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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要通过创新的方式解决那些实际出现的、也在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以规范的社会科学方法观察、总结、分析社会创新的经验，都是走向成功创新的必经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创新不仅是一个实践过程，也是不断积累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

本书囊括前沿的实践与研究，能够指导和激励来自世界各地和社会各个部门（非营利组织、企业和政府）的社会创新活动。

内容简介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指导和激励来自世界各地和社会各个部门（非营利组织、企业和政府）的数百万社会变革领袖。通过在线研讨会、会议、杂志、在线文章、播客等，《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探讨涉及各类主题的研究、理论和实践，包括人权、影响力投资和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模式。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由斯坦福大学PACS中心出版。中文简体版由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引进，汇集了世界各地在社会创新方面的前沿研究、实践、经验总结，以及专家学者对社会创新方面新的见解。

本期《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讨论了如下话题：本期主要聚焦于企业社会责任、志愿者服务、儿童肥胖、贫困援助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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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指导和激励来自世界各地和社会各个部门（非营利组织、企业和政府）的数百万社会变革领袖。通过在线研讨会、会议、杂志、在线文章、播客等，《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探讨涉及各类主题的研究、理论和实践，包括影响力投资和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模式。《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由斯坦福大学PACS 中心出版。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出版方：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致力于构建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为真切关心社会发展的人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生态环境。乐平将自己定位为社会创新的触媒和社会创新市场的构建者。

通过以影响力为导向的综合性投资，乐平支持具有高成长性的新生代社会企业快速发展，并催化具有规模化潜力的社会创新方法，最终产出规模化的社会影响力。通过一系列知识与思想产品，乐平为社会创新构建人才市场和思想市场，基于跨界多元的社群培育一个有利于社会企业家生长的社会创新环境，促进更多社会企业的规模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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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专题文章

共益企业与人权 9

共益企业运动推出了一种社会责任企业的强大模式，这一模式有着推动人权保护的

潜力。然而，共益企业运动至今尚未能与人权运动倡导者紧密合作，影响了这一潜

力的发挥。

规模化的科学 31

科学为人类提供了可以激发社会进步的创新成果。然而规模化应用这些创新成果往

往依赖于商业途径，其目的在于增长、扩张和利润最大化。发展中国家为我们呈现

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让规模化服务于公共利益。

技能志愿服务的前景 53

基于技能的志愿服务是各类企业公民 项目中成长最快的；由企业员工组成的团队投

入一段可观的时间，来帮助非营利机构解决复杂的运营问题。这一类型的志愿服务

给双方带来的利益显而易见，但其执行难度也超过了许多人的预想。

为文化艺术创建政策指数 74

美国国家文化艺术指数确立了一个评测文化艺术活力的量化标准，这有助于决策者

和文化艺术界人士展开相关的公开讨论。在大数据时代，这一指数的创建和影响力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案例研究

高科技巨头创建的慈善机构 98

硅谷社区基金会已经成长为全球资金力量最雄厚的基金会之一。但是究竟谁从中获益了呢？

实地报道

新一千零一夜 115

“我们爱读书”为中东地区及世界各地的儿童带来富于想象力的阅读活动。

共享既开创 122

赛智生物网络正在用开源的方式（open-source）给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跑起来——儿童减肥180 128

“儿童减肥180”（ChildObesity180）是一家非盈利组织，正在通过孵化和推广最佳创意，与肆虐全美的儿童肥胖症展开斗争。

社会变革新方法

打造儿童“创客” 135

用无人机种树 139

根除“午餐羞辱” 142

宝宝盒登陆美国 145

观点荟萃

被边缘化的社会回报 148

影响力投资被“社会影响力与商业收益双丰收”的提法误导了。

解决生理期难题 155

促进女性生理期健康对女性的经济赋权至关重要。

为创造力投资 148

影响力投资者忽视了艺术和文化部门，也因此错失了助力文化艺术共建社区的机会。

为食物银行“减肥” 161

食物银行是1967年在美国首先出现的为未能解决“三餐”基本需要的人士及家庭提供紧急及短暂的膳食援助的非营利机构。食物由厂商提供。现在食物银行已经遍布世界许多国家。现在，食物银行必须告别以发放食物的重量来评估组织绩效的方式，肩负起让低收入人群能吃到营养均衡食品的使命。

研究

Research 专栏开篇介绍 167

慈善捐赠背后的动机 169

可再生能源在德克萨斯告捷 171

艺术类非营利组织的消亡率 173

政治活动捐款人如何抱团行动 173

书评

凭弹性解决问题——《道不同亦可与谋》 175

为永久性基金会辩护——

《让财富适得其所：善捐今日抑或投资明天？》 178

反思全球粮食链——

《食不孤，必有邻：作为社会企业产品的食物》 181

真正的伙伴关系——

《在教育领域创造研究与实践的伙伴关系》 184

最后一瞥

岌岌可危的波多黎各 187

中文特稿

渐渐透明：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的创业与创新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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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被边缘化的社会回报

影响力投资被“社会影响力与商业收益双丰收”的提法误导了。

影响力投资似乎被一个轻松省力的陈述所蛊惑了。根据流行的观点，实现社会影响力和商业的双重回报是一个正常现象，而非例外。那些对财务回报的可行性表示怀疑的人往往会被认为缺乏商业头脑。“如果我们想让改变发生，想要产生社会影响力，就不能以嬉皮士的态度对待影响力投资。”流行歌手、慈善家博诺（U2乐队主唱）在2017年4月的斯科尔世界论坛上表示，“影响力投资真的已经变成好心做坏事的借口。”

影响力投资诞生的初衷是改善他人生活，而为投资者带来财务回报是达成这一目标的一种手段。但如今，实现预定的财务回报已成为首要目标，投资者的需求优先于弱势社区的利益，而这些社区正是项目试图帮助的对象。这种趋势导致了越来越大的错位—影响力投资的供给与对来自为边缘化社区服务的社会企业的资金需求之间的日益偏离。

现实是：在新兴经济体中（甚至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成功社会企业大多只能产生较低的财务回报。这并不奇怪。因为它们不仅承担了所有创业公司同样面临的风险，而且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测试、适应和改进能在边缘化社区良好运作的商业模式。这些社区往往没有接触新产品或新服务的渠道，或者早已习惯了接受免费的帮助。 此外，这些企业在制定包括产品定价、员工薪资和团队招募的商业决策时，往往优先考虑社会影响力的最大化，而将短期财务利益置于其次。

然而，这一现实状况没有体现在行业研究报告中。这些报告只描述了大多数影响力投资者的融资条件和期望。例如，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的一份报告称，它调研的组织中，有 84%的组织宣称自己的利润目标达到了与风险对应的市场收益率或接近市场收益率。对任何基金经理而言，在成本和损耗情况正常的情况下实现 10%～15%的净投资组合回报率，意味着单笔交易的利润至少需要达到 20%。

新兴经济体中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企业很少能够实现这一盈利目标。同时，社会企业在面对潜在投资者时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资金稀缺，社会网络薄弱，谈判能力有限。正因为如此，社会企业家经常被迫接受偏离其社会使命的财务条件。社会企业一旦失败，下行风险不仅由创业者承担，相关的社区亦受波及。 了解历史

曾几何时，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的唯一金融手段就是向非营利组织提供“百分之百亏损”的慈善资助。到了 20世纪 60年代，福特基金会和麦克阿瑟基金会率先开始提供利率低于市场水平的贷款，以取代保障性住房补助金。此举带动了一系列与社会项目相关的投资，为实现公共利益提供了新的途径。继尤努斯 1976年创造性地设立格莱珉银行研究项目后，小额信贷运动大大提高了贫困人口获得贷款的机会。这两个例子都表明：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金融工具结合，可以使边缘化社区受益。

过去十年，一种更多元化的非营利和营利组织的组合开始在广泛领域尝试实现社会影响力与市场回报双丰收。随着这些新商业模式的出现，第一批影响力投资者开始以比慈善资助更可持续的方式来安排债务和股权。一些企业开始实施一种既能产生社会影响力，又具有财务可行性的商业模式。例如：“根源资本”将新兴经济体中的小农与全球市场相联结，公平贸易巧克力公司（ Divine Chocolate）将股权与种植可可的农民分享，以及 M-KOPA将即付即用的新模式运用到太阳能发电领域。然而，这些企业的成功依托的是长时间的巨额资金补贴这一周期一般长达七年甚至七年以上。如果没有这样的补贴，影响力投资者要么根本无法获得投资机会，要么必须面临高风险、低回报的前景。

关于影响力投资的大多数报告都忽略了这一历史，忽视了使这些成功案例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和既有支持，以及企业本身的视角和需求。相反，随着影响力投资领域的发展，其焦点越发只落在方程式的投资者一侧。

2015年，剑桥协会和 GIIN联合发布《影响力投资基准介绍》，该报告被认为是有关影响力投资基金回报率的最翔实的评估文件。该报告指出：“1998年至 2004年期间发起并基本付诸实施的影响力投资基金，其总体表现要优于传统的私人投资基金。”报告得出结论：“影响力投资可获得与市场利率等同的回报。”简而言之，社会影响力和财务回报之间不存在取舍关系。

但这份报告真的是有关影响力投资的吗？还是关于那些流向新兴市场，并被视作具有一定积极社会影响的私人投资？因为该报告没有关于这些投资所取得的社会影响的数据或评论，我们无从得知。报告将那些声称要实现社会影响力的自我宣言作为唯一与影响力相关的指标纳入考核。此外，报告包含的目标净收益率在 15%及以上的样本较小，而将重点放在了普惠金融和微贷项目之上。然而根据摩立特集团发表的名为《从蓝图到规范化》的报告，这两个领域在获得大约 200亿美元补贴后，才具备了接受影响力投资的能力，前后耗时20年以上。

一些独立研究发表的报告提出了不同的结论。 EngagedX在对英国市场历史上的社会投资表现进行分析后，于2015年发布了当时最全面的研究报告。该研究发现，在长达 12年的时间跨度里，英国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年均收益率为 -0.77%。波士顿咨询集团在分析了英国的未来建造者基金后发现了类似的结果。明慧基金是影响力投资领域的先驱。根据摩立特集团的报告，其投资组合的税后平均利润率为 -20%，其中表现最好的组合的利润率也不过 6%。 如果从这些财务回报数据中得出结论，说影响力投资的结果令人失望，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这些结果是革命性的。如果企业的商业模式可以用一种财务可持续的方式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经济住房和良好的公共卫生环境，那么这样的企业应该收到喝彩。但是，影响力投资的流行理念描绘出的光景比较暗淡。结果之所以令人失望，是因为评估所用的标准太狭隘，且毫无代表性。 前进方向

与专注于风险和回报的商业投资不同，影响力投资将社会利益确立为目标，并因此改变了金融业的规则。影响力投资的确提供了财务和社会回报的一系列选择。但问题在于，太多影响力投资者对财务回报过于急功近利。

因此，影响力投资报告有必要提高社会回报以及实际财务回报（毛收益和净收益）方面的透明度。这需要更多独立研究着手了解社会企业面临的具体现实、需求和挑战。2015年发布的英国《社会投资替代委员会报告》就是这样一个范例。为了社会投资的更好发展，该委员会聚焦社会企业的需求以及目前的社会投资的匹配状况。

新兴市场中的企业家们也需要做出类似的努力，使影响力投资者能建立更实际的财务回报预测。如果影响力投资者已经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却因为设定了与公司现实不符的财务目标而被认为失败，这将是一个悲剧。

大多数前景可观的企业不符合当前影响力投资者的风险回报标准，并被评估为“缺乏渠道”。如果采用更符合实际的标准，可覆盖的市场将会远远扩大。为了弥补这个差距，我们需要转变“不是财务回报零预期的资助，就是 15%或更高净利润”这种非此即彼的错误观念。这要求慈善家和捐助者们以项目相关投资的形式部署更多的长期资金，其主要目标在于社会影响力的最大化，并同时接受一定程度的投资回报，以建立新一代的、强有力且多样化的社会企业。只有这样，这些企业才能满足大多数影响力投资者的风险回报目标。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影响力投资，它们的结构形式应该与为边缘化社区谋福利的企业需求相匹配。影响力投资者的一种选择是转向常青基金，这种基金不像大多数其他基金一样受到固定期限约束。这种结构更好地反映了大多数社会企业的低增长和缓慢增长的过程。

最后，影响力投资需要回到其初衷：实现在社会和环境问题上的影响力。我们呼吁影响力投资者达成自愿的行业守则，以规定影响力投资领域的发展方向，包括：制定决策时优先考虑社会影响力，充分理解社会企业层面所面临的挑战，测量、验证和报告已经产生的影响力。

前言/序言

创新作为一种脚踏实地的 科学探索 捐赠者指导基金模式在西方较为成熟，通常以捐赠者命名，并让捐赠者在善款使用 和投资方面长期享有建议特权。这种模式当下正在中国始露苗头，并通常被视为一种成 熟经验。然而，本期《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案例研究《高科技巨头创建的慈善机构》 却具有一种不一样的视角。 在硅谷，闻名遐迩的并非只有科技巨头。号称世界最大规模的社区基金会（community foundation）—硅谷基金会也卧居其中。这个以捐赠者指导基金（Donor Advised Fund，简称 DAF）为基础的社区基金会，坐拥 82亿美元的资产，仅在 2016年就给出了 13亿美元的资助，排名全美基金会资助金额第二位。如果以资产量和资助 额度“论英雄”，硅谷基金会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慈善事业的顶峰。 但显然，对一个慈善组织来说，真正的试炼来自影响力。对一个社区组织而言，更要看它对社区本身的影响力有多大。在这一点上，硅谷社区基金会的表现平平。尽管美国西湾区的贫富差距已经悬殊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但当地最显著的社区诉求，如希望解决拥堵的交通和高额的房屋租金之类的问题，却没有因更多的资金涌入而得到解决。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DAF已成为科技创业富人们的避税中转站：先免税，再决定钱往哪里捐。而获得捐赠的往往是湾区以外的地区，或者像斯坦福大学这样的覆盖全球的机构。这使得硅谷当地的非营利机构根本不信任硅谷社区基金会能解决“社区”问题。基金会的掌舵人，艾米特 ·卡森则认为，“社区无疆界”能更好地服务捐赠人、调动其积极性。在能激励更多的捐赠和解决更多社区问题的分野上，这篇文章认为，社区基金会应先关注脚下的土地，如果没有地理限制，社区基金会的概念将失去意义。

除了 DAF，共益企业运动（B-Corp Movement）也是方兴未艾。2018年 2月初，深圳市偶家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了美国共益企业实验室的测试与考核，成为国内第七家共益企业，同时也是国内首家互联网智能硬件共益企业。而本期颇有争议的专题文章《共益企业与人权》则试图发问：共益企业是否有一个合适的规模，在规模化发展（被收购后）与不伤害利益相关者和社区之间，能否找到一个平衡点？相信读者自己都有一个智者见智的答案。 显然，“规模化”在 2017年是一个热门词。但究竟如何规模化？在本期《规模化科学》一文中，作者以西非埃博拉病毒的蔓延和全球对策为例，指出“传统的规模化范式”对于应对今天的社会危机（在不确定是否有效而且没有完备环境的情况下去规模化）来说是不适用的，并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影响力规模化“新范式”的四条基本原则，作为“规模化科学”的核心内容。 除此之外，《技能志愿服务的前景》《为文化艺术创建政策指数》等专题文章分别 为我们清晰论述了企业做出社会贡献的最有前景的一种形式，以及堪比艺术领域“道琼 斯工业平均指数”的美国国家文化艺术指数的制作背景与过程、特点、功能和从中获得 的启示。 最后，本期的中文特稿《渐渐透明：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的创业与创新》为我们展示了中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业所经历的一场变革。基金会中心网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创新，跨越重重困难，取得行业信任，并慢慢提升基金会行业的透明度和自律能力的？相信你能从这篇文章中找到一些答案。 无论是社区的维护还是一个新概念的推进，创新发生的领域多而广。同时，解决问题的社会议题关怀者也在不断思索如何将创新做得更加科学化并脚踏实地。分析、行动、评估、归纳、总结、反思、集合影响、再行动??这无疑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之中，世界各地的各种经验正在交融在一起，这本身也是一种知识创新。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编辑部 2018年 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