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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缺乏的不是历史知识，而是历史观点，明确以大历史观为重的史学著作；

　　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吕思勉、北大历史学教授邓之诚、明清史学*一人孟森、近代史研究开创者蒋廷黻，历史从未这样清晰过；

　　吕思勉《断代四史》、邓之诚《宋辽金夏元史》、孟森《明史讲义》《清史讲义》、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四位史学家之作；

　　吕思勉的贯通古今、征引繁富，邓之诚的闻博洽见、提纲挈领，孟森的比勘辨析、老吏断狱，蒋廷黻的论述扼要、眼光远大，每一种不同的治史方法和史学观点，都让人感觉豁然意解、沈疴顿愈；

　　四位史学大家影响深远，吕思勉的学生包括钱穆、赵元任、黄永年等人；邓之诚门生弟子三千，谭其骧、侯仁之、余英时、周汝昌出其门下；孟森孤峰独出，不仅商鸿逵、吴相湘、郑天挺、王钟翰等亲身受教，黄仁宇、当年明月亦受其遗泽；蒋廷黻作为南开史学的缔造者和清华史学的改革者，学生何炳棣、夏鼐、郭廷以、费正清都成一代大家。

内容简介

　　本套《中国大历史》，是精选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吕思勉的断代四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北大历史学教授邓之诚的《宋辽金夏元史》，明清史学*一人孟森的《明史讲义》《清史讲义》，和近代史研究开创者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八部著作编纂而成，每部著作都堪称该历史时期卓著之作，八部断代史组成了代表现代史学高水平的“中国通史”和“中国大历史”。

　　《中国大历史》旗帜鲜明地主张“国人缺乏的不是历史知识，而是历史观点”“明确以大历史观为重的史学著作”，不仅将学术成果呈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将四位史学大家的研究方法和历史观点展示出来。吕思勉的贯通古今、征引繁富，邓之诚的闻博洽见、提纲挈领，孟森的比勘辨析、老吏断狱，蒋廷黻的论述扼要、眼光远大，每一种不同的治史方法和史学观点，都让人感觉豁然意解、沈疴顿愈。通过这套著作，以收读者能够从历史知识的传统教育当中解脱，学习和煅铸自己的史学观点的裨益。

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

　　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字诚之，江苏常州人，15 岁入县学，18 岁自学古史典籍；早年执教于常州学堂，负笈从学的就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黄永年等；后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吕思勉读书广博，治学严谨，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蔚为一代史学宗师，代表著作有《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断代四史，及《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读史札记》《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等。

　　邓之诚（1887—1960），

　　字文如，江苏江宁（今南京市）人。先毕业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后入昆明云南两级师范学堂专攻文史。毕业后，担任《滇报》编辑。1917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在国史编纂处任民国史纂辑。1921年起先后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史学教授，以潜心教学著书为终生职志。曾培养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学者，门人弟子号称三千，其成就斐然者有黄现璠、王重民、朱士嘉、谭其骧、王钟翰、周汝昌、侯仁之等。

　　一生治学严谨，博闻强识，著述甚丰，代表著作有《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编》《桑园读书记》《东京梦华录注》《清诗纪事初编》等。

　　孟森（1868-1937），

　　字莼孙，笔名心史，号阳湖孑遗。江苏武进人。早年毕业于江阴南菁书院，嗣留学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归国后，入郑孝胥广西兵备道幕府，参与发起预备立宪公会。1908年，出任《东方杂志》主编。1909年，当选江苏咨议局议员。1912年，被推为共和党干事。1913年，当选国会众议员，又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1914年，国会解散，逐渐淡出政坛，专心明清史研究。1929年，就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主讲清史课程。1931年，应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讲授满州开国史。

　　孟森是我国明清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其治史在传统方法上吸收了近代史论研究方法，开创了明清断代史研究之先河；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心史丛刊》《满洲开国史讲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明元清系通纪》等。

　　蒋廷黻（1895－1965），

　　历史学家、外交家。1911年只身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之职，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guo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弃学从政，先后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国大使等职。1965年病逝于纽约。

　　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大的成就，被视为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主要代表著作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上、中）《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国近代史》等。

目录

《中国大历史——先秦史》
《中国大历史——秦汉史》
《中国大历史——两晋南北朝史》(上、下册）
《中国大历史——隋唐五代史》(上、下册）
《中国大历史——宋辽金夏元史》
《中国大历史——明史讲义》
《中国大历史——清史讲义》
《中国大历史——中国近代史》

精彩书摘

　　节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品。我们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的，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做买卖，藉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的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人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人的态度就慢慢的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的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东亚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作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做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七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一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着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侯（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来华。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惟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她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的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十八世纪末年和十九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派第二次的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次同。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我的感情也不好。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的踏进大世界的生活，我们需要高度的改革，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但是我们有与外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只要我们有此决心，我们可以在十九世纪的大世界上得着更光荣的地位。我们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