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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03）——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光，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书有熊培云专文导读 “英雄救美”。

　　1. 尖锐棘手的社会议题：转型正义、死刑存废、弱势群体社会经济权利保障、同性婚姻合法化、刑讯的合法性、囚犯的投票权等等；

　　2. 感性温情的深刻解读：笃信和解共生、民主开放、人性尊严的萨克斯大法官回归人性的真诚剖析；

　　3. 跨国界、跨族群，理解当下权利与司法议题的必读经典：只要以人性尊严与民主开放领航，司法争议并不难化解；

　　　　4. 南非民主转型中进步宪法的缔造者，同时也是政治恐怖直接受害者的萨克斯大法官的心路历程精采回顾。

内容简介

　　南非宪法可以说是世界上先进的宪法。作为宪法法院法官，萨克斯以其特殊的个人经历与对宪法深刻而又温情的解读，剖析各种跨族群、跨国界的司法争议，确保每一个人，不论善恶，都能享有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并获得真正的自由。书中处处可见他对“人性尊严”的坚守。他期盼种族大和解、为弱势族群的权利据理力争、统合法律论辩与人文关怀、笃信“人就应当被当人对待”的理念。几乎对每一个涉及宪法层面的案件，他都给出了更符合宪法价值的论辩意见，他的每一段判词都是他释宪工作折射出来的思考记录。更重要的是，这些意见并未受限于法条规定的形式与逻辑推理，而是着重凸显了他身上浓重的人文主义色彩。正是这些努力，使南非这片被认为不可能孕育宪法正义的土地生发出了“人性尊严、平等、自由等先进的思想”，从而实现了社会转型。

作者简介

　　奥比·萨克斯（AlbieSachs），1935年出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21岁取得法学学士后开始执业，因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被单独监禁、凌虐168天，后被迫流亡英国。1990年，他回到阔别24年的南非，4年后曼德拉当选首任民选总统，奥比·萨克斯参与起草的新宪法获得通过，他成为新成立的宪法法院大法官，在各项涉宪案件的审查工作中，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

　　译者
　　陈毓奇，在台湾大学及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三个硕士学位。曾负责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WilliamDeKlerk）访台时在“和平高峰会”演讲的同步口译。负责本书第二章及以后章节的翻译。

　　陈礼工，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伦敦大学学院法律硕士班毕业，现于牛津大学攻读法律哲学。负责本书序言、第1章的翻译。

精彩书评

　　奥比·萨克斯长期主张所有人的尊严皆应予以尊重，不同社群的能力与价值皆应予以肯认，充分体现法治的重要价值。特别是其一生致力为民主自由的南非带来法治，无论作为政治运动工作者、律师、学者乃至于南非新宪法的起草者，在在都努力经由法治的实践来愈合过去撕裂社会所带来的创痛，以建立一个尊重多元，拥抱民主价值、社会正义与基本人权的社会。

　　——2014年度首届“唐奖”法治奖颁奖词

　　萨克斯用他一生“温柔的复仇”，昭告身怀理想的人如何听从天命的召唤以抵抗不幸的命运。萨克斯是不幸的，他因为追求世界之美而不得不面对身体的残缺。萨克斯又是何等幸运！他没有因为憎恨而失去内心之美。而真正的英雄救美，就是同时对世界之美和内心之美担起责任。

　　——熊培云

　　你如果去打听一下消息，会发现很多宪法学都觉得南非宪法是部不可思议的，了不起的一个宪法，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的作者萨克斯大法官，他就讲到了他们宪法背后较早的精神来源是什么东西。

　　——梁文道

　　美国现任大法官鲁思·金斯伯格（RuthGinsburg），在2012年初访问过几个中东国家，在埃及开罗时曾有记者问她：“埃及正准备制定新宪法，美国宪法有何借镜之处？”没想到金斯堡的回答却是：“如果我现在要草拟一部宪法，我参考的范本会是南非宪法，而非美国。”

　　——王健壮

　　萨克斯大法官为南非新宪法中包含的社会经济权利做了明确的辩护，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设置给出了严谨的逻辑分析，任何对南非感兴趣的人都会对此感佩不已。

　　——《外交杂志》

目录

导读　英雄救美/ 熊培云

谢词

前言

第1章　恐怖主义与刑讯的故事

第二章　我的每则判决都是谎言

第三章 他的名字叫亨利 ：真相、和解与正义

第四章 理性与热情

第五章 法律与幽默

第六章 理性与判决

第七章 哭泣的法官 ：司法权与社会经济权利的保障

第八章 人性尊严与比例原则

第九章 神圣与世俗相遇 ：同性恋婚姻的双重挑战

第十章 开始与结束

跋与致谢

前言/序言

　　在不可思议的命运安排之下，我成为了一位法官。如果司法工作真的是我当初立定的生涯目标，那么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浪费：八年的学业加上三个学位，其中包括一个法学博士、在开普敦十年忙碌的律师生涯，以及随后横跨三个大陆认真地在法律系执教，出版数册专书，有些是学术性的，其他则是自传性质。但若以法律对我人生的实际影响而言，过去的每件事都荒唐离谱：学生阶段，我家曾在破晓前被警察突袭搜索，而我则受到当时所称的“禁制命令”限制住居及行动。在执业阶段，我曾两度遭到国安警察处以“单独拘禁”的惩罚，第1次一百六十八天，第二次则是三个月，期间国安警察还以剥夺睡眠的方式对我刑求。当我完成博士论文时，却有国归不得，流亡于英格兰；而数年之后，在莫桑比克从事法学研究时，我的祖国却派了情治特务用汽车炸弹谋害我，导致我失去一只手臂和一只眼睛。
　　事实上，在我的大半生中，我既是法律的守护者，又是法律的敌人。任何参与过地下活动的人都会知道，若一个人在公共领域里以法律为行为准绳，而在暗中却试图颠覆法律，那么他的心灵会承受如何的撕裂。然而造成此矛盾的缘由并不难理解，而我的志愿也很清楚――只有当我们结束种族隔离，重新使法律与正义接轨的时候，我才能再次成为一个内在和谐完整的人。然而，在我这个法律人的灵魂深处，有一个好像不会产生明显的危险，但却更加令我不安的忧虑，它被种族隔离下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给加剧，但其实有更深层、更复杂的起源。
　　开始产生这种不安时，我尚在开普敦大学就读。阳光流贯我们的教室，而我善尽一个好学生的本分，认真聆听教授们谈论着法律向来广受推崇的美妙的抽象性。为了应付考试，我将教科书上那些谈论法治、基本权利，以及司法独立的优雅词句倒背如流。接着，入夜后，我会在仅靠忽明忽灭的烛光照亮的陋室里，主持开设给穷人学习的课程，并在这些赤贫的人的眼神与言谈当中，看到他们为正义与自由奉献心血，乃至于牺牲生命的决心。我同时也深深被他们的活力与笑声鼓舞，它们对实践正义所能有的贡献，似乎远胜于我的法学院里所有高深玄妙但缺乏热情的清谈。同一座城市，却存在着两个世界，彼此视同陌路，仅由痛苦而非希望来联系，而我则彷徨踟蹰于两者之间。
　　在三十多年的律师生涯当中，我不停地与这个分裂的自我奋战。我从没想到，是那颗炸弹将这个分裂轰出我的人生之外。炸弹把我逐出我日复一日的例行法律生活，从而让我能自由地从头开始过我的人生。我学习如何走路、站立、奔跑……以及草拟南非的新宪法。刹那间，令人欢欣、动容，法律教科书中那些堂而皇之的抽象概念，与过去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们对正义的渴望，两者融为一体，紧紧相拥。法律不再构成不义的拒马，以至于为了追求自由而非冲撞、拆毁它不可，相反的，如今它是达成和平革命的主要工具。在接下来的制宪期间，我生命中原本扞格矛盾的力量得以调和。如果制定新根本大法的过程治愈了我的国家，那么它也一并消除了我自己深层的内在分歧。
　　因此或许可以这么说，若某些人生来就将做法官、从事司法工作，我则是法官一职自己掉到头上，而我也欣然接受的那种人。自曼德拉总统任命我和其余十位同事担任南非的第1届宪法法院法官以来，我有幸经历了在人生与知识上皆精彩、丰富、着我精益求精的十四个寒暑。
　　对我来说，当法官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我不认为这是我生来就该做的工作，也不是没有其他的质疑。我早年与法律激烈的敌对关系本不该产生这种结果。更有甚者，在我流亡海外时所从事的社会与法律实证研究（social-legalstudies）使我习惯观察并反省法律人所作所为的实际意义。此外，我还不断受到世界各地的大学和法律团体的邀约，希望我能解释如何在一个本来几乎要陷入种族相互屠戮悲剧的国家，建立起民主宪政，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是奇迹。倘若你认为南非民主化，却又不相信奇迹这回事，你应当会加倍努力地找寻理性的解释。民主转型是如何发生的？而我的法官角色究竟在当中发挥了什么功用？
　　回首往事，我已在全球各地针对这些问题发表报告，各个不同的国家都得面对这些问题引发的相似争论。这些年来我在纽约、伦敦、德里、剑桥，和芝加哥等地反复进行的演讲被集结成册，准备要出文集。但这卷文集缺乏贯穿首尾的内在肌理，因此为了把它们串在一起，我便开始摘录并加入若干宪法法院的判决，有些判决是出自我自己，有些则来自我的同事。至少，这能在个人演讲和司法判决之间提供有趣的对照：前者的风格相对平易近人，并有更多个人化的抑扬顿挫，后者则是如同神谕般的庄严公正。不过，我察觉到这个结合了我的叙事文字与法律判决摘要的作品所发挥的比较和对照作用，进一步替我的想象力提供了更加精采的素材，它激发我去探索我在法律以外的生命阅历和我作为法官的判决两者之间所发生的化学反应，那虽然若有似无，却十分微妙。一旦有了这样的念头，一本全新的著作开始在原有的手稿之间自然成形。
　　我人生中具戏剧张力的经验都和恐怖主义和酷刑虐待有关。对那些曾在种族隔离时期干过惨无人道之暴行的人严惩不贷，本会是对我的过去直接、单纯的反应。我本可以理直气壮地问：那些当初全无恻隐之心而拒绝给予他人平等权与公正审判之人，如今怎能寻求并享受此等权利的庇护？我过去被视为恐怖分子；我反对用恐怖主义来当作争取自由的手段；当被派来摧毁我所属的解放组织的政府特务因事迹败露而被擒获时，我必需处理是否该严刑拷打他们的问题；我也是国家主导的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然而，回顾我留下来的司法文献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在法庭上做出的响应却是复杂许多。生命阅历无疑已改变了我对法律的理解，而不变的是那些已经经久确立且仍能与时俱进的法律思想原则。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让我惊讶的发现是在处理我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andReconciliationCommission，简称真和会）的关系时，当中恰巧包括一段插曲，也就是我和指挥在我座车中安放炸弹的那位特务的会面。我一直以为这段真相与和解促进会的经历，与我身为法官的思维逻辑是分得很清楚的。但从我历年的判决看来，我发现和解在我的法律思维当中始终是个核心的主题，并在两边都鲜明地表现出来。一边强调在诸如诽谤或中伤案件当中道歉的重要性，即一种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justice）。另一边则着重调解沟通（mediation）在和解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使拥有广大闲置土地的富人，可以和那些在他们的土地上搭建栖身之所的穷人和平共处。
　　当我开始思考组织这本书的架构之后，我便忍不住想加入一章来讨论欢笑在民主社会中的功用。自由斗士常被说是一群阴郁寡欢的人，只有在仇敌溃败时才会挤出一点笑容。我在反抗运动中的经验并非如此。在我被炸弹攻击并接受手术之后，我一醒来就立即对自己讲了个笑话。幽默若在我生命中以及争取自由的奋战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在开放与民主的社会中也该有相同的地位。所以，在审理“笑笑就好”一案，处理某商标遭到戏谑使用的问题时，我在判决书的开始便提问到：法律有没有幽默感呢？
　　在南非制定宪法的过程中，激烈的论战莫过于人权宪章（BillofRights）所规定的基本权利究竟该不该包括社会经济权，即诸如健康、居住、获得食物、受教育等权利。我们长久以来艰苦奋斗，争取的便是让这些“面包权”能和其他古典的“自由权利”一样，纳入宪法。但它们一经写入宪法，该如何被落实的问题便接踵而来，成为对司法工作者的严峻挑战。我们该如何做才能在给予社会经济权实质保障的同时，又能谨守司法的角色与分际，不至于演变为非民选的法院篡夺了民选政府的职权？古特邦女士（Mrs。Grootboom）的案子为此立下了里程碑。每当冬雨即将来临的夜晚，她和其他一千多人只能露宿街头，每晚只能与星辰相伴入眠。经由宪法法院的合议，我成功地将我的想法融入我同事查克？亚可布（ZakYacoob）大法官主笔的判决书。如今它已成为相当知 预售 理想国译丛003：断臂上的花朵：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