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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共分三大部分十一章。第一部分專門探討鄉村地區的行政劃分和基層組織劃分，即研究村莊、市集、城鎮的劃分，保甲和里甲如何成立。第二部分專門研究清王朝是如何設置鄉村的統治體系，分別探討了警察性的保甲制度、稅收性的里甲制度、饑荒控制性的糧倉體系和思想統治體系的設置情況。第三部分探討了鄉村政治統治體系的運作效果，分析了家族同這個統治體系的關係，以及鄉村對它的行為反映。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已經成為研究中國傳統的國對地方控制的經典著作。

作者简介

　　蕭公權（1897-1981），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與社會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1926年於康乃爾大學哲學系獲得博士學位，1928-48年間，曾先後在大陸各名校教學，1949年應邀來台，在臺灣大學講學，後出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訪問教授，並轉為專任教授19年，講授中國政治思想、中國社會制度以及中國政治思想及制度等課程。著有《小桐陰館詩詞》、《政治多元論》、《中國政治思想史》、《翁同龢與戊戌維新》、《康有為研究》、《憲政與民主》、《迹園文錄》等書。
　　
　　張皓，現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張升，現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目录

蕭著《中國鄉村》中譯本弁言（汪榮祖）
序
第一編 鄉村地區的組織
第一章 村莊、市集與城鎮
控制的問題
中國鄉村的輪廓
村莊的物質面貌
市集與城鎮
第二章 基層行政組織：保甲及里甲
保甲組織
里甲組織
保甲與里甲之間的關係
作為鄉村單位的社

第二編 鄉村控制
第三章 治安監控：保甲體系
保甲體系的理論與實踐
鄉村紳士與保甲
保甲體系試評
第四章 鄉村稅收：里甲體系
里甲在稅款攤派和登記中的角色
清朝的賦役制度
里甲與「黃冊」的編製
賦役合併對里甲的影響
里甲作為登記輔助工具的效用
里甲在稅收上所扮演的角色
對里甲體系的總評價
稅收問題
鄉紳與稅收制度
不法行為對清朝稅收的影響
第五章 饑荒控制：社倉及其他糧倉
清朝的糧倉體系
地方糧倉的組織和運行
常平倉
義倉
社倉
鄉村糧倉體系的敗壞
糧倉體系面臨的困難
存糧之取得
存糧之分發
糧倉之監督
社長之任命
紳士與鄉村糧倉
摘要與結論
第六章 思想控制：鄉約及其他制度
鄉約宣講體系
宣講的內容
宣講體系的範圍
鄉約的運作
講約體系的評價
鄉約的變質
鄉飲酒及其他敬老的方法
老民和老農
鄉飲酒
祠祀：地方祭祀
官方祭祀的目的與形式
宗教控制的效果與困難
「邪教」
鄉學
書院、社學與義學
作為控制工具的地方學校
控制鄉村生活的效果
鄉村控制的局限

第三編 控制的效果
第七章 村莊控制的效果
作為共同體的村莊
村莊領導
村莊領袖的種類
領袖的挑選
村莊活動
宗教活動
經濟活動
與地方秩序相關的活動
地方防衛
村際活動
村民的合作活動
紳士在村莊中的角色
總結
第八章 宗族與鄉村控制
宗族與村莊
成員與領導
宗族活動
族譜
「祭祖」
福利事業
族人的教育
秩序與道德
自衛
茶坑──一個19世紀的單族村莊
政府對宗族的控制
宗族組織的衰落
第九章 鄉村對控制的反應（一）
鄉村居民的一般特點
鄉村環境
經濟條件
政府與土地問題
鄉村的衰敗
西方對鄉村環境的衝擊
第十章 鄉村對控制的反應（二）
「良民」
「莠民」
爭鬥
暴動
盜匪
造反
西方的衝擊
一般影響
排外暴動
紳士與文人在排外暴動中的角色
與西方列強的戰爭
第十一章 總結與後敘
鄉村控制的合理性與效果
專制統治的局限
農民的角色

附錄一 里甲組織的變異
附錄二 清代以前的糧倉體系
附錄三 「耆老」
清朝皇帝世系表
參考書目
索引

精彩书摘

　　第一章村莊、市集與城鎮控制的問題像帝制中國這樣的專制國家裡，統治者和臣民之間的界限相當清楚，他們的利益也背道而馳。因此，專制統治者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保持對其臣民的牢固控制，以確保自己及子孫的皇位能坐得安穩。從秦朝到清朝的王朝興替過程中，有效的解決方案主要在於建立一套行政組織，以幫助皇帝確保臣民的順從並防止反叛。一則通過照顧臣民基本的物質需求，避免臣民因難以忍受艱困的生活「鋌而走險」；二則通過向臣民反覆灌輸精心篩選的道德教條（大部分是從儒家學說中篩選出來的），使臣民接受或認同現存的統治秩序；三則通過不斷監視臣民，從而查出「奸民」並及時加以處理。這套行政組織在戰略要地再以軍事組織加以強化，使各個朝代能夠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有效地統治一個廣闊的疆域。自秦始皇以降，帝國控制的基本原則幾乎沒有發生什麼改變。不過，由於經驗的累積，以及隨後各個朝代一些皇帝的足智多謀，因而在行政組織的細節方面不斷地加以強化與改進，以利於更進一步集權中央，法律規章更加詳密，監視更加嚴密，控制更加緊密。當清朝在1644年建立時，它繼承了被推翻的明朝遺留下來的相當複雜的控制體系，再加以進一步改善，為帝國結構帶來了最後的發展。可以理解，對於清王朝這個漢族的外來征服者來說，控制的問題比他的前任統治者（即明朝，它推翻了異族統治的元朝，建立起漢族統治的王朝）來得更為迫切。中國廣闊的領土和眾多的人口，確實使帝國控制成為一項相當艱巨的任務。為了恰當地處理這一問題，逐漸發展出一套精心設計的行政架構。在這體系中，皇帝位於最頂端，其下是龐大的官僚群。皇帝直接統率的是中央官僚組織，其中最重要的機構包括：內閣、軍機處（設於1730年）［譯按：雍正七年（1729）因用兵西北，設立軍機房；雍正十年（1732），改稱辦理軍機處，簡稱軍機處。］和六部。這些最重要衙門的官員在需要時，或者以個人身分，或者以集體名義，就重大問題向皇帝提出建議，幫助皇帝作出決策；並且在屬僚的幫助下，執行皇帝的命令，或將命令傳到下一級的行政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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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蕭著《中國鄉村》中譯本弁言（汪榮祖）
　　《蕭公權全集》至今尚未能出全，主要原因之一是有好幾部由英文所寫的著作有待中譯，而《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書卷帙尤其龐大，其中引用官書、方志、族譜、筆記等資料無數，所引原文必須尋找原書還原，不僅費時，而且時有踏破鐵鞋無覓處的無奈，可說工程浩大。現在終於由北京師範大學兩位學者譯畢，列為全集之第六冊。
　　蕭先生於1949年秋天赴美，執教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除講授他的老專業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外，還開了中國社會組織一課。當年華盛頓大學在東亞研究上與東岸的哈佛大學齊名，教學與研究並重，並以19世紀中國為研究的重心，極積鼓勵同仁執行研究計畫，而規劃中難度最高而又極端重要的題目就是中國的鄉村，一直乏人問津，華大遠東學院的梅谷（Franz Michael）與衛德明（Hellmut Wilhelm）兩教授遂央請蕭先生任此艱鉅。蕭先生在《問學諫往錄》中說，他雖感「墾荒」工作的艱苦，但認為若願意認真耕耘，未必無成，而且在政治思想研究工作上已久，也應該換個題目做做，就這樣接受了這項任務。
　　蕭先生自稱研究步驟從探察19世紀中國鄉村的型態和情況開始，然後考證帝國如何控制與管理鄉村，最後檢討清政府的管制對鄉村的影響，以及村民對管制的反應。不過，在執行這些步驟之前，必先搜閱相關的中外文史料。蕭先生得到「館際借書系統」（Interlibrary Loan）之便，可向全美國各大學圖書館以及收藏豐富的國會圖書館調閱資料，於三年之中翻閱的書刊不下千餘種，而實際引用者不及半數。蕭先生在甄別資料上頗費心力，尤其從西洋在華人士的實地觀察，獲致鄉村生活的實況，當然蕭先生曾在農村生活多年，亦可資印證。經過「放眼看書」與「小心抉擇」之後，開始寫作。當時華盛頓大學有定期的「中國近代史討論會」，蕭先生每完成一章，即提出在討論會上攻錯，與不同學科的同仁們交換意見。當《中國鄉村》全稿於1955年之秋完成後，華盛頓大學出版社邀請兩位校外專家審查，費時近一年；又因近40萬字的書稿校訂費時，最後又因書中漢字印製的昂貴，遲至1960年尾才正式出版，計正論三編十一章，分述19世紀控制中國鄉村的組織與功能，兼及社會結構，於無所取法中自闢蹊徑，然距完稿已五易春秋矣。
　　《中國鄉村》出版後，七年之內，再版發行，除精裝本外，另印紙面普及本，厚重的學術專著有此銷路，殊不多見。書出之後又頗獲學界好評，或謂此乃史學界罕見的成就，為後學者奠定基礎，或謂乃韋伯（Max Weber）論中國宗教社會之後的首要作品，或謂當列為政治、社會組織、人類學、以及亞洲研究等課程的必讀書。然而西方學界於推重蕭氏文史學術博雅之餘，對蕭著也有所批評，要點不外是過於冗長而欠分析。其實書出之前有一位審稿人已提出此議，並建議將書中引用的許多原始資料全部刪除，簡述資料的大意即可。後來蕭先生回憶道，這位審稿人明顯反映當時美國讀者不耐煩讀冗長著作的心理，而忽略了他著書立說的宗旨，他認為這是一部墾荒之作，並無意提出高深的學理，然其精選出來的資料，註明出處，譯成英文，大有助於西方讀者對中國鄉村的認識，若將之刪除，代以概述，將大大減損此書的價值，更何況此書並不是資料的組合，其中也提出不少論斷，而論斷無不有資料佐證，若將資料刪除，也不利讀者覆按。蕭先生言之有理，出版社亦從善如流，決定不加刪改就予以出版。
　　其實，《中國鄉村》雖以資料勝，並未忽略分析、思辨、綜合、以及敘事的流暢。1960年代的西方文史學界已由社會科學主導，凡有論述，無不急於模式的建立與理論的提出，往往以片面的資料來落實尚未成熟的理論，不是蕭先生所強調的「放眼看書」與「小心抉擇」，而流於「隨心假設」與「放手抓證」，雖或能引得讚賞於一時，得到升遷與加薪的實惠，但沒有紮實基礎的理論與模式，何異沙灘上的城堡，隨潮落而消逝，難怪當年有人估計一篇論文若能夠維持五年的閱讀生命，已屬難得。蕭先生擁有如許資料，又細心譯為英文，若欲效法時流建立模式與理論，又有何難？只是雅不願從俗逐流耳。不過，蕭先生並不是保守的漢學家，也不是餖飣繁瑣的考據家，他少年時已深入西學，熟悉西方的思維系統與概念結構，也曾在1964年11月的《亞洲學報》上發表論文，認識到多學科之間溝通的重要性，主張文史之學與社會科學「兩者的喜相逢」（the twins shall meet）。蕭先生也曾親口語我，從事中國研究的人類學家史堅雅（G. William Skinner）由於其專業知識之豐富，往往能從資料中洞見門外漢所不及見者，一般漢學家確有難以企及之處。而史堅雅對《中國鄉村》一書的問世，也推重備至，在書評中說，人類學家有此一冊在手，始可分析中國信而有徵，並可據此作各種跨越文化的研究，又說此書開闢了一個新的園地，不僅給人類學家無限靈感，且能嘉惠整個學界。史氏名作〈中國鄉村市場與社會結構〉（“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一文，得益於蕭書之處頗多，絕非漢學家僅僅為人類學家提供資料而已。
　　蕭先生著書的辛勞與苦心很快得到學界高度肯定，就在《中國鄉村》出版的1960年獲得「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極其尊榮的學術大獎，為東方學者獲此殊榮的第一人。獎狀上說，蕭先生「融合中西兩個偉大傳統的精華」，在少年時即論述西洋政治思想，表現出「創造性的灼見」，壯年撰寫中國政治思想史，展示「自闢蹊徑的史識」，不僅僅是一位學者，也是「詩人、作家和哲學家」。當消息傳出，台灣與香港等地曾專電馳報。蕭先生任教的華盛頓大學校長以盛宴款待，全體賓客並起立致敬，以酬謝蕭氏在學術上的卓越貢獻。
　　今《中國鄉村》中譯本首次刊布，距初版已逾47年之久。在這近半世紀的歲月中，自有不少新的研究，但此書資料的豐富以及論斷的謹慎與允當，仍極有參考價值。此書初版曾延宕五年，蕭先生曾說：「這書所述是歷史上的陳迹，遲幾年出版並無妨礙。」中譯本遲了近50年，似乎也並無妨礙。中文世界裡的不少讀者渴望久矣，必然欣喜此書中文版的終於問世。
　　作為蕭公權全集的主編，我特別要感謝譯者張皓與張升兩位先生的不歇努力，並訂正了原著中的若干筆誤。為了使中譯本盡快付梓，我無法細閱譯稿，只就標題以及譯者所標出的難解處，覆按原文，加以釐清。至於外人姓名，一般都是音譯，但研究中國的外國學者常常取有典雅的漢姓漢名，如蕭先生在華盛頓大學遠東學院的同仁戴德華（George Taylor）、梅谷（Franz Michael）、衛德明（Hellmut Wilhelm）等人皆是，譯者固無從得知，故為之「正名」。我也要感謝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鍥而不捨地要完成蕭公權全集的出版計畫，近三十年前與我約定此一計畫的是少年林載爵，今日載爵兄已是聯經的當家，兩鬢飛霜，事業大成，蕭氏全集之出齊，諒亦為期不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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