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名:段祺瑞政权

定价：49.0元

售价：37.2元

作者:唐德刚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2-01

ISBN：9787549562688

字数：150000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编辑推荐

1. 史学大家，董狐之笔，《段祺瑞政权》评点近代中国人物——一念之差做皇帝的袁世凯，闻国会而头痛色变的段祺瑞，全无班底的孤家寡人黎元洪，貌似菩萨浑浑而**心的辫帅张勋，天生文盲大总统曹锟，锋芒毕露的“飞将军”蔡锷，早年当“胡子”*后主政中枢的张作霖，内战绝不再打了的张学良，善于观风的山西阎锡山，全国知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纵横捭阖的老政客孙洪伊，旧式官场代拆代行的徐树铮，手无寸铁的梁启超，疯名远播的国学大师章太炎……

2. 唐德刚“民国通史计划”精装出版，几乎封尘的遗稿，畅销数十年的经典——从“晚清导论篇”开始，紧接着“北京篇”《袁氏当国》，晚年唐德刚潜心撰写“民国通史计划”，因病中断。幸有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整理遗稿、书信等资料，终使“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等劫后重生。今中文简体精装版“唐德刚作品集”，收入早期著作、晚期作品，囊括《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等经典史著，每册均以胡适手迹集字书名，以历史照片还原现场。

内容提要

袁氏当国，袁后中国，几乎封尘的遗稿，劫后重生。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糟乱的一段时期，应该就是民国初年的所谓军阀时期了，而军阀时期实在是从袁世凯死亡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因为在帝制前，袁氏主政下的北京，还是一个可以号令全国的。地方军头还不能目无国家法纪，随意横行的。野心政客虽然也难免结党营私，但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之内，纵横捭阖，多少还有些顾虑。可是到袁氏一死，那才是真正的王纲解纽，全国皆兵，政客纵横，中国近现代史才正式进入一个所谓“军阀时期”了。

一念之差做皇帝的袁世凯，闻国会而头痛色变的段祺瑞，全无班底的孤家寡人黎元洪，貌似菩萨浑浑而有机心的辫帅张勋，天生文盲大总统曹锟，锋芒毕露的“飞将军”蔡锷，早年当“胡子”后主政中枢的张作霖，内战绝不再打了的张学良，善于观风的山西阎锡山，全国知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纵横捭阖的老政客孙洪伊，旧式官场代拆代行的徐树铮，手无寸铁的梁启超，疯名远播的国学大师章太炎……

唐德刚故世之后，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开始整理他留在纽约的手稿、论文、诗词、书信等资料，首先把其中若干遗稿重新编译，终使本书得以问世，唐德刚“民国通史计划”因此呈现“民国史军阀篇”。全书分为“袁后中国”、“段祺瑞政权”与“外篇：民国史军阀篇余绪”三部分，主要描绘袁世凯死后的政治乱象，阐述北洋军阀和政客的争权夺利，实力派段祺瑞脱颖而出，掌握大局的经过，综论黎段府院之争、参战案、宣统复辟、孙中山南下成立护法等历史问题，兼而探讨桂系、奉系军阀的兴衰始末。作者抽丝剥茧，条分缕析，言人所未言，值得细读。

目录

作者介绍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唐德刚教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能辛酸，在七十岁退休之后，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做一个倔强的单干户，单打独斗地写晚清、民国史，在八十岁中风生病之前，完成了《袁氏当国》、《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等著作。这些书出版后大受欢迎，居然还有盗版！唐教授当年辛辛苦苦搭了架子要建立的“第三势力”虽然未能拔地而起，后无疾而终，但他所写的史书在普通读者“民国史阅读书单”上，却恐怕是排在“”。

历史学家必须公正，必须敢言，否则历史学家就不能得人敬重了。唐德刚教授是一位让人敬重的历史学家，即以公正和敢言见称。

文摘

【禤福辉《唐德刚教授与民国通史计划》】

唐德刚教授长期钻研民国史，数十年如一日。他的早期著作和晚期作品的重点颇有不同。早期的著述都是专著，主要是口述传记，以1950年代后期参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史学部（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的访谈为基础，如《胡适口述自传》和《李宗仁回忆录》，都是传诵一时的经典之作。晚期作品则特别着重撰写民国通史，气魄恢宏，观点独到；而且极力打破繁琐、枯燥的学院派传统，以“唐派新腔”的散文下笔，幽默、流畅，亦庄亦谐，妙趣横生；毅然走出象牙之塔，提倡“务求其通俗”的主张，以期实现雅俗共赏的目的，为两岸千千万万的读者所热烈欢迎。

1991年夏唐教授从纽约市立大学退休，刚放下教鞭，便潜心撰写民国通史。先后出版《晚清七十年》（1998）和《袁氏当国》（2002），前者是“晚清导论篇”，后者是“北京篇”，二者是互相衔接的。2000年修订了撰述计划，打算分为五篇，除上述两篇外，还有“国民篇”（1928—1949）、“人民篇”（1949—2000）和“国民在台北”（1949—2000）等三篇。2005年面世，就是撰述计划中的“人民篇”；但是这个计划的主轴——“国民篇”却始终没有出现。

2001年底唐教授害了一场重病，差点不起，体力恢复很慢。直到2005年，健康状况稍有起色，便与吴章铨博士重新审议撰述计划，再次修订计划大纲，分为“军阀篇”（1916—1928）、“五四运动篇”（1919）、“北伐篇”（1927）、“国民篇”（1928—1937）、“抗战篇”（1931—1945）和“中国近代转型论”等六篇，显然比2000年的大纲较为细致。可惜重病之后，年高体弱，终究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再振笔直书了。修订计划无法落实，董狐之笔从此封尘，民国通史计划不幸中断。

但是他对民国通史始终未能忘怀，在闲谈时常常流露出无限怅惘。自2007年起，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同仁常常结伴到唐府拜访，有时七八人，有时两三人一同前往。除了正式访谈外，也陪两老闲聊，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他老人家谈得高兴时，就不断鼓励大伙分头撰写民国史。2009年初我们后一次到唐家探望，他还是苦口婆心，旧事重提，并且一再讲述近四十年前（1971）推却撰写“蒋总统全传”的往事，感到万分遗憾。看来民国通史没有完成，撰写“蒋传”的难得机会悄然溜走，可能是他一生大的遗憾。

在过去两年，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同仁分头整理他留在纽约的手稿、论文、诗词、书信等资料，现在总算有一点头绪，希望为中断的民国通史计划做一些补充，《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正是我们的初次尝试。他多年前以英文写成的《中国革命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的翻译工作也快要完成，希望不久可以付梓。但愿能够按照他的修订大纲，整理现有资料，逐步编辑成书，以慰良师的期盼于万一，并聊表无限怀念的微意。其实《段祺瑞政权》一书，远流出版公司早在2004年就差不多编好了，后来把初稿送唐教授过目，不料出了乱子，邮寄回台湾的订正稿不幸遗失，一去无踪。直至今年初，游奇惠主编旧事重提，寄上原出版计划，建议我们把遗稿重新编纂。远流的建议与我们的构想不谋而合，可谓求之不得，因此立刻表示赞同。我们马上着手整理资料，除已在《传记文学》发表的几篇有关军阀的文章外，又从他的遗稿中挑出《谈谈打打的护法战争》（此文太长，现在拆为两篇，按原来小题，分出《再造民国，段阁复起》一文）和《论桂系》两篇未刊长文，并翻译了早年在哥大的英文讲稿《民国军阀概述》以作补充，终于使本书劫后重生，能够与读者诸君见面。

不过，复查修订大纲，他显然有意全盘探讨军阀史的种种问题，并非仅以皖系军阀为限。但是，遍翻遗稿，没有发现直系的文章，也没有讨论粤、滇军阀的稿子，所以本书基本上还是以皖系及黎（元洪）、段的府院斗争为主轴。

本书分为三部分，部分描绘袁后中国的状况，阐述北洋军阀和政客的争夺，实力派段祺瑞脱颖而出，掌握大局的经过，其中《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一文深入分析了军阀时代出现的原因，不断互相杀的现象，宪制混乱，黎、段宠臣的缠斗造成府院之争的经纬，可以说是全书的纲领。此外，《民国史军阀篇四圆四方图解》一文，简明扼要地阐明军阀时代的分期。民初大小军阀三千多人，纵横捭阖，朝秦暮楚，史实纷繁，使人眼花缭乱。唐教授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并附上图表，把军阀时代（1912—1928）分为四期，每期四年，井然有序，化繁为简，一目了然，清楚阐述了军阀割据时代的梗概，难能可贵。

第二部分专论段祺瑞政权，说明黎、段上台后不久，就爆发严重冲突，势成水火，斗争激烈。袁世凯死后，黎、段两头马车走马上任，恢复《民元约法》和旧国会，行“虚君实相”的责任内阁制，其实是非牛非马的混乱制度，既非总统制，也不是真正的内阁制，因此运作极度困难；同时人事问题复杂，黎、段的“二爷”（宠臣）孙洪伊和徐树铮缠斗不休，结果1917年竟借参战案而爆发激烈的府院之争，黎听信政客胡言，昧于时势，悍然拉段下马，引起北洋军阀群起反对，结果举国骚然，天下大乱，终于造成统一的中国一分为二，祸延至今，两岸分裂状态依然无法解决。

第三部分“余绪”中，《论桂系》是唐教授的未刊遗稿，只有前半经过整理、缮正，后半篇是未经修饰的初稿，然而全篇深入浅出地探讨桂系的特征，综论其在民国史中所起的作用，观点独到，言人所未言，值得细读。桂系虽有相当独立的武力、地盘和财力，却始终不能入主中枢，充分反映其地方军阀的特性。不过新桂系统一广西后，能够认清大局，加入国民党，成为支持革命军北伐的重要力量，而国民的确立，桂系的归附也绝不可少。北伐后李、白势力迅速膨胀，如日中天。但是1929年2月“武汉事变”爆发，竟然不堪一击，土崩瓦解，不但充分暴露桂系的弱点，而且也加强了削藩的决心，引发中原大战（1929—1931），同时张学良于1930年秋应召率师入关参战，翌年日寇便乘机炮制“九一八事变”，终造成全面侵华之局。因此“武汉事变”与“西安事变”同是近代中国国运的转折点，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从北京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一文是唐教授的力作，扼要阐述奉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势力迅速膨胀的经过。这时张作霖拥有三十七万雄师，打算以武力统一全国。不到一年便控制黑、吉、奉、热、冀、鲁、苏、皖八省，天津、北京、上海三市，拥有半壁江山，傲视群雄。稍后老帅更应孙传芳之邀，出任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又在劝进声中成立“中华民国军”，俨然以国家元首自居。然而由于抗拒日人无理要求，结果难逃“皇姑屯事变”的厄运，粉碎了奉系一统中原的宏图。

从整体而论，军阀也有贤与不肖，不能一概而论。“张作霖，军阀也，然作霖竟以拒签‘五路’条约而死国。吴佩孚，亦军阀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据说，后亦以誓不事敌而招杀身之祸。张宗昌，军阀中之下陈者，然济南惨案前，亦尝坚拒日军化装直鲁军以抗南军之要求。大节无亏，均足垂名青史。”（见《从北京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

另一方面，段祺瑞掌权之初，根据《民元约法》，实行责任内阁制，基本上还是依法行事的，并非后来无法无天之辈可比；而且“黎、段二人都还算是正人君子，有节操、识大体而清廉可风的、难得的政治军事”。问题出在民初根本没有实行现代议会政治的条件，因此“形势比人强，非两个老军阀的二‘人’之过也”，可说是持平之论。（见《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不过，唐教授深信我国终必将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他说，“我民族要做到把法律当皇帝的这一步，乐观的估计，恐怕少还要等四十年。”（见《再造民国，段阁复起》）只是四十年的推断，说不定还是有点太乐观吧。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改朝换代总不免出现藩镇割据现象，昔日的所谓藩镇，就是近代的军阀。如果我们从西汉算起，藩镇割据之局先后出现不下三十次。从宏观史学来看，军阀割据是我国转型期中一个偶然现象。“我国史上第二次大转型，从帝制向民治转去，这个总方向是必然的，不会变动的；但是在各小阶段中的变动，则往往是偶然的，不可捉摸的，和反复无常的。这个偶然出现的军阀阶段，就是个很标准的说明”（见《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相信是十分客观的推断。

在编辑本书期间，蒙各方友好大力协助和匡正，特此一并申谢。

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