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译文：

立命之学

改过之法

积善之方

谦德之效

原文：

立命之学

改过之法

积善之方

谦德之效

一

我有一个朋友，大学毕业，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经商。经过原始积累，到90年代，富了，但，好像变得比以前更不安了。每年要花十几万请风水师啊命理师啊，帮他摆布家具，还要放生、拜神，诸如此类，说是可以趋吉。我忍不住批评了他的做法，并用事例说明很多的风水师、命理师不过是深谙人性弱点的骗子。朋友笑笑，说他其实也不完全信，不过是买一个心安。

我这位朋友，不过是无数普通中国人中的一员。千百年来，中国人z关心的人生问题，是这样两个切身的功利问题：一个是如何保平安，一个是如何获得功名利禄。但耐人寻味的是，大多数中国人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思考，既不会深入到生死、真理这样的层面，也不会深入到制度、道德等社会层面，而是把它们看作个人问题，是需要自己找到解决方法的问题。

而大多数人找到的方法就是归在神、佛、仙、命理、风水等名下z简单的形式主义的方式。而且非常功利，画个符，就要马上驱邪；念个咒，股票就要立刻上涨。抄了一遍心经，恨不得癌细胞即刻消失。如果达不到自己的期待，就是不灵。中国人经常说的，是这个庙或这个命理师，灵不灵。灵还是不灵，是很多中国人选择信仰的一个标准。不幸，这个灵还是不灵，又非常主观。所以，所谓的灵，往往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自欺欺人。

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1583年到达中国肇庆，一直到1610年在北京去世。他在《中国札记》这本书里谈到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说z令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信风水，“一本黄历上写着每个日子适合做什么”，“非常荒唐，而这群骗子居然能够骗到皇帝和平民”。在他看来，这些看风水算卦的骗子是中国的大害虫。

利玛窦犀利地指出了中国人信仰体系里z低的一个层面：总是想着要通过命理风水、求神拜佛之类达成趋吉的目的，甚至改变自己的命运。直到21世纪的，这种极其功利的近乎巫术崇拜的迷信，仍然是一个广泛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官员、平民、富豪、穷人当中。但是，如果观照大的历史、文化背景，简单地说中国人只有迷信，也并不公允。

《了凡四训》显示了中国人信仰体系里的另一个层面：透过自我修行创建良好的生活。这本书的作者袁了凡生于1533年，逝于1606年，和利玛窦生活在大明王朝的同一个时期，但彼此大约并不知晓，利玛窦一定没有读过《了凡四训》。如果读到了，也许对于中国人的信仰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在中国，固然有人迷信，但也有不少通达的人对于人生有独到的思考。《了凡四训》的价值，正在于把儒家、道家、佛教的思想，与命理风水相融汇，了迷信的层面，变成一种操作性很强的生活哲学。

二

《了凡四训》回答的，正是中国人z关心的两个问题：如何保平安？如何获取功名利禄？或者更简单地合并成一个问题：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袁了凡在《了凡四训》里首先试图矫正中国人两个普遍的习惯：一是习惯于“命中注定”“听天由命”；二是当对命运有所不满的时候，习惯于向外求，向命理求，向风水求，向神灵求。

袁了凡说他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位孔先生，把他的命运算得清清楚楚，而且在多年里逐一应验。袁了凡因此心如止水，觉得命运既然已经天注定，那何必再努力什么呢。直到有，偶然遇到云谷禅师，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云谷禅师向袁了凡讲了一个道理：“每个人的命运，其实都是自己造作而成；每个人的福报，也是自己努力追求而得。”“人的命运好坏，离不开人的心，假如从心的层面上找寻，没有不感应的，求不求在于自身。不只是道德仁义想求就能求得，功名富贵其实也是如此。我们既可以向内求道德仁义，同时也可以向外求功名富贵，内外都有所得，这才是正确的追求。”

那么到底怎样才能改变命运呢？云谷禅师说：“要种植新的种子，让它发芽、开花、结出新的果实。从现在开始，你要不断扩大充实自我的德性，坚持不懈地做好事，而且是默默做好事，积累阴德。这些自己所造的福德，哪有享受不到的道理？”

云谷禅师又拿出一本功过簿给袁了凡，让他每天有所反省，把自己做的好事坏事都记录下来。z后，他教袁了凡念“准提咒”，说如果念到烂熟于心的地步，就会有强大的感应。

于是，袁了凡按照云谷禅师的说法，重新规划了自己的人生。没过多久，他的命运就发生了变化。这本《了凡四训》，是他写给自己儿子的。在这本书里，袁了凡通过自身经历，讲述了命运可以透过修行改变，透过什么修行改变呢？透过持续不断地做好事来改变。

持续不断地做好事，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说法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大的创意，我们在佛教、儒家、基督教的典籍里，很容易找到类似说法。但是放在中国社会，袁了凡彰显了特别的价值，价值在于他把这个说法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在世俗生活层面，袁了凡是了不起的，因为他矫正了中国人日常生活里普遍存在的对命理风水的迷信，倡导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自己命运自己掌握的人生态度。

当人们普遍地向神佛、风水寻求帮助的时候，袁了凡极力向人们证明，真正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是自己的心念和行为。如果我们想要财富，想要名望，那就*成与财富名望相匹配的心态、思想、品德和能力。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真正保佑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所想所为。平安，源于内心。

三

袁了凡根据云谷禅师的开示，过上了修行的人生。首先是改过，就是矫正自己的行为，有所不为。其次是行善，就是不断地做好事。他分辨何为善何为恶，又细细列了十种善事。z后，讲了保持谦虚的重要性。

《了凡四训》是一部家训，一位父写给儿子以及子孙后代的人生教科书。写给子孙后代，无非是希望把自己z有价值的人生心得、经验告诉他们，帮助他们少走弯路，顺顺利利地把家族一代代传承下去。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价值观、生活方式等z能从家训里看出。

有名的家训比如南北朝时候的《颜氏家训》，近代的有曾国藩的家书。家训中的道理不像《庄子》《论语》之类偏于形而上的思辨，而是实实在在的处世之道，是一些实际的人生道理。又因是写给自己的子孙，希望他们有所获益，所以迷信层面的、怪力乱神的也很少，而是一些对普通人有帮助的方法论。

也因为是写给后代，就格外诚恳，拼着一切法子想把自己毕生的经验教训、一切的人生感悟教给孩子，希望他们过上好的生活。《了凡四训》在中国家训中的价值显得很突出，是因为他提倡的活法，在当时显得很励志。同时，他并不讳言追求富贵，而追求富贵的方法，不是厚黑学，不是权谋或神神鬼鬼，而是清净自己的心性以及在行动上持续不断地行善。这些，即使在的中国，仍然有正面的意义。

从佛学或老子、庄子的角度看，《了凡四训》显然不够究竟，也包含着有所求和无所求的深刻悖论。另外，就像中国所有的家训一样，把对安全感的追求，完全寄望于个人的心态、行为，却没有与制度层面的思考，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的缺憾。但不论怎样，作为一本生活方式的手册，这本书仍然值得一读，值得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加以运用，是一本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书。

袁了凡践行对善的信仰，心安理得地度过了一生。他原本号学海，为什么后来改叫了凡，《了凡四训》里有提到，读完你就明白了。袁先生不是什么大文豪，也不是什么大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只不过相较普通公务员，他有强烈的求知欲，他广泛涉猎哲学、天文、农学、水利等方面的知识，写了二十多部书。这些在古代中国，都算不上什么有利仕途的领域，所以，他的官不会当得太大，他的名望也不会很大。他做过宝坻县的县令，还做过军事官员出征朝鲜，当时的朝鲜正在遭受日本的侵略。

他一生中大多数时间，就是在自己家乡嘉善，读书、写书、教育子女，其著作中z有名的就是这本《了凡四训》，竟成传世之作。

四

回到我前面提过的那个朋友。2012年开始，突然不再请风水师了，而是每年拿出二十万捐给慈善机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些年来，以他自己的观察，单纯地相信某一个行为比如念佛、念咒语就能保佑自己是非常片面的。这样做的很多人，其实并没有得到什么保佑，该进监狱的不会因为念了佛就不进监狱。

上天是公正的，不是看你拜不拜，而是看你实际做了什么。z后，每个人都要为他自己的行为买单。钱是买不来神灵的保佑的，我们只能在自己的心念和行为里找到安心的路。所以，要修心。这是他几十年人生的z大体会。他说，他的改变还因为一本书，就是这本《了凡四训》。他又加了一句：

这本书里讲只要做好事就能求子得子，求富贵得富贵，他并不是很认同。如果做好事还要执着于求子求富贵，那么做好事会很累。

z好是，只做好事，莫问前程，心安就好。

费勇 

2017年2月14日

于广州

费勇教授评价袁了凡的《了凡四训》：

“因为是写给后代，就格外诚恳，拼着一切法子想把自己毕生的经验教训、一切的人生感悟教给孩子，希望他们过上好的生活。”

明代思想家袁了凡留给子孙的家训，以毕生学识、经历与感悟为根基，谆谆讲授“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道理。行善事、得善果——以入世心劝人向善、谋求磊落的生活，堪为一部历久弥新的生活方式手册。

曾国藩读后，感念书中“种种，譬如生”之言，为自己改号“涤生”，并且要求曾氏子侄必读此书；胡适奉此书为研究中国中古思想史的重要代表作；“民国四大高僧”中的印光、弘一师徒提倡诵读；日本阳明学家安冈正笃认为本书是“人生所能动的伟大学问”，建议天皇及首相视之为“治国宝典”；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自称从本书中得到人生顿悟。

袁了凡（1533 — 1606）

初名表，后改名黄，初号学海，后改了凡。明代思想家，著作涉及农业、历法、军事、音乐、几何、佛学等诸多领域。

费勇，学者、作家，1965年生于浙江，15岁考入高校，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昊达文化创始人、昊达生活方式研究院院长、唐宁书店联合创始人，并兼任暨南大学生活方式研究院联席院长、教授、博导。主要作品有《不焦虑的活法：金刚经修心课》等修心课系列，《人生真不如陶渊明那一杯酒》等生活方式相关著作，在大陆、台湾、韩国出版，连续多年入选凤凰网好书榜、网年度畅销书榜等多种榜单。