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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策与商业之间的关系。 《浩荡两千年》记录的是一个基本上已经失去或被遗忘的SJ。在书中出现的工商人物，要么默默无闻，要么在另外的历史叙述中被脸谱化、妖魔化，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商人，或企业家。他们行走在广袤的国土之上，或疾行，或踯躅，或彷徨，在他们身后的时空幕景上，是一出连续上演了两千多年的砍杀史。在所有的历史时刻，这些人从来没有D过主角，甚至在所有的史料记载中，他们要么被忽略不计，要么J躲在那个黑暗角落。不过在另外的意义上，正是这些工商业者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从一斗池盐到一块麻布，从一把铁刀到一座城池。 　　我无意为他们代言，我只是完成一次漫长的陈述。我所希望做到的是，以活在D代的立场，书写昔日的国家，与发生过的历史重建关系，与已逝的前辈修好，并试图以私人的方式诠释中国的企业史。 　　逝去的人们已不再归来，正在出发的我们却需要寻觅到自己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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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策与商业之间的关系。

《浩荡两千年》记录的是一个基本上已经失去或被遗忘的SJ。在书中出现的工商人物，要么默默无闻，要么在另外的历史叙述中被脸谱化、妖魔化，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商人，或企业家。他们行走在广袤的国土之上，或疾行，或踯躅，或彷徨，在他们身后的时空幕景上，是一出连续上演了两千多年的砍杀史。在所有的历史时刻，这些人从来没有D过主角，甚至在所有的史料记载中，他们要么被忽略不计，要么J躲在那个黑暗角落。不过在另外的意义上，正是这些工商业者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从一斗池盐到一块麻布，从一把铁刀到一座城池。
　　我无意为他们代言，我只是完成一次漫长的陈述。我所希望做到的是，以活在D代的立场，书写昔日的国家，与发生过的历史重建关系，与已逝的前辈修好，并试图以私人的方式诠释中国的企业史。
　　逝去的人们已不再归来，正在出发的我们却需要寻觅到自己的记忆。

 

目录
总 序 “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前 言 企业史J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D一章 商人出身的“千古一相” D二章 商父的诞生 【企业史人物】治生之祖 D三章 铁血兵马俑 【企业史人物】奇货可居 D四章 商人的自由时代 D五章 帝国的逻辑 【企业史人物】弘羊难题 D六章 Z后的世族 【企业史人物】石崇斗富 D七章 长安城里的商人 【企业史人物】唐诗商人

总 序 “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前 言 企业史J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D一章 商人出身的“千古一相”
D二章 商父的诞生
【企业史人物】治生之祖
D三章 铁血兵马俑
【企业史人物】奇货可居
D四章 商人的自由时代
D五章 帝国的逻辑
【企业史人物】弘羊难题
D六章 Z后的世族
【企业史人物】石崇斗富
D七章 长安城里的商人
【企业史人物】唐诗商人
D八章 乱世思弘羊
【企业史人物】妇人经商
D九章 虚弱的繁荣
D十章 走到尽头的变法
D十一章 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
D十二章 “男耕女织”的诅咒
D十三章 晋徽争雄
【企业史人物】耶稣教士
D十四章 权贵经济的DF
【企业史人物】南方海盗
D十五章 寄生动物
【企业史人物】商帮会馆
D十六章 爬满虱子的“盛世”绸缎
D十七章 夕阳下的工商图景
【企业史人物】日升日落
D十八章 被鸦片击溃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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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史J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Z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D立力量？ ——费正清《中国与美国》 一 我曾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展柜前足足伫立了一个小时。在恒温的玻璃大柜里，柔和、迷离的灯光之下，一只来自3000余年前的庞然大物如精灵般默默地与我对视。它似乎不是物体，而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它的重量达833公斤，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9厘米，即便在JR，也是一个巨型容器。它的家乡是河南安阳，诞生于遥远的商朝，是迄今出土的、体积Z大的商代铜鼎，也是D今SJ上发现的Z大的青铜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它的面前，作为一个企业史的研究者，我实在有太多的问题想要请教：那个把鼎铸造出来的总工程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在那个古远的年代，他组织了一支怎样的制造团队来完成这个任务？他通过怎样的管理章程，以保证鼎的质量和制造的效率？ 大鼎不会说话。离开博物馆后，我查阅了很多论文、书籍，终于发现，我不是D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甚至有些专家已经给出了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者们在《商周考古》一书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大方鼎的铸造流程： D一，它的铸造者是一位化学家，对铜与锡的调剂比例应十分娴熟，大方鼎的铜比例为84.77％，锡为11.64％，是一个FC恰D的合金配比。D二，他应该是一位工业美术设计师，能够勾画出精美绝伦的铜鼎图案。D三，他必须是一位风力机械工程师，铸造大方鼎的铜要到1 200℃才能熔化，所以必须有某种鼓风助燃的设备。D四，他还一定是冶炼家，大方鼎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连续灌注才能成功，D时使用的炼埚是熔铜量为12.7公斤的“将军盔”，以它800多公斤的重量，需80个以上的“将军盔”同时进行熔化，这需要高超的冶炼技巧。D五，他肯定是一位YX的管理学家，如果一个炼埚配备3~4个人，则共需250人左右同时作业，从场地上看，一个炼埚占地起码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场地至少是2 000平方米的大平台。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要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须组建一个300~400人的工匠团队，进行科学的工种分配，协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炼程度、铜液灌注时间，以保证质量。 企业史J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Z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D立力量？
                                                        ——费正清《中国与美国》
一
我曾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展柜前足足伫立了一个小时。在恒温的玻璃大柜里，柔和、迷离的灯光之下，一只来自3 000余年前的庞然大物如精灵般默默地与我对视。它似乎不是物体，而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它的重量达833公斤，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9厘米，即便在JR，也是一个巨型容器。它的家乡是河南安阳，诞生于遥远的商朝，是迄今出土的、体积Z大的商代铜鼎，也是D今SJ上发现的Z大的青铜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它的面前，作为一个企业史的研究者，我实在有太多的问题想要请教：那个把鼎铸造出来的总工程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在那个古远的年代，他组织了一支怎样的制造团队来完成这个任务？他通过怎样的管理章程，以保证鼎的质量和制造的效率？
大鼎不会说话。离开博物馆后，我查阅了很多论文、书籍，终于发现，我不是D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甚至有些专家已经给出了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者们在《商周考古》一书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大方鼎的铸造流程：
D一，它的铸造者是一位化学家，对铜与锡的调剂比例应十分娴熟，大方鼎的铜比例为84.77％，锡为11.64％，是一个FC恰D的合金配比。D二，他应该是一位工业美术设计师，能够勾画出精美绝伦的铜鼎图案。D三，他必须是一位风力机械工程师，铸造大方鼎的铜要到1 200℃才能熔化，所以必须有某种鼓风助燃的设备。D四，他还一定是冶炼家，大方鼎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连续灌注才能成功，D时使用的炼埚是熔铜量为12.7公斤的“将军盔”，以它800多公斤的重量，需80个以上的“将军盔”同时进行熔化，这需要高超的冶炼技巧。D五，他肯定是一位YX的管理学家，如果一个炼埚配备3~4个人，则共需250人左右同时作业，从场地上看，一个炼埚占地起码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场地至少是2 000平方米的大平台。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要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须组建一个300~400人的工匠团队，进行科学的工种分配，协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炼程度、铜液灌注时间，以保证质量。
也J是说，这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制造工厂，司母戊大方鼎是工业化的宁馨儿。那个领导了数百人的工匠团队的“总工程师”，如果我把他看成是爱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业家，大概没有人会激烈反对。
所有这一切，均已不可确考，它们只是后人站在那只大鼎前，震撼与惊叹之余的一丝遐想。
而D我们以这只3 000多年前的司母戊大方鼎为出发点，前去探寻漫长的中国企业史的时候，你常常会被失落、惭愧和羞耻所缠绕。因为，在此后相D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没能CY这只沉默的大鼎。
二
在SJ工商文明SS，中国无疑是Z早慧的国家之一。
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经商—而且是特别善于并乐于经商的民族。在远古时期，人们J追求世俗生活，乐于此道，并以“商”为国号，此后历代，都有工商繁荣的记录。早在汉代，哲学家王符J说自己所处的时代，从事工商业者十倍于农民，商业流通之盛达到“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贾合流”，连知识精英也不再耻于言商。晚清的龚自珍记录说：“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因此，说中国人“轻商”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误会。
从经济要素上分析，中国有发展工商经济的无数优越条件。这里有Z早也是维持时间Z长的统一市场，与欧洲中世纪之前的封闭分割、自给自足式的地方领主经济全然不同。也正因此，中国早在唐宋时期，J拥有D时SJ上Z大的城市群，长安、洛阳及临安都是人口过100万的CJ大城市；在同时期的欧洲，人口Z多的城市不过10万人。中国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科技水平遥遥LX于其他地区。这里还发生了Z早的农业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中国是D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工商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D厚的环境。中国还在工商制度创新上拥有很多SJ纪录，元代出现了SJ上的D一张纸币，宋代出现了D一批合股公司和职业经理人阶层，清初则出现了粮食期货贸易。此外，中国还有FC健全的乡村自治体系，有SJ上Z富有、人数Z为众多的商帮集团。
在相D长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Z为发达的国家，是SJ经济的发动机。早在10世纪的宋代，GDP（GN生产总值）总量J占到了QQ的三分之一，到明清时，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规模SJD一的地位，拥有Z高的粮食产量，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是英国的6倍。
然而，无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发达的工商经济，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高水平停滞”。DSJ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之后，它竟远远落后，受各国欺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
生于1930年的许倬云是一位注重实证和量化数据的历史学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随家在中国各地流浪，目睹农村之真实景象，后来撰写《汉代农业》一书，据他的观察，“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我D时看到的农村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各地农村所用的机械类农具，如水排（水力鼓风机，约早欧洲1 000多年）等都是在汉代J已经发明出来了的。
在工商方面，改变也许比农业要多很多，不过在一些关键产业，进步仍然是让人汗颜的。以农耕及工业革命时期Z重要的产业—铸铜冶铁业为例，早在商代，已能够组织300人以上的作业团队铸造重达833公斤的巨型铜鼎，从日后出土的汉代冶铁作坊看，其规模已可达千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铁作坊的规模也与此相仿，几乎没有扩大。另据计算，西汉时期每户家庭的用铁量将近4公斤，这与1949年之前农村家庭用铁的实际情况大体一致，也J是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家庭的用铁量没有增加。
在城市经济方面，Z繁荣的大都市出现在宋代，而进入明清之后，城市规模竟有所缩小。据台湾学者赵冈的研究，中国在唐宋两朝，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比例的20％以上，而到1820年的晚清，竟只有6.9％。
更让人困惑的是，在QQ经济规模D一的国度里，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却成了一个被妖魔化、边缘化的族群。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J其低下，自《史记》之后，正史之中几乎没有完整的记录。甚至连司马迁也因在《史记》中专写《货殖列传》一章，而遭到后世学者的诟病。以工商业Z为繁华的宋代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无几，在史书上，连妓女的名字都远远多过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的盐业、边贸和金融业，其财富总和相D于ZY财政收入的两倍，可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被记录在案的晋商仅一人而已。商人阶层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1932年J到了北平城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商人阶层D然是他关注的一个群体。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Z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D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费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WQ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在一个高起点的水平线上长时间地徘徊？为什么高度发达的工商文明中无法孕育出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情况的发生？
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也以东西方工商文明的差异展开他的思考，该书序言中的D一句话J是：“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SJ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
而一个与上述诸多疑问相关且更具现实性的问题是：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因素是否已经CD地排除，中国的工商企业是否仍然可能陷入历史的宿命之中？
三
对商人的蔑视，对工商从业者的蔑视，在相D长的历史时期里，曾经是东、西方SJ的共识。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描述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J是不诚实的。财富的增加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J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D然，哈耶克所说的景象发生在中世纪之前的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SJ开始正视商业的力量，有人对资本主义的正D性进行了理论上的澄清，更有人将之看成是“一个国家的事业”。然而，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哈耶克所描述的景象仍然顽固地存在。
要解释这一现象，J必须要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视野中去寻找答案。正如制度经济学所提示的，政治权力制度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为经济运行规定了一种基本环境，形成了所谓的统率性规则。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SJ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便认为：“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Z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所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这显然是一个适D的、研究中国企业史的学术角度。
1955年，国学家钱穆在他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专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他的课程共分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Z后为一“总论”。在“总论”中，钱穆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他共指出四条，其中D一个关键词是“集权”—“ZY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D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若在JR，有人专讲《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其“总论”的两大关键词恐怕也逃不出钱穆所谓的这两条—“集权”与“抑商”。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ZY集权制度。中国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开始探索国家积J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ZY集权制国家。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十年典藏版） 吴晓波 著 中信出版社图书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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