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書初版於2010年初版後，一上市便受到讀者的求購熱情，銷售一空。此新版是初版的修訂版，經過修訂，文字和圖片均有修改和更新，特彆是增加瞭許多民國時期的成都老照片。

2.作者袁庭棟先生是著名巴蜀文化研究專傢。他在書中以成都的城、河、橋、街、巷來展現成都的曆史文化和名人掌故，如瓊瑤故居，三毛在成都時的老照片，是一本有趣味、好讀的文化著作。如此大容量包羅成都城市、街道的發展變遷的曆史文化書籍。

東門

成都Zui後一次修建的城牆是清代時的城牆，在城牆上隻開瞭東南西北四道城門，是曆代成都城城門Zui少的時期。據研究，秦代大城可能有六道城門，漢代大城可能有十三道城門，唐代羅城有八道城門，明代大城就隻有四道城門。清代在城市建築的格局上基本都是沿襲明代，城門減少的原因是為瞭更加安全。

清代成都城東門的位置很特彆，它不在東麵城牆的中部，而是在南部，幾乎靠近城牆的東南角瞭。如果把它與處於西北方嚮的北門畫上一條綫的話，這條綫與正東正西的一條綫之間的夾角大約是35度。這種建築格局在全國城市中是絕無僅You的。齣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應當是以下兩個：一是因為秦代第Yi次修建成都城時就修成瞭一座不南不北的“龜城”，其原因已於前麵有關“龜城”部分作瞭分析；二是從目前可以看到的資料分析，唐代的羅城在東麵有兩道城門，偏北的叫大東門，五代前蜀時改稱萬春門，偏南的叫小東門，五代前蜀時改稱瑞鼎門。這種情況在宋、元時期一直沒有變化。明代的成都城是明洪武年間在宋元舊城的基礎之上修建的，東南西北方都隻保留瞭一道城門。東門名叫迎暉門，位置在宋元時期的偏南的小東門，原來的大東門不再存在。這種安排的原因很可能是為瞭適應當時的河道，因為內江與外江的匯閤處是在小東門外，

當時還很重要的金水河的齣城口也在小東門外。也就是說，成都人要利用錦江船舟之便從東邊齣城入城的話，小東門是Zui方便的。

清代成都城東門的名字仍然叫迎暉門，城門之上修建瞭高達五丈的城樓，名叫溥濟樓。據民國《華陽縣誌》捲二七記載，是“堂皇壯麗，不亞於京師”。溥濟樓在民國初期被軍閥拆毀，建築材料被賣錢充作軍閥混戰的軍餉。1938年12月，為瞭方便城內居民在日本侵略者轟炸時盡快疏散齣城，把成都的老城門全部拆除，城門洞也有所擴寬，並在城牆上開闢瞭若乾個豁口。從此以後，成都的老城門就再也看不到原來的模樣瞭。

迎暉門的名字一直隻用在書麵語言中，成都人口中稱為東門，在有瞭新東門之後稱為老東門。老東門的位置就在今天東大街快到東門大橋（東門大橋原來就在城門之外）的地方，一直到東大街全麵改建之前都還可以很明顯地看得齣一些拆除之後的痕跡，因為這裏比東大街的任何一段都要寬一些，老成都人就把這裏稱為東門城門洞廣場。

抗日戰爭期間的1943年，為瞭紀念在前綫犧牲的大量川軍死難烈士，成都各界人士決定建造一座紀念性雕塑。在當時的成都市市長餘中英主持下，由1938年入川的著名雕塑傢劉開渠設計，並與成都“萬興隆”號主人、銅匠齣身的江萬興、工匠硃木均等協作，Zui後由四川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傳統澆鑄技術製作完成的“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成都人一般稱為“無名英雄銅像”），於1944年7月7日安放在東門城門洞廣場中央。無名英雄身著短褲，打著綁腿，足穿草鞋，手握步槍，背著背包、鬥笠和大刀，俯身跨步，平視前方，坐西朝東，嚮著抗日前綫，十分傳神又符閤生活真實，既是一尊極為珍貴的藝術品，又是一處重要的曆史文化見證。遺憾的是，1965年東大街架設電車綫路時，這座重要的雕塑被毀損。1989年在年屆八旬的劉開渠主持並指導下，雕塑由四川省雕塑院的張紹蓁重建，於1989年8月15日樹立於外東的東二環萬年場路口。所以選址在這裏，是因為無數川軍都是東嚮齣川抗日的。2006年改建二環路時雕塑遷往庫房中保存。2007年8月15日，也就是抗日戰爭勝利62周年的時候，雕塑Zui後遷置於人民公園東大門，仍然麵嚮東方。這裏是Zui佳安放地點，因為抗日戰爭開始以後，“四川各界民眾歡送齣川抗敵將士大會”就是於1937年9月5日在人民公園（當時稱少城公園）召開的，齣川抗戰的川軍隊列就是從人民公園開始踏齣去的。把雕塑放在這裏，就是迴到當年抗戰川軍的齣發地。新安放的雕塑的基座上增加瞭兩塊花崗岩石碑，上麵雕刻瞭兩段文字，一段記述瞭雕塑的曆史變遷，一段記述瞭川軍對抗日戰爭的貢獻。後一段文字是摘自抗日戰爭勝利之時《新華日報》於1945年10月8日所發錶的社論《感謝四川人民》：

在八年抗戰之中，這個曆史上Zui大規模的民族戰爭之大後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自武漢失守以後，四川成瞭正麵戰場的政治軍事財政經濟的中心，隨著正麵戰綫內移的軍民同胞，大半居於斯、食於斯、吃苦於斯、發財亦於斯。現在抗戰結束瞭，我們想到四川人民，真不能不由衷地錶示感激。

四川人民對於正麵戰場，是盡瞭Zui大Zui重要的責任的，直到抗戰終止，四川的徵兵額達到三百零二萬五韆多人；四川為完成特種工程，服工役的人民總數在三百萬人以上；糧食是抗戰中主要的物質條件之一，而四川供給的糧食，徵糧購糧藉糧總額在八韆萬石以上；曆年來四川貢獻於抗戰的糧食占全國徵糧總額的三分之一，而後徵藉亦自四川始。此外各種捐稅捐獻，其Zui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負擔。僅從這些簡略統計，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對於正麵戰場送齣瞭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淚!

川軍主要將領劉湘、鄧锡侯、潘文華、楊森（當時正擔任貴州省省長，所以他率領的川軍二十軍是從貴州齣發的）、孫震、李傢鈺、唐式遵等都親赴前綫，無論是淞滬會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包括著名的颱兒莊大戰）、南京保衛戰、武漢保衛戰、長沙會戰、浙贛會戰，都有川軍在英勇抗敵、流血犧牲。劉湘病死在武漢，李傢鈺、王銘章、饒國華等戰死沙場。與此同時，四川省齣動200萬民工修築與擴建瞭川陝、川湘、川黔、川滇四條戰略公路，抗戰時期四川齣動150萬民工成功趕修瞭新津、邛峽、彭山、廣漢四大轟炸機機場和成都、溫江、德陽、重慶、梁山（今梁平）五個驅逐機機場。這是當年搶修機場的場麵。

“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應當是在抗日戰爭中各條戰綫上英勇犧牲的四川先烈的共同的紀念碑。

劉開渠於1938年底來到成都，以後在此生活創作瞭六年（他當年在成都的主要居住地在學道街省教育廳右側，雕塑工作室曾經設在紅石柱街），塑造瞭作品40餘件（當代著名美學傢與雕塑傢王朝聞當時曾經給他做過助手）。除瞭著名的孫中山先生坐像之外，他還塑造瞭四尊抗日英雄的銅像，除上述的“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另三尊抗日英雄銅像是：

立於中山公園（原勞動人民文化宮）中的饒國華將軍的銅像，建於1940年（關於饒國華將軍的介紹見“提督街”）。

立於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中的王銘章將軍的銅像，建於1940年（關於王銘章將軍的介紹見“祠堂街”）。

立於北門城門外的李傢鈺將軍銅像，建於1947年（關於李傢鈺將軍的介紹見“廣福橋街”）。

此外，當時的四川省Zui高軍政長官、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劉湘於1938年1月20日病逝於武漢，1939年9月以國葬禮安葬於武侯祠側的墓園（即今天的南郊公園）內。1941年在鹽市口樹立瞭一尊騎馬的銅像，1942年又在墓園內樹立瞭一尊銅像（關於劉湘將軍的介紹見“體院路”）。

新東門

由於成都的東門位置太偏南，往東門外去的人們頗感不便。辛亥革命以後，為瞭方便城內城外的交通，就在東邊城牆的偏北處新開瞭一道城門，命名為武成門。成都人為瞭區彆於原來的老城門，一般都叫作新東門，很少有人把它稱作武成門。新東門於1914年開通，當時還修有城門。抗日戰爭時期為瞭城內居民跑警報方便，不但拆去瞭城門，還加寬瞭門洞與道路，把道路與天涯石北街直接連接瞭起來，這就是今天的武成大街。當年的新東門早已看不到瞭，今天隻是保留在武成大街這個街名之中。

在一些地圖和介紹成都的文章中經常把武成門寫為武城門，這是由於不知道“武成”二字的來曆所造成的錯誤。“武成”一稱齣於《左傳·成公十一年》：“秦晉為成”，就是說秦國和晉國之間通婚瞭，和好瞭，不再打仗瞭（常見的成語“秦晉之好”即由此而來）。1914年開通武成門時，成都並不太平，以此命名就是寓意企盼和平，不再打仗。

新東門開通以後，雖然是方便瞭市民齣入城，但是也曾經一度遭到當時少數守舊的成都人的怨罵。怨罵的原因是來自20世紀上半葉的四川軍閥混戰。成都城長期都是四個城門，清代兩百多年基本上是平安祥和的。1913年開瞭新西門，1914年開瞭新東門，這以後就開始瞭長達20年的軍閥混戰，

甚至在成都城內爆發瞭幾次規模不小的巷戰。於是，一些老人就說是新開兩道城門改變瞭成都多年來隻有四門的縮頭烏龜式的“龜城”的傳統，新東門在前麵伸齣瞭一個頭，新西門在後麵伸齣瞭一個尾，這就給屠夫提供瞭殘害神龜、斬頭去尾的可能，於是要求將新開的兩道城門封閉。當時的一首《竹枝詞》就反映瞭這一種呼聲：“蓉城自古仿龜修，濯錦江邊錦水流。首要縮藏纔鎮靜，何須玄武（按：玄武是龜的彆稱）強伸頭。”不過，新開的兩道城門並未封閉，一來是少數人這種附會之說並未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二來是日本侵略者的轟炸不久就降臨到成都人民的頭上瞭。

上述談到的少數人的怨罵的背後，反映瞭軍閥混戰給成都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以新東門來說，就曾經在它新開不久之後的軍閥混戰中血流成河。1917年，駐成都的滇軍、黔軍與川軍發生大規模巷戰，新東門地區一度成為主戰場之一，城牆被鮮血染紅，城壕幾被屍體填平。當時的紅十字會在新東門地區收埋無人認領的屍體就達4000多具，其中有不少平民百姓。據當時報紙報道，Zui令人發指的是在屍體中發現瞭有如禽獸的暴行“放美人風箏”的真實證據：兩個年約十三四歲的女孩被輪奸後又被剖腹，再將二女孩的腸子拖齣加以聯結。

清代的成都城牆隻有四道城門，而且在晚上還要定時關閉。到瞭民國時期，隨著新東門和新南門、新西門以及北較場存正門的開通，成都就有瞭八道城門，大大方便瞭市民的交通齣行。抗日戰爭時期，為瞭城內居民在有空襲警報時方便嚮城外疏散（當時叫跑警報），市政當局還在城牆上打開瞭幾處不設城門的豁口（即缺口），除瞭這裏提到的武成門之外，還有東較場、瘟祖廟、南較場、北門城隍廟、西城角街、萬福橋、二道橋，以及今南河橋（即俗稱的彩虹橋）以西等處。到瞭這個時期，兩韆多年來晨啓夜閉的城門用於阻隔內外的作用就基本上消失瞭。

南門

和東門一樣，成都人都把南門叫作老南門，因為在成都城的南邊後來又有瞭一道新南門。

成都的南門是幾道城門中曆史Zui悠久的城門。它的位置一直與著名的萬裏橋相鄰，齣瞭南門就是萬裏橋。萬裏橋的位置從秦代到現代一直未變，南門的位置也就一直基本未變。無論成都城的格局如何變化，無論成都城開瞭幾道城門，在齣城去萬裏橋的這個方嚮過去都開著一道南門。隻是不同時期南門的名稱有所不同，南門與萬裏橋之間的距離也略有不同。

從秦城開始直到唐代的羅城，成都城比較小，而且在南邊有外江和內江雙過城下，所以南門名叫江橋門，齣瞭江橋門之後先要過內江上的江橋，然後纔過外江上的萬裏橋，秦以後一直到唐代都是如此。唐代修建羅城以後，大城擴大瞭，內江也改瞭道，新的南門與萬裏橋的距離就近瞭，齣瞭南門就是萬裏橋，所以南門也就被叫作萬裏橋門。五代前蜀時期將萬裏橋門改名為光華門，宋代恢復舊名為萬裏橋門。明代改稱中和門，清代又恢復為Zui早的江橋門，城門之上修建瞭名為浣溪樓的城樓。因為在乾隆時有位叫保寜的四川總督在城樓上題瞭一塊大匾，上書“浣花”二字，所以城樓也叫浣花樓。民國初年，城樓被拆除。抗日戰爭中，城門亦被拆去。在今天南大街的錦裏東路與濱江西路相接的位置再偏嚮北一點，就是當年老南門的位置，如今已經是在高架橋下瞭。

成都是我國首批曆史文化名城，是西南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有著極為豐富的曆史文化內涵與民風民俗資源。本書是第Yi部從街巷曆史文化的角度展示中國名城風采的著作。作者袁庭棟先生是著名巴蜀文化研究專傢。他以二十多年的資料積纍，四年多的辛勤考察與爬梳，生動、詳盡地介紹瞭500多條成都街巷及成都城池、河道、橋梁的命名緣由、曆史變遷，街巷中的名人掌故、趣聞逸事，重要的曆史事件與民俗活動，重要的學校、企業、地下齣土的曆史文物。作者掌握資料豐贍、論證謹嚴，加上引人入勝的敘述風格，使本書具有科學性、欣賞性、實用性及收藏價值。書中所編地名索引和搜集的珍貴曆史地圖，特彆是大量老照片，包括晚晴外國駐華使官，美國《國傢地理》記者拍攝的照片，民國初年、抗日戰爭時期的照片，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和部分私人收藏照片以及當代攝影作品，極富收藏價值。此新版為全新修訂版，修訂瞭老版中的一些錯漏，增加瞭許多民國時期的成都老照片，並以精美禮盒套裝以饗讀者。

袁庭棟，1940年12月生於四川綿竹，1965年四川大學曆史係研究生畢業。長期在齣版社從事編輯工作，1994年成為自由文化人。 業餘從事學術研究，已齣版各類著述三十餘種，在中國古代文化方麵主要有《古人稱謂》《中國吸煙史話》《古代職官漫話》《解秘中國軍隊》《解秘中國戰爭》《殷墟蔔辭研究——科學技術篇》（閤作）《周易初階》《紅白喜慶禮儀全書》，以及古代濛學要籍校注12種。在巴蜀文化方麵主要有《張獻忠傳論》《話說四川》《曆代文化名人在四川》（閤作）《巴蜀文化》《錦綉成都》《巴蜀文化誌》《巴蜀文化圖典》（閤作）《四川50年圖集》（閤作）《成都》《天府的記憶》《成都解放60年圖誌》等。 曾在四川大學、成都大學、四川師範大學、四川教育學院等校兼職，開設過《古代文字與古代社會》《中國古代文化史》《巴蜀文化史》《中國古代科技史》《工具書使用法》等多門課程。 曾齣任颱灣的30集人文風情片《走過四川》的策劃與顧問，中央電視颱《正大綜藝》《開心辭典》《華夏文明》《歲月如歌》《走遍中國》等欄目成都專輯的撰稿人或顧問，中央電視颱的七集人文地理片《天府的記憶》的編劇與曆史文化顧問。曾在四川電視颱、成都電視颱、深圳電視颱和成都的“金沙講壇”“武侯夜話”“成都故事”主講巴蜀文化，在中央電視颱奧運會四川專題節目擔任主講嘉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