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1930年生，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得主。现任GWY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2011年，GJ经济学会（IEA）授予他荣誉会长的称号，以表彰他对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的杰出贡献。

他力主市场经济改革，被人们称作“吴市场”。他是中国比较制度分析研究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也是“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引介传播了众多对中国改革有助益的现代经济理论和GJ经验。他在不同时期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如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推动增长模式转型等），推动了中国改革事业的前进。

吴敬琏三本重要专著的结集，不仅完整讲述了中国改革故事，更是他对中国改革问题思考的系统呈现。《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着眼体制，探讨为何及如何建立真正的竞争性市场体制。《D代中国经济改革》是一本宏观经济学大作，帮助读者理解和认识中国经济与改革过程。《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着眼转型，探究为何要转型及转型未能取得成效的原因。《中国改革三部曲》主线一以贯之，所论问题承前启后，层次递进，彰显对中国问题的深刻洞察力。

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从没听说不靠竞争机制J能使经济繁荣、J能实现现代化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关键含义，我个人认为J在这里。

——薛暮桥 1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得主

《D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性和影响远远超出了新一代的经济学学生以及教师、学者、政府官员、商界人士和中国一般读者的范围。这本书可以为真正对中国有兴趣的外国读者提供一幅全面的、有见地的、有学术价值的D代中国经济之图画。据我所知，如此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是QSWY的。

——青木昌彦 斯坦福大学教授

吴敬琏教授所写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著作。这本书以ZM经济学家敏锐的专业眼光和丰富的经济学、历史、哲学和现代技术的专业知识，从广阔的GJ视野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和转换问题，将对中国未来发展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也将是一部在中国经济学宝库中留下重要位置的书。

——刘鹤ZY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吴敬琏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他关于改革目标、改革总体方案的原创性研究，影响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进程。通读他的著作与文章，不仅帮助我们深入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艰辛历程，而且对于凝聚改革共识，重启改革议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

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的话，那J是吴敬琏。

——《华尔街日报》

他的话常常掀起波澜，而他的话又是经济发展中不能被忽略的声音。

——凤凰卫视

吴敬琏先生无疑是他那一代经济学家中Z才华横溢和Z勤奋进取的学者之一，他在经济学研究的诸多领域都有相D的建树。

——**.com

作为D代中国的一个符号性人物，吴敬琏的影响已经远远CY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范围。

——《南方ZM》

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它的发展前景

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有着一个重要的特点，J是在政府和国有经济ZD下市场经济和命令经济“双轨并存”：一方面，商品买卖和货币交换已经成为社会通行的交易方式，市场价格引导相D大部分资源的流向，这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广泛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仍然掌握着土地等Z重要的资源，一些重要行业也保持着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这J意味着各级政府及其官员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依然举足轻重，甚至处于关键地位。

在一个按照“增量改革”原则渐次成长起来的新经济体制，存在旧体制的遗产是一种WQ正常的现象。问题在于它向哪一个方向继续发展：是逐渐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向规范的市场经济过渡，还是巩固乃至扩大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形成一种扭曲的经济体制。

在D2章中我们曾经讲到过，在改革初期，对经济改革的目标有过不同的设想。其中Z重要的是两种：一种属意于“政府ZD的市场经济”（“东亚模式”）；另一种属意于“自由市场经济”（“欧美模式”）。大致说来，“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们所向往。不过，在改革初期命令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很低，政府不能不肩负很大的协调责任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十分显著。而在命令经济已经被全面突破、市场的规则又还有待建立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分歧J日益突出了。对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的已经达到。特别是对于其中一些要求维护从寻租活动获得的既得利益的人们来说，Z合意的做法乃是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官员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的可能性。但是，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标还远未达到。他们要求坚持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符合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不是J少数寻租者利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

于是J像D2章所说，从双轨制确立之日起，中国社会J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面前：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重商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的穷途。

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J成为一场改革和腐败谁能跑得更快的竞赛。

D1992年DXP“南方讲话”以后，经济改革的大潮重新被掀起，大幅度削减政府对市场的控制、放开大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或者1997年ZG十五大决定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支持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在全国许多地区迅速形成时，迎来了人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社会各主要阶层的积J性和主动性得到发扬、满意的声音充盈于神州大地的大好局面。

反之，D官商一体、“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和设租行为得到加强，“官商”、“官工”、“官文”、“官学”等五花八门的“红1；CY=CY商人”和贪官污吏犯下了种种罪孽，贫富差别因而扩大时，社会上不满的情绪则会变得强烈起来。

正如我们在D2～11章分析过的，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都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WQ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D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D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然而，如果听任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这种情势蒙蔽和迷惑大众，也可以把人们引向歧途。

近年来，在如何看待D前中国社会腐败蔓延加剧、贫富分化加剧等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改革前的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实现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既然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J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用强化政府和官员的“专政”权力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的办法来扼制腐败和缩小贫富差别，显然只能适得其反。

如果把观察的镜头推向更远的历史深处，我们也可以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良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1871—1917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

总之，对于中国来说，克服社会弊病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J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法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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