。游国恩先生曾告诫我们说：“老一代的学者，读书是要能背诵的，你们这一代学生，至少要学会查书，懂得该查什么书。”道衡学长就不仅是会查书，而且是能背书的。因此我在听到他去世的噩耗之后，曾写了一副挽联，是：“论魏晋文章，问学苏城同里少；树门墙桃李，传经翰苑后贤多。”他应该说是有所创新的经学传承人，也是能综合义理、考据、辞章于一身的新朴学家。在这里，我还想谈谈“童子功”的问题。老一代的人，一般童年时就讲究背诵，至少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吧，这也是终身受用的，因为其中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蕴涵着德学、美学、史学乃至音韵学的文化素养。现在有一些少年儿童，由于各种不同的条件，有善于背诵诗词的，有善于默写汉字的，有善于唱歌的，有善于跳舞的，有善于唱戏曲的，这在电视荧屏上经常可以看到。对于这类少年特长生，我们应该给予爱护和正确的引导，最好能给他们创造继续发展的条件。千万不要过早地捧之为明星，像王安石《伤仲永》所写的那样加以误导；也不要摧伤压抑，使他半途而废。我们要因势利导，充分发挥这种“童子功”的积极作用，可能正是培养杰出人才的一条途径。道衡学长的学术成就，就和他传统文化素养的“童子功”不无关系。

道衡学长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老夫子，非常谦虚谨慎，但是在学术问题上却是有坚持真理的风骨的。1958年由北京大学为发源地的高等院校发动了“拔白旗”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运动，自然也相应地批判到古代的作家作品。北大中文系的同学对陶渊明进行了一些苛刻的批判，也批评了道衡学长评论陶渊明的文章。他昂然而起，毅然回应，写了一篇《再论陶渊明的思想及其创作》，据理力争，提出了自己持之有故的观点。这在当时极“左”思想的潮流下，是要有一点“反潮流”的勇气的。他在生活上也有慷慨豪爽的一面，记得有一回我们一起吃饭，他酒兴勃发，在跟人举杯应战时说：“别以为我们苏州人软弱好欺，苏州人什么都不怕，还怕喝白酒么！”我感到很惊奇，从此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我钦佩他为我们苏州人争气，更钦佩他以杰出的成就为我们苏州人争光。

　　当他辞世一周年之际，我写了一首小诗，以表达我的怀念之情：“我念曹夫子，应留后世名。魏文精典论，刘向善传经。风义兼师友，交游见性情。吾吴多壮士，岂但一书生。” 这也表达了我对他的理解和钦慕。

　　中州古籍出版社愿为道衡学长编印一部系统的基本完备的文集，竟然格外垂青，委派我写一篇导读性的序言。我对他的学术成果所知不多，好在书中已有许觉民、沈玉成两位先生的序言，还有他的两位高足所写的文章，都作了详尽确当的论述，无须再加赘言。我作为一个同时代的同道、同乡的老友，从他的学术历程略谈一点所知的历史背景和个人记忆，作为对他永恒的纪念，或许也能叨附骥尾吧。

前言/序言

总 序

曹道衡先生是我的大学长，当1952年我从燕京大学合并到北京大学时，他已经毕业了。作为校友，他是前辈，我们是在离校之后才认识的。那时他在文学研究所帮助陈翔鹤先生编《文学遗产》专刊，我有幸作为《文学遗产》培养的青年作者，有时还帮编辑部看一些初审稿。因此，有机会和他一起参加座谈会和通讯员会议。一谈起来，我们都是苏州人，虽然不是他乡遇故知，但也算是老乡见老乡了。他的年龄、辈分都比我长，交谊自当在师友之间，不过他一向谦恭待人，我在他面前也就敢于忘乎所以，信口开河了。道衡学长为人极其淳厚，朴实无华，具备了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风。因此老朋友都称他为“夫子”，有时我也跟着那么叫他，觉得名实相副，毫无调笑之意。

　　道衡学长知识渊博，学养深厚。他的学术成就，我所知极少，因为自己的知识太偏太窄,他的书有些还读不懂，对他的成长历程却略有所闻。他出生于苏州的书香门第，曾祖是有名的御医曹沧洲（名元恒），祖父、父亲也都是名医，但他却从小就专心读经史名著，决定弃医学文，幼年就熟读《说文》《尔雅》等国学经典，后来考上唐文治先生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历史系，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应该是插班上了三年级），专治中国文学史。这恐怕主要是受了母系家族的熏陶。他外祖出自苏州有名的潘氏世家，即“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的潘世恩后裔。他母舅潘景郑（名承弼）和姨夫顾起潜(名廷龙）都是著名的藏书家和文献学专家。当然，曹家也是儒医世家，他的曾叔祖曹福元、曹元弼（字叔彦）都是经学家和清朝的翰林院编修，对他也不会毫无影响。叔彦先生的八妹元燕女士和我祖母是朋友，我也曾登门拜见过曹三先生，并蒙赐题了一首诗。因此我们一谈起苏州的学术传统和文坛掌故，就有许多共同语言了。

　　道衡学长研究文学史，非常注意文学家族的传承和兴衰，如专著《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及《南朝文学史上的王谢两族》等文章，都充分论证了世家大族的文化素养，对文学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他在中古文学史的深入研究中，就创造性地论证了文学流变与家族、地域的有机联系。这种研究方法是得到了许多同道的赞许和钦佩的。他自身的学术历程，可能也有家学传承的因素。当然，更重要的还应该说是个人的选择和追求，加上敬业精神和学术兴趣。道衡学长在北京大学师从游国恩先生研习先秦两汉文学，本来是以上古文学史为主攻方向的。但进入文学研究所后，接受的任务却非常广泛，而且还偏重于清代文学。我读到他第一篇论文是《从明末清初科举制度看〈儒林外史〉》，稍后是很有分量的《关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及其与〈红楼梦〉的关系》，当时就显露头角，引人注意，我还以为他是专攻清代文学史了。当然，他是当代少见的“通人”，对古代文学可以全面应对，左右逢源，能够适应领导安排而完成学术难点和填补空白的任务。随后，他协助余冠英先生编写中国文学史中古文学这一段，就使他大展才能，成为中古文学领域的开拓者，对中古文学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大家都知道他熟读经史，根柢深厚，学识渊博，特别是对经学包括传统的“小学”有独到的造诣。上世纪“五四”以后出生的知识分子，像他那样能背诵四书五经的人是很少见的了。游国恩先生曾告诫我们说：“老一代的学者，读书是要能背诵的，你们这一代学生，至少要学会查书，懂得该查什么书。”道衡学长就不仅是会查书，而且是能背书的。因此我在听到他去世的噩耗之后，曾写了一副挽联，是：“论魏晋文章，问学苏城同里少；树门墙桃李，传经翰苑后贤多。”他应该说是有所创新的经学传承人，也是能综合义理、考据、辞章于一身的新朴学家。在这里，我还想谈谈“童子功”的问题。老一代的人，一般童年时就讲究背诵，至少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吧，这也是终身受用的，因为其中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蕴涵着德学、美学、史学乃至音韵学的文化素养。现在有一些少年儿童，由于各种不同的条件，有善于背诵诗词的，有善于默写汉字的，有善于唱歌的，有善于跳舞的，有善于唱戏曲的，这在电视荧屏上经常可以看到。对于这类少年特长生，我们应该给予爱护和正确的引导，最好能给他们创造继续发展的条件。千万不要过早地捧之为明星，像王安石《伤仲永》所写的那样加以误导；也不要摧伤压抑，使他半途而废。我们要因势利导，充分发挥这种“童子功”的积极作用，可能正是培养杰出人才的一条途径。道衡学长的学术成就，就和他传统文化素养的“童子功”不无关系。

道衡学长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老夫子，非常谦虚谨慎，但是在学术问题上却是有坚持真理的风骨的。1958年由北京大学为发源地的高等院校发动了“拔白旗”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运动，自然也相应地批判到古代的作家作品。北大中文系的同学对陶渊明进行了一些苛刻的批判，也批评了道衡学长评论陶渊明的文章。他昂然而起，毅然回应，写了一篇《再论陶渊明的思想及其创作》，据理力争，提出了自己持之有故的观点。这在当时极“左”思想的潮流下，是要有一点“反潮流”的勇气的。他在生活上也有慷慨豪爽的一面，记得有一回我们一起吃饭，他酒兴勃发，在跟人举杯应战时说：“别以为我们苏州人软弱好欺，苏州人什么都不怕，还怕喝白酒么！”我感到很惊奇，从此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我钦佩他为我们苏州人争气，更钦佩他以杰出的成就为我们苏州人争光。

　　当他辞世一周年之际，我写了一首小诗，以表达我的怀念之情：“我念曹夫子，应留后世名。魏文精典论，刘向善传经。风义兼师友，交游见性情。吾吴多壮士，岂但一书生。” 这也表达了我对他的理解和钦慕。

　　中州古籍出版社愿为道衡学长编印一部系统的基本完备的文集，竟然格外垂青，委派我写一篇导读性的序言。我对他的学术成果所知不多，好在书中已有许觉民、沈玉成两位先生的序言，还有他的两位高足所写的文章，都作了详尽确当的论述，无须再加赘言。我作为一个同时代的同道、同乡的老友，从他的学术历程略谈一点所知的历史背景和个人记忆，作为对他永恒的纪念，或许也能叨附骥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